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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颜炳罡 孔子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理论原型的奠基人。孔子研究是建国以来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孔子评价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术界对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评价。回顾50年来的中国大陆的孔子研究，可分为两大时期，四个阶段：1949年至1976年为第一时期，1976年至1999年为第二时期；四个阶段为：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6年为第二阶段，1976年至1989年为第三阶段，1989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这四阶段先后继起，首尾相连，展现了50年来孔子研究的历史轨迹。 一 自1949年大陆解放到1966年“文革”兴起是孔子研究的第一阶段，学习、接受、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孔子是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50年代初期，孔子研究比较沉寂，50年代中后期，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善。1959年至1962年尤其是1962年是建国后孔子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吉林、广东、上海、山东、安徽、曲阜等地先后举办孔子学术研讨会，使孔子研究空前活跃。1962年11月6日至12日在济南召开的孔子学术研讨会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孔子学术会议，来自全国16个省、市，160多位老年和青年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就孔子的阶级归属、孔子的中心思想、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孔子在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次学术会议成为孔子研究的转折点。在此以前，孔子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属正常的学术争鸣，从此以后，孔子研究逐渐带上政治色彩且愈来愈来浓，对孔子评价高低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发展至1966年，“文革”兴起，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这一阶段结束。 这一时期孔子研究的主要方法是阶级分析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指出孔子时代的社会性质，为孔子划定阶级成份，进而评定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作用是学者们主要任务。故一时间，孔子的阶级归属众说纷起，什么封建领主说，新兴地主说，没落的最下层的小领主说，没落奴隶主说，平民说，士阶层说，人民说，乱党说乃至奴隶说等等，不一而足。在判定孔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学者看来，孔子的一切主张都是反动的，落后的，而判定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学者则认为孔子的学说是进步的乃至是革命的。按照阶级分析法，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思想学说和思想体系，谁把孔子的原理、学说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都被视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尽管这一时期的孔子研究只停留定性层面，但仍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的：其一是冯友兰的《论孔子》，如果抛却该文的新兴地主阶级等政治术语不谈，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所包含的真知灼见，譬如该文分析孔子“仁”就很有见底：“‘仁’要求人们承认于‘己’之外，还有与己相对的别人，它要求人互相承认对方有独立的意志，有与自己相同的人格。”“仁人是有感情、欲望的活生生的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仁”“天”是统一的。他甚至认为孔子思想中含有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因素。冯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再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进而指出：孔子的“爱人”是超阶级的。他说，孔子所说的“爱人”就其普遍性的形式说，是超阶级的爱。但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爱的事实是没有的，但超阶级的爱的言论和主张是有的。十分清楚，这是为孔子和儒家的“常道”性格辩护。其二是高赞非先生1962年5月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该文将仁的意义分为三层：指出仁的一般意义是“爱人”，是人道主义精神；仁的特殊意义乃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是孔子所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仁的更本质意义是孔子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说：“仁是我国历史上一种伟大的思想。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它的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表现，它的自强不息的现实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爱护人民的主张，可以说都是孔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其三是张弓《略论孔子教育思想》一文，该文指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是具体规范，“正名”是方法，而“孝悌”是基础，“礼”是维护封建贵族阶级内部秩序的具体行动规范，“仁”是孔子特别提出作为“礼”新生命的。张先生这一说法力图寻求孔子思想的体系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这一时期，关锋、林聿时的孔子研究发挥了导向作用，他们著文先后批判了冯友兰、高赞非、刘节、严北溟、曹汉奇等人，并迫使一些人作出自我批评。尽管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存有沦为政治附庸的倾向，但和“文革”时期相比仍有差别。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对孔子的阶级属性及其政治倾向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学者仍然承认孔子是我们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私人讲学制度的创始人，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期间，对孔子根本谈不上学术研究，孔子完全被政治化了，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的煽动下，造反派在曲阜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揪斗了一批在正常的学术研究中为孔子做过公正评价的学者，砸烂了三孔古迹，给孔子文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延至1974年，“四人帮”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批孔运动。这场运动对孔子竭尽诬蔑、歪曲、栽赃之能事，诬蔑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中庸之道是折衷主义等等。他们不仅批孔，而且还批尊孔，认为一切反动派，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尊孔的，相反，一切进步势力、革命派都是反孔的，尊孔的就是反革命，反孔就是革命。