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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马迁《尚书》学说研究 汉武帝之前的汉代《尚书》学研究状况，今人能看到的仅有辑本《尚书大传》和《史记》所称说最为可信。司马迁《尚书》学说，集今古文各说兼而有之，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其撰作《史记》的称说中。司马迁《尚书》学之渊源极深，不仅曾从孔安国问《尚书》故，而且遍览中祕所藏。再者，司马迁作为太史令，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对具有政史性质的《尚书》之去取，要远胜于专守一经之学的《尚书》学大师。今试考论如下： （一）《史记》“多古文说”问题。 《汉书·儒林传》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段玉裁谓此“说”当为说义，非谓文字。其在《古文尚书撰异》<序>中说：“……马氏偶有古文说而已。《汉书·儒林传》曰‘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按此谓诸篇有古文说耳，非谓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经异义》每云古某说、今某说，皆谓其义，非谓其文字。”司马迁撰著《史记》偶有古文说，反向思维，就是说司马迁也用今文说，今、古文说兼采，段氏谓司马迁“偶有古文说”，理是。 《史记》载《尧典》、《洪范》用古文义举例。《尚书大传·虞夏传》有：“尧推尊舜，属诸侯，致天下于大麓之野。”郑玄注说：“山足曰麓，麓者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诸侯，则为坛国之外，尧聚诸侯，命舜陟位居摄，致天下之事，使大禄之。”此为今文说。《史记·五帝本纪》说：“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史记》不云大禄万几之政，与今文《尚书大传》异，可知《史记》此处用古文说。《尚书大传·周传》载记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前，其文说：“武王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受封在陈《洪范》之后，其文说：“既陈《范》，于是乃封箕子于朝鲜。”《尚书大传》为今文说，《史记》与之不同，当采用古文说。 《史记》载《金縢》用今文义举例。如今本《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大传》说：“成王幼，在襁褓，”此为今文说。谯周《五经然否论》说：“《古文尚书说》：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史记》此处异乎古文说，当为用今文说。再如《尚书大传》以为《金縢》“秋，大熟”以下至篇末，记周公薨后事，其文说：“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卒后，秋末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此处与《尚书大传》说义相同，可知司马迁用今文说。 由上观之，司马迁《史记》采用诠解《尚书》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班固所说“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并未精准，皮锡瑞《经学通论》谓此明此五篇以外一皆今文经说，亦不确。诸家论司马迁《史记》之《尚书》说用欧阳、两夏侯三家义，亦误。残卷《五经异义》载今文欧阳、夏侯《尚书》说义与《史记》之《尚书》说比较，皆不合。 （二）《史记》因袭《书序》问题。 《史记》因袭《书序》涉及今、古文篇目问题。《史记》称述《书序》，亦兼采今、古文。《史记》称述《书序》用《古文尚书》篇目者有：女鸠、女房、仲□作诰、异母同颖、薄姑、鲁天子之命；其对应今文《尚书》家本分别为：汝鸠、汝方、仲虺作诰、异畝同颖、蒲姑、旅天子之命。《史记》称述《书序》用今文《尚书》篇目者有：毋逸、臩命、甫刑、肸誓；其对应《古文尚书》本分别为：无逸、冏命、吕刑、费誓。 《史记》因袭《书序》文本问题。《史记》照录《书序》文，涉及五十六目，即《夏社》、《明居》、《咸有一德》、《五子之歌》、《汤征》、《帝告》、《汝鸠》、《汝方》、《嘉禾》、《仲丁》、《河亶甲》、《祖乙》、《甘誓》、《胤征》、《汤誓》、《典宝》、《汤诰》、《伊训》、《肆命》、《徂后》、《沃丁》、《高宗肜日》、《牧誓》、《武成》、《大诰》、《微子之命》、《康诰》、《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周官》、《顾命》、《康王之诰》、《毕命》、《仲虺之诰》、《太甲》、《咸乂》、《泰誓》、《归禾》、《无逸》、《贿肃慎之命》、《冏命》、《吕刑》、《费誓》、《分器》、《伊陟》、《说命》、《成王政》、《将蒲姑》、《亳姑》、《盘庚》、《文侯之命》、《秦誓》。据《书序》所存篇目，因知其篇目而记之，且据本经述其义与《书序》相合者，有《酒诰》、《梓材》二目。《书序》亡佚，史迁未见原序文，但据《书序》所存篇目，因知其篇目而只记此篇目者，有《九共》、《槀飫》、《厘沃》、《疑至》、《臣扈》、《原命》、《高宗之训》七目。据经本文述义不及篇名者，有《尧典》、《皋陶谟》、《禹贡》、《西伯戡黎》、《微子》、《洪范》、《金縢》七目。又有《史记》据《左传》述蔡仲事同《书序》但不及篇名者，《蔡仲之命》一目。《书序》有而《史记》述义不及亦未引篇目者，仅《舜典》、《汨作》、《大禹谟》、《益稷》、《旅契》、《旅巢命》、《君陈》、《君牙》八目八篇而已。 《史记》因袭《书序》篇次问题。《史记》因袭《书序》篇次有与《书序》小异者，计有：《史记》为《典宝》次《夏社》前，《书序》为《典宝》次《夏社》后；《史记》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前，《书序》为《咸有一德》次《明居》、《太甲》后；《史记》为《君奭》次《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前，《书序》为《君奭》次《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后；《史记》为《周官》次《立政》前，《书序》为《立政》次《周官》前；《史记》为《费誓》次《吕刑》、《文侯之命》前，《书序》为《费誓》次《吕刑》、《文侯之命》后。程元敏说：“稽考异同五篇，知《史记》得正次者《典宝》、《周官》、《费誓》，可正《伪孔本书序》之失次；《书序》得正次者，《咸有一德》、《君奭》，则可援以匡正史误也。” （三）《史记》论述孔子与《尚书》经、传关系问题。 旧称司马迁始称《书序》为孔子所作。其实，《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孔子“序《书传》”，其义实谓编次《尚书》，非别撰《书传》或《书序》。《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尚书》本经称“传”者，先秦时已有之，《荀子·君子》篇曾引《秦誓》篇就作“传曰”。“序《书传》”与此段话的下文“编次其事”是互文关系，序，即编次；上纪唐、虞之际，即谓孔子编次《尚书》始自《尧典》篇，《尧典》篇正纪唐虞之际史事；下至秦缪，即谓孔子编次《尚书》讫于《秦誓》篇，《秦誓》篇正纪秦缪公史事。 