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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对《书》的整理及其《书》教观的初步形成 今存《尚书》是按儒家思想经过很长的编纂、整理、改动、增删后所存的结果，在这一编纂、整理、改动、增删过程中，孔子具有肇始之功。《尚书》作为中华元典之一，在其传播过程中并非完全是依靠统治者或儒家个别圣贤的提倡与支持，如果没有其自身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如果没有其道德准则的普适性，单靠外力是无法在几千年中始终保持其神圣的经典地位的。《尚书》自身所具有的这种道德准则的普适性和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对孔子同样具有吸引力，在日常教学、生活、政治实践中，孔子非常重视《尚书》，“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即使厄于陈、蔡之际，仍然读《书》不倦：“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即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诗》、《书》习礼乐不休。”孔子本人也自云：“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足见《尚书》与孔子确实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尚书》是孔子构建其系统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在对《尚书》的接受中丰富了其创派立说的思想基础，但据传世文献记载，孔子不仅以《书》教授弟子门人，而且还删过《书》，作过《书序》，并且首称《尚书》之名，这些记载曾引起了后人的争议，至今学界仍莫衷一是。我们先来看其删《书》说，至于作《书序》、称《尚书》之名等问题，留待其它章节再考证。 孔子删《书》说有以下记载，《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汉书·艺文志》云：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书纬·璇玑钤》云： 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比较三者，《书纬·璇玑钤》为汉代的纬书，其说自不可信，而《汉书》之说是建立在汉代《书》经学者之说和《史记》之说基础上的，“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是汉儒的普遍观点，只有《史记》去古未远，其说也较为可信。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已被大量先秦文献所证实；至于“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不管“序书传”指是序《书》、《传》，还是序《书传》，至少都与《书》有关，而“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之说，显然是一种时间断限，这种上、下断限就是一种取舍，因此，我们断定孔子确曾删过《书》，至少把其看到的《书》中的秦缪以后的篇目删去了；“编次其事”，估计是紧接其前的时间断限而言的，笔者认为其意是指，孔子把唐虞至秦缪之间的《书》篇按时间先后顺序或按朝代先后顺序进行了编次。 据王蒨考证，孔子“修”《书》当有两次，第一次以整理加工文本为主，第二次以撰《书传》为主，第一次在其四十三岁至五十一岁之间。[13]（P167）孔子当时整理《尚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存上古文献，而是为了利用《尚书》藏往知来的特性，即其所蕴含的“道”与“德”的普适性来宣扬和践行其政治教化之主张，故在其对《书》的整理过程中，不单单是以时间为断限进行取舍，亦理应按篇目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是否具有“道”与“德”的普适性来抉择，那些可以观“义”、观“仁”、观“诫”、观“度”、观“事”、观“治”、观“美”的篇目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与“义”、“仁”、“诫”、“度”、“事”、“治”、“美”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篇目，便被排除在作为教材而用的《书》之外。这种抉择取舍以其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性为标准，反映到文学层面上就是，《尚书》原有的篇目文本作为已有的文学史料，孔子是按其所蕴含的思想性为准则进行删取的，其中暗含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选本批评的思想，虽然孔子在当时还未有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观念。 《诗》以韵文为表现形式，《书》以散文为表现形式，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而且二者文本都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故孔子施教以《诗》、《书》为先，并在其施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诗》教观和《书》教观。“《书》教”一词是与“《诗》教”一词同时由孔子提出的，《礼记·经解》中都有如下记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在愚，《书》之失在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教者也；……” 《孔子家语·问玉》篇亦有同样的记载，孔子把《尚书》的教化功能定位为“疏通知远”，可以说是准确地把握住了《尚书》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超越性，综观传世本《尚书》的核心内容，其主体是虞、夏、商、周时期的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时期雄主能臣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华先民智慧的结晶，这里不仅有对唐舜禅让的赞美、对汤武革命的称颂，亦有对明主贤臣的标榜、对民瘼冷暖的关注，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促使王朝兴替、历史巨变的底因，以古鉴今，甚至能为后世立法，而且可以学到修身理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的司马迁对孔子“疏通知远”的《书》教观领悟得最为深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说是孔子《书》教观最好的注脚。 孔子的《书》教观除疏通知远之外，还具体地体现在其论《书》之中。《艺文类聚》六十四引《尚书大传》有如下一条孔子与子夏论《书》的记载： 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然若日月，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外纪》卷九引《尚书大传》与此基本一致，不过比上文多了孔子对子夏的评价和孔子回答颜回的话，与《韩诗外传》、《孔丛子》所载相一致，其多出的一段文本如下： 夫子偢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颜回曰：“何谓也？”孔子曰：“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 由这两则文献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孔子《书》教观的基本主张。子夏受之于夫子且志之弗敢忘的“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正与《礼记·经解》和《孔子家语·问玉》两篇孔子提出的“疏通知远”的《书》教观是一致的。这肯定是孔子《书》教的基本观点之一，但在孔子看来，这只不过是《书》之“表”。后来孔子经过“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又发现了《书》篇有“七观”之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才是《书》之“里”，这是孔子《书》教观中最为本质的内容。义、仁、戒、度、事、治、美七者实为孔子实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张，由此足见《书》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起着核心作用，孔子的《书》教思想对后世儒家学说影响甚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