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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这两种看法都明显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第二种看法显得还较有同情味。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中国通常很真诚，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制度和政治实践时所用的语言就可以了。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词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加以发挥。 或许我们已经到了抛弃陈旧民主观念的时候了。比如，我们应当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促进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民主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当认为，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我们应当认为，人权不必非要先写在遥不可即的天际，然后才宣称在地上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应当认为，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群的生活理想，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按不同的节奏与时间表运行；诸如此类的崭新视角都要求西方人不应该再要求中国人既接受民主婴儿，又接受肮脏的洗澡水。 当代著名学者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经说过，传统同我们先人的民主思想血脉相系，也意味着对我们朦胧的祖先，对他们曾经作出的努力，以及在今天可能继续发生的影响表示赞同。今天，我们将做这样一种尝试，也就是，我们打算通过美国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眼光，结合他关于人类社群的思想，对中国“先人的民主”(democracy of the dead)进行考察。我们的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理想，而杜威自己的国家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们相信，在未来东西文化进一步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接近杜威的社群主义民主视野。 一、民主化的动力 儒家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社群的民主思想，而不是政治或政府本身。我们和杜威一样，认为贯彻民主的主要障碍在于，将民主理想与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尤其是当这种政治制度很虚伪地声称它体现了民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政府是几乎无法充当民主的领头人的，尽管政府总是卷入民主化的进程。每当政府试图充当迈向民主的领头人时，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设计的民主模式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流产。 在当今世界上，许多人期望中国国内出现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在西方，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数是具有使命感的资本家，还有主张进行自由式民主改革的人。在他们看来，民主制度的变革理应沿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继续向前发展，但是，我们要说，其实民主制度的改革并不见得存在非要这么做不可的充足理由。 在儒家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发展亚洲民主模式的思想资源。在提出儒家民主主义时，我们并不将其限定为仅仅具有“亚洲特色”的民主。我们认为，发展儒家民主主义不仅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正是由于儒家民主主义必使双方受益，所以提倡儒家民主主义可以提升中国民主的希望。可以这样说，儒家民主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在今天还很有希望实现。 二、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 现在，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中国民主思想的典籍资源，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有关的社群观点入手，我们将要看到，在儒家思想传统中，有许多思想与美国民主包含的社群主义原则是一致的。 社群主义者麦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本着杜威的思想精神，认真考察了本世纪后半叶美国民主的重建。在界定何谓“公善”(commongood)时，桑德尔提出以小“r”打头的共和主义(small“r”republicanism)，认为这个自由有助于界定什么是公善，因为共和主义自由的前提正是一个成形的公民社会。在这一公民社会中，公民都努力培养为达到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在此过程中，个人对社群的归属感不断加强。由此可见，在共享的自治社群里，自由(liberty)是通过个人对社群的完全参与表现出来的。 在共享的社群中，个人对自由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拘束”(the absence of constraints)的层面上。社群主义民主认为，个人的自由身份意味着在社群中成长，并在社群需要时随时修正个体的行为。在社群需要时，能够随时修正个体行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这样一种社群主义自由概念已经不再对美国的民主起推进作用。由于企业文化与国家政府的双重扩张，曾经缓冲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组织机制被削弱了。曾几何时，象家庭、居民区、学校、工会、社区俱乐部和教区都曾经在教育公民遵守社会文明公德方面起过较大的作用。可是今天，就公民自由而言，个人自由身份已经成了公民选择自己目标时的单一能力。 现在，美国民主变得越来越程式化和中立化，其目的仅仅在于确保一种权利框架，在这一权利框架中，人们有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目标的自由。原则上说，政府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人民对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概念化的自由给社会留下一个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带有偏狭性质的说教迅速乘虚而入，比如，自卫组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反堕胎主义，新纳粹主义，白人优越主义，有组织的恋童癖，等等。 桑德尔的分析表明，有两种观点通常被认为与公民对自由的理解背道而驰。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已经变得极为复杂，地方自治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公民遵守社会公德就必然要牺牲个人自由，而且这种个人自由的牺牲常常是在强制状态下实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