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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唐都学刊》1999年7月 王元林 参加讨论

    边疆固然重要,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关系社稷的安危。纵横家对之亦倍加留意。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阻”。[2](《战国策·魏策一》)如此地形,为“故战场也”。齐、赵、韩、楚四面攻击,魏必将四分五裂。一针见血,言中魏地形的缺限。秦“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且“断长续短,方数千里”。[2](《战国策·秦策一》)其优越地理形势可见一斑。“负海之国”的齐,偏居一隅,西有长城“巨防”。就是南有河漳、西有太行、东有清河的赵国,腹地坦荡宽广,张仪等纵横家抓住赵的地形特点,以秦一军塞午道,一军屯成皋,另一军屯渑池,让韩魏臣服,齐渡清河,使赵四境无险可依,只有俯首听命。[2](《战国策·赵策二》)如此抓住各国地形大势,避险就夷,所向披靡。正如《兵家要领·逆战篇》所云:“所谓知地形之可以知战胜者也。”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塞要隘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楚方城、齐巨防及其他各国的长城,天下雄关险塞诸如函谷关、武关、阳关、榆关、鲁关、商阪塞、汾陉塞、冥塞等,黄河津渡龙门、临晋、孟津、津、宿胥等,都是纵横家倍注的焦点所在。“塞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2](《战国策·秦策一》)“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2](《战国策·齐策一》)关隘险塞屡屡见于纵横家游说词中。纵横家注重这些关塞作用,增加了游说的说服力。黄河贯穿魏国全境,黄河津渡无疑成为魏的要塞。“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2](《战国策·魏策一》)如此深刻分析地理要害,怎能不使君主们心悦诚服地听信纵横之策呢?
    城池的得失关系着疆域的盈缩。纵横家对重要城池的地理作用颇有见地,分析透彻精辟。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成皋(今河南荥阳境)、轵(今河南济源南)、邯郸(今地)等城池位置的重要自不待言。“梁者,山东之要也”,其地为“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地也”,[2](《战国策·魏策一》)以梁为蛇身作比,使魏都的军事重要性跃然纸上。东方要地阳晋(今山东郓城西),与宋(今河南商丘)、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亢父(今山东金乡东北)相提并论[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号称“天下匈”。[5](《史记·张仪列传》)就连常山(今太行山)也为“正下之脊”,孟门、天门、羊肠等险道关系着韩赵魏诸多城池的安危,“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2](《战国策·楚策一》)其作用重要一语道破。
    总之,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他们既熟悉各国的疆域四至,也注意到要塞关隘和地形特征,还洞察到重要城市的重要性等。加之他们超人的军事谋略,使其军事地理思想日臻成熟,流传后世的《苏子》等著作,就是其思想的体现。总括战国时纵横家的军事地理思想有以下特征:1.紧抓各国地形大势的特点,从宏观到微观,由外及内,娓娓道来。以魏国为例,从疆域四至到地势广平,从边疆要地关隘到内地都会,甚至连大梁城的形势缺点也一一道明,“决荥口可灌之”,后来的历史事实更验证了纵横家预言的正确。2.各国攻城掠地,边疆的盈缩不仅为统治者所关心,也尤为纵横家所重视。齐“夫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2](《战国策·齐策四》)此番言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怎能不打动日夜为领土费尽心机的各诸侯国国君的野心呢? 3.突出关隘要塞作用,充分利用地形,使军事防御更加完备。长城及黄河津渡要隘关塞是国家的门户,其作用重要,纵横家熟谙其中要害,言辞中每每道及。4.军事地理思想与军事战略、供给等相辅相成,形成纵横家完备的军事思想。上述秦兵分三路攻打赵国就是例证。而论述韩地形时,以八处战剑产地道明韩国军事装备的优势,更锦上添花,颇具说服力。
    二、军事地理思想产生的条件
    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国无定主”。[6](《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各诸侯国攻城、掠地,逐鹿中原,问鼎周室。往往为一城一池动辄干戈相见,死伤无数,真可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7](《孟子·离娄上》)战国时代248年中,大小战争就达222次,形成“大则以王,小则以霸”的局面。[7](《孟子·滕文公下》)各诸侯国君对领土的得失绞尽脑汁,对领土的欲望十分狂热。秦孝公就明确以“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来招贤纳才,赐官封土。[5](《史记·秦本纪》)楚怀王也正是贪图商(今陕西丹凤)、於(今河南西峡)六百里土地,而酿成丢失汉中郡和其他两城的惨局,最终自己也客死他乡。可见,领土的得失是牵一发而动全国的大事,各诸侯国君莫不为之费尽心机,“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8](《左传·成公八年》)甚至朝秦暮楚,仆仆朝聘于强国之间,以求保地生存。纵横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而生的。至战国末期,秦通过商鞅变法后而强大起来,关东六国有必要联合对抗秦国,而秦又有必要拆散联盟,主张合纵连横的纵横家又在这样的国际气候条件下发展和成熟起来。