《史记·三代世表序》所谓“序《尚书》”，其义亦谓编次《尚书》，非别撰《书序》。《三代世表序》说：“太史公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不可录。故疑则传疑。”此处“序《尚书》”与其上文“次《春秋》”对举，序、次互文，序《尚书》即编次《尚书》。“略无年月”与上文“纪元年，正时日月”相对举，《春秋》按鲁史记年月日时比较完备，而今传《尚书》廿九篇本经纪年、月、日全者极少。较完整者仅有二篇：《召诰》纪年、月、日，其文为：“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洛诰》纪年、月、日，其文为：“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戊辰，……在十有二月，……惟七年。”纪月、日而缺年者，仅《顾命》、《康诰》、《多方》、逸《武成》四篇，《顾命》文为：“惟四月，哉生魄。……甲子。……越翼日乙丑。丁卯。……越七日癸酉。”《康诰》文为：“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文为：“惟五月丁亥。”逸《武成》文为：“惟一月王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洪范》纪年而不纪月、日，其文为：“惟十有三祀”。《皋陶谟》、《牧誓》纪日而缺年、月，《皋陶谟》文为：“辛王癸甲”、《牧誓》文为：“时甲子昧爽”。可见，“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缺”，与《尚书》文记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正是就《尚书》而言的，序《尚书》，就是编次《尚书》，非为《尚书》作《序》。 《史记·儒林传》又有所谓“论次”《书》的说法，其义亦谓编次《尚书》，非它指。《儒林传》说：“太史公曰……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处“论次《诗》”与“《雅》、《颂》各得其所”语相互应，可知是论次《诗》本经与《诗》乐，非言孔子论次《诗传》；以之推度“论次”《书》义，亦当为论次《尚书》篇章，非言孔子论次《尚书序》。 《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也，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又《汉书·儒林传》说：“孔子……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纂《书》、叙《书》，其义一也，与《史记》所云“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意旨相同，皆谓编次《尚书》本经，并非谓孔子撰著《书序》或《书传》。 （四）《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问题。 《太史公自序》为《史记》一百三十篇中的最后一篇，其要旨在叙说撰作《史记》的体系与体例。该篇从多个层面都对《书序》有所模仿。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为某事作某”行文体例。俞樾《湖楼笔谈》卷三说：“纪事之体，本于《尚书》，故太史公作《自序》一篇，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表、某书、某世家、某列传’，犹《尚书》之有《序》也。古人之文，其体裁必有所自。”《太史公自序》叙述一百三十篇目之要旨时，上文述某事，下文乃结言作某文，确如俞樾所云，实仿《书序》行文之体例。现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例，各举一行文如下：《太史公自序》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道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太史公自序》说：“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易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太史公自序》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遍检《太史公自序》各条目，仅有一例不合《书序》体例者，即“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用“故详著”代“作”，不合体例。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作某篇第几”体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作某篇”于下增序数“第几”体例，并将其统为长文一大篇，一如《书序》。如“作《礼书》第一”、“作《乐书》第二”、“作《伍子胥列传》第六”、“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序略……第七十”等等，无一例外。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上、下两序相顾为文体例。《书序》各篇，上、下两序常相顾为文，如《汤誓序》“汤伐桀，……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继以《典宝序》“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复有《夏社序》“汤既胜夏”；《洪范序》“武王胜殷杀受”，下《分器序》承之说“武王既胜殷”；《大诰序》“成王将黜殷”，下《微子之命序》承之说“成王既黜殷命”；《召诰序》“成王……使召公先相宅”，《洛诰序》承之说“召公既相宅”等等，各序文脉贯连，事迹相因，极便畅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仿之，因全书一百三十篇被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类，故有时上、下两序文脉事迹，未必皆能贯连，当在情理之中。 《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殿全书之末体例。秦汉时，序录统缀于编末是惯例，如《易·序卦》、《逸周书·序》、《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论衡·自纪》等等。先秦、两汉时期的《书序》亦如是，总为一大编置于全经之未。《史记·太史公自序》模仿《书序》体例编制，亦总系全书之后，作为末卷，即第一百三十卷。 作者简介： 陆振慧，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近年来主要从事《尚书》学研究； 马士远，中国古代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时期的断代《尚书》学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