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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最初是由上古史官们开始的。孔子站在前代史官对《书》一类文献整理的已有成果及已有整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书》进行了整理。孔门弟子有多人在孔子所整理之《书》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孟子又在孔子整理之《书》的基础上，按照其所处的时代要求和自我思想主张对《书》再一次进行了儒学意义上的整理、润色与加工。诸次对《书》所进行的整理加工，不仅体现了《书》之儒学化的早期嬗变，而且也促成了儒家《书》教观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书》；儒家学派；《书》教观 《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最初是由上古的史官开始的，孔子站在前代史官对《书》一类文献整理的已有成果及已有整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书》进行了整理，孔子门人弟子有多人在孔子所整理之《书》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孟子又在孔子整理之《书》的基础上，按照其所处的时代要求和自我思想主张对《书》再一次进行了儒学意义上的整理、润色与加工。要想准确地把握孔子、孟子等先汉儒者与《书》的关系，就必须用发展联系的观点探讨《书》的早期存在和流变历程。 一、早期史官对《书》一类文献的整理 南昌大学国学院程水金先生在其《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一书中提出：先秦史官文化在渐次趋于成熟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传世与不朽意念之产生的阶段；二是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阶段；三是历史反思探求公理的阶段。在史官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史官散文，也同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周代彝器铭文为代表的体现传世与不朽意念的肇始阶段，以《尚书》、《逸周书》及《国语》为代表的反映搜检历史寻觅古鉴的发展阶段，以“《春秋》三传”为代表的表现历史反思、探求社会公理的成熟阶段。 以其观点而言，《尚书》当产生于“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第二阶段。史实也确实如此，从文献反映的史实角度来看，我国古代对文书档案的制作、保存早已有之，王国维先生谓“史”字为“持书之人”，史官为“掌书之官”，金毓黻谓“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史官所掌之书即为“官府之档案”。王、金所说甚是，《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说，殷代卜辞中也常出现“乍册”、“册”等记录，这些都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作“册”、存“册”的传统已经形成，周代史官拟定册命、祝文、盟书、载记大事要事、帝王言行的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周代称“史”之官如大史、内史、小史、外史、御史等的职责大都涉及文辞记事。《尚书》中的大部分篇章，其原始存在状态为尘封在密室里的文件档案，史官在完成所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搜缀既往，寻觅古鉴”的意识，自然就涉及到援例性的以事为鉴，《尚书》一类的原始文献由此而走出了尘封的王室档案。 程水金进一步指出：《尚书》、《逸周书》等是“在西周末年的厉、宣、幽、平之世，以西周初年的鉴古意识为基础，搜缀既往、寻觅古鉴思想前提下的产物，其编纂之目的，或鉴于当世，或戒于将来；因此，一部《尚书》多为训诫谏说之辞，其行文体例乃就事析理，且往往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以期于事简而理明。”此说将传统《书》之结集年代向上推移了不少。考之文献，其说有一定的理据，由最初的巫史同源向执事之史的演变之痕迹在文献中是很多的，史官制作册、典、祝、命等文书为当下神教、行政服务，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如制作册祝的有《尚书·金縢》“史乃册祝曰……”等，制作册命的有《刺鼎》“王呼作命内史册命刺。”《师兑敦》“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尚书·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就应是由巫向史的发展演变轨迹。对执事之史而言，保存已有典册、诰命、盟誓等官府档案为当下或将来行政以资借鉴，更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如《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上》“赋事行刑，必问於遗训而咨於故实。”《周语下》“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至此，行政日益依赖于文书、档案的传统逐渐形成，执事之史开始向“掌官书以赞治”的“胥吏之史”演变。“掌官书以赞治”的胥吏之史的产生，最终促进了史官文化的崛起，最早的《尚书》结集本当出于这些“掌官书以赞治”的“胥吏之史”。 出于“掌官书以赞治”的史官之手的《书》、《周志》等一类古籍在其定型过程中，曾经历了具有鉴古意识的史官的抉择与整理加工，“一部《尚书》多为训诫谏说之辞，其行文体例乃就事析理，且往往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以期于事简而理明”的特征，足以证明其文本确实经过了文学意味的加工与整理。胥吏之史在为将来行政以资借鉴之目的的驱动下，还要拿这些古代的文书档案来对太子、国子等未来的统治者进行教育，同样也需要进行加工与整理，而不能不分主次地随手拈来就用。这些最初的《书》、《周志》一类的结集本在官方教育过程中在上层社会里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仅在周王朝内的上层得以普及，而且在侯国也是如此，如《左传·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话曾提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曹道衡、刘跃进认为这里的《令》当即“命”，《训典》当即《尧典》、《伊训》等，“故指《书》，因为《书》本即‘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如果曹、刘之说确实符合史实的话，那么这则文献不仅说明早在孔子之前，一些诸侯国可能已存有不同的《书》之文献，而且也说明在孔子之前确实存有“以《书》为教”的官方行为。 无论是出于“掌官书以赞治”的目的，还是出于塑造未来统治者文化品格的需要，在《书》的早期取舍与传播过程中，势必都体现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必然符合在夏、商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周文化的基本要求，必然经历了以西周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上古文化的洗礼，这种洗礼既包括不同篇目的取舍，亦包括文本意义上的文学意味的加工。篇目的取舍，我们无从得知，但文学意味的加工，却可以从古代史家之诵的有关文献中略知一二。 《禹贡》篇属于《尚书·夏书》，目前学界多认为此篇不是成于一人一时，孔颖达《尚书正义》云：“此篇史述时事，非是应对言语，当是水土既治，史既录此篇。”孔氏认为《禹贡》出自史官所录，颇有见地。《禹贡》前部分把全国的情况按九州分别加以介绍，每州的叙述顺序西安是四至，接着是水利治理情况、土质的等次、赋税的等级，最后是进贡的物品和进贡的路线；语句以四言为主，节奏感很强，有的段略还叶韵，音韵铿锵。伏俊琏由此认为此篇“表现了早期史官之诵的形式，大约是西周瞽史诵给国子听的。”按：认为《禹贡》篇的前半部分表现了早期史官之诵的形式是对的，但就整篇文本来看，前后语言风格不尽相同，为人加工整理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再如，《洪范》篇，早期文献将其归入《尚书·商书》，秦以后的文献却将其归属于《尚书·周书》，无论其归属怎样，都改变不了其内容是陈述治国大法的实质，其内容分为九个部分，即“洪范九畴”。同《禹贡》篇一样，学界也多认为此篇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但为史家所记当为事实，该篇是以箕子口气讲述的，箕子曾佯狂以避害，佯狂后以唱诵为主，已暗含了此篇的唱诵性质，事实上，《洪范》通篇叶韵，节奏感强，确实是一篇韵诵文体。如其第五条的一段文本：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此外，据伏俊琏考证，与《尚书》具有同类性质的《逸周书》中的《太子晋》、《周祝》两篇为瞽矇“诵”的底本，《允文》、《小明武》两篇的文本也是叶韵的。这些用韵的文体表现形式，不可能是其原始文本状态，其间必定经历了垄断文化的上层史官的纠词正音的加工与改动。 总之，周王朝的史官们为了寻求保国、治民的要术，为了培养周王朝未来的接班人，都需要以古为鉴，以古为教，促成了《书》的结集与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有关文本的润色加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