反孔还是尊孔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从远处说，这场前所未有的反孔运动是五四以来反孔思潮的极端行为表现，从近处说，它是建国以来学术不断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二 1976年至1989年，清算、反省、复苏、再研究、再评价成为这一时期孔子研究主调。孔子研究在经历了十年政治文化的噩梦之后，开始了清算“四人帮”的帮用史学，影射史学，医治十年动乱给孔子研究带来的伤痛的历程。一时间，孔子要平反，孔家店要打倒，孔子再研究，孔子再评价成为学术界的热衷话题。 1978年第8期，《历史研究》发表了庞朴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揭开了从学理的角度重新评价孔子思想的序幕。庞先生指出：“在哲学上，孔子是唯心主义者”，但“他提出了‘多闻多见’、‘博学切问’、学思结合、‘温故知新’，以及反对主观成见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有关认识过程的许多著名论点，它们是符合唯物主义精神的。”“孔子有折衷主义，尤其就整个体系来说，更有这种错误。但‘过犹不及’的著名论题是辩证的、在教学中孔子也运用了某些辩证的方法。”庞先生在回顾了自五四以来一切极端批孔运动后指出，那种不作客观分析、片面、极端地批判，根本不能制服孔子。制服孔子思想的办法，是从它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庞先生的文章虽说仍未能超越60年代对孔子思想的定性研究，虽说仍带有某种历史的惯性，仍然认为研究孔子思想是为了制服孔子思想，但他肯定孔子思想的复杂性，肯定孔子思想中有合理因素，这是该文的价值。 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在太原召开，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界的一次空前盛会，如何评价孔子是会议的重要议题。张岱年先生为大会提交的《孔子哲学解析》一文反映了大会对孔子的重视。他说：“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尊孔’固不足以骗取人心；‘反孔’亦不足伪装革命。因而有可能对于孔子进行科学的事实求是的讨论了。”他论述了孔子思想的特点：即“述古而非复古”；“尊君而不主独裁”；“信天而怀疑鬼神”；“信命而超脱生死”；“标仁智以统礼乐”；“道中庸而疾必固”；“悬生知而重闻见”；“宣正名以不苟言”；“重德教而卑农稼”；“综旧典而开新风”。张先生的对孔子研究基本上跳出了几十年来的固定格式，力图还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了李泽厚先生《孔子再评价》一文，是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先生认为，孔子在中国哲学史的创举是以“仁”释“礼”，将社会外在的规范化为内在的自觉，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始基。他认为仁有四个层面：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四个层面相互制约，构成有机整体，其精神特征为“实践（用）理性”。是文既能深入孔子学说内部寻求其逻辑结构，又能将孔子放到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见其作用，深化了孔子研究。 这一阶段孔子研究的最大成果是1985年3月由齐鲁书社出版，匡亚明先生主持完成的《孔子评传》，这是建国以来孔子研究中最为系统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孔子研究中强调三个区别：（一）将真孔子和假孔子加以区别，亦即把孔子思想本身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加以吹捧、歪曲和附益的东西加以区别。（二）把真孔子思想本身中所含有的封建性、保守性的消极因素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加以区别。（三）即使在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中，也要把那些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建设精神文明直接有利的东西和只做参考借鉴的东西加以区别。该书主张三分法：一是对孔子思想中直接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东西必须彻底批判；二是对孔子思想中远见的智慧或这种智慧的萌芽的东西给予认真的批判和清理，做到“古为今用”；三是凡孔子思想中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都应予以继承和发展。该书指出孔子思想的四个特征：一是二重性，即保守性与积极性、封建性与民主性共存；二是多面性，即孔子思想中有唯心主义的因素，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三是略于“天道”，详于“人道”；四是仁为中心。 纵观这一阶段的孔子研究，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摆脱了教条化、公式化、政治化的倾向，走向理性化、科学化和客观化，把孔子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还历史本来面目是这一阶段孔子研究的总特征。 三 1989年至今，为孔子研究的第四阶段。政府关注孔子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孔子研究的一道耀眼光线。1989年10月7日至10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孔子诞辰2540年盛大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20多个国家，300多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出席会议，政协副主席谷牧在会上致词，江泽民总书记接见部分与会学者。1992年6月底，由中华孔子学会、四川孔子研究会举办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德阳召开，四川省的一些老领导出席会议。1994年10月5日至8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诞辰2545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政协副主席谷牧出席纪念大会，并在会上讲话，江泽民总书记接见部分与会学者。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学者参与学术活动，会上，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孟学会、韩国儒教会等组织联合发起并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 最近十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主要奠基者，他的思想与学说为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孔子本身转移到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与现代化关系尤为学者关注。有的学者认为儒学与现代化存有尖锐的矛盾，儒家思想的流毒依然存在，并以新样式出现，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中的精华与现代化不仅不矛盾，而且对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更有学者认为，儒学需要现代化，现代化需要儒学。实现现代化，发展市场经济，不讲仁义礼智信，就会重蹈西方的覆辙，仁义礼智信不现代化，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就没有生命力。 与这一思想倾向相应，当代新儒学研究成为这一阶段重要的学术热点。当代新儒家学者的各种论集不断问世，大量研究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一批高质量研究专著不断出版，学术会议在各地召开。1993年在杭州召开马一浮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夏，四川宜宾召开唐君毅国际学术会议，武汉召开徐复观国际学术会议，1998年9月，由海峡两岸共同主办“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是当代新儒学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50年来的孔子及儒学研究的四个阶段可合为两大时期，1949年至1976年为第一时期，1976年至今可为第二时期。前一时期，是孔子及儒学研究逐渐被政治化的时期，至“文革”，这种政治化登峰造极，造成了学术与政治两败俱伤的可悲下场。后一时期，是孔子与儒学研究逐步走出泛政治主义的笼罩，呈现出开放、多元、国际化局面的时期，研究焦点由孔子扩展至儒学，再由儒学扩展至整个中国文化，进而实现中国文化研究在21世纪的全面繁荣是50年来这一研究的基本逻辑趋向。 （《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