    各国君主对领土朝思暮想,大动干戈。公侯将相亦多钻营。秦将王翦在出征前“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5](《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纸上谈兵”的赵括也以赵王所赐金帛“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5](《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奖励军功已成为各国变法和争城夺地的重要内容,将领受其鼓舞,士兵也斗志昂扬,以欲立功受地。吴起曾以“赐让田宅”来号召士兵,很快占领久攻不下的秦亭。[1](《韩非子·内储说上》)管子也发出“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的感叹。[9](《管子·八观》)就是后来成为纵横家的苏秦也曾以无田地而羞辱,“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之印乎?”[5](《史记·苏秦列传》)正是发自肺腑的感慨。由于国君和民众对土地的渴望,才使黩武思想盛行。“人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10](《墨子·耕耘》)倾城以战,“天下争于战国”。[5](《史记·平准书》)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对土地狂热追求和黩武思想的盛行,为纵横家军事地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战国时代地图已开始使用。张仪就以攻韩夺周,“据九鼎,案图籍”与司马错争执于秦惠王前。[2](《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也曾以“东周鄙人”的身份而“以天下之地图案之”。[5](《史记·苏秦列传》)地图清楚如绘地将各国地理展现出来,为纵横家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便利。苏秦据图得出“诸侯之地五倍于秦”的结论。赵国“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5](《史记·苏秦列传》)也应在地图上历历显示。就是各城间的距离,“今燕尽齐之河南,距莎(沙)丘、巨(钜)鹿之囿三百里。距麋关、北至于(榆中)者千百里。秦尽韩之上党,则地与王布属壤芥者七百里。秦以强弩坐羊肠之道,即地去邯郸百廿里”,[3](《战国纵横家书》卷21)“从梁至陈二百余里”[2](《战国策·魏策一》)等,也应在地图上有所表示。地图的运用,使纵横家思想与各国地理结合,为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
    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还与纵横家的个人因素有关。纵横家大都博学多闻,见多识广。苏秦先从战国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军事思想,流传于今的《鬼谷子》一书,[5](《史记·苏秦列传》)苏秦应亦熟读习诵过。他以悬梁椎骨的毅力刻苦钻研,攻读《周书·阴符》等典籍,[5](《史记·苏秦列传》)终有所成。张仪也曾拜鬼谷子为师,承其衣钵,取其要旨。苏张等纵横家还游说各国,进一步将学到的理论和现实即军事理论与地理环境结合。苏秦未成名前,先“出游几岁”,“去秦而归”。[5](《史记·苏秦列传》)东方齐国,苏秦也曾驻足,不然何以将“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殷而富,志高气扬”,[2](《战国策·齐策一》)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而途经韩魏,魏河内、鸿沟、长城等近二十个大小之地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5](《史记·苏秦列传》)明了各国地理形势和关塞要隘,有助于军事地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正是军事理论与地理实践相结合,苏秦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刻苦钻研,终于“揣摩而成”,太史公认为苏秦至此才领悟到“权变”。[5](《史记·苏秦列传》)其实,史公仅言中部分,未指出实际内涵。江遂解释道:“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5](《史记·苏秦列传》之《史记索隐》)而《鬼谷子》有《揣摩》篇,教授怎样揣测君主的思想。[11]那么,战国时代人主们考虑的不正是领土的得失,国家的存亡吗?看来,纵横家思想的真谛正是抓住各国地理形势,并与军事战略思想相配合,晓以领土的得失,动之以情,言之以理,通过游说之辞来充分表现他们丰富的军事地理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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