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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的统一帝国,高扬的时代精神及宏大的审美情趣,是战国的纵横之风在唐代产生影响并得以延续的外部条件,而内部条件则是唐代思想领域的多元、开放、宽松,当时儒、道、释三者并存,士人思想中明显地表现为三者的交融互补。没有思辩的阐述,他们把三种意识形态只当作既有的文化成果而进行涵咏玩索,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生活情趣、行为方式并进而见诸审美的影响上。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他们是处于一种复杂的而并非单一、封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唐人与此有相同的地方,像杜甫那样“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人是极为少数的。他们大多不遵奉儒家在人格塑造方面的最高要求,即“中行”的人格标准,而是在实践中表现了“狂狷”。狂狷并非盲目的狂妄,他是基于自信自负的独立自由人格。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表现在唐士人功名进取中,他们进取目标极高,动不动就自夸方略,自比公卿王侯。“发言之意,自比王侯”(《旧唐书·王翰传》),高适“公侯皆我辈”“屈指取公卿”,连杜甫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等,比比皆是,显示了一种“儒有轻王侯,脱离当世务”的傲视权要,有所不为的大家风范,这是一种真率的自信、自负,唐士人并由此相当重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人格独立。从初唐王勃等人的“未曾下情于公侯,屈色于流俗”,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由呼声,均表现了他们在权威面前独立不羁的个性自主精神。这正是先秦纵横家的精神实质。 (二)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兴养士之风,当时各诸侯国,各大贵族大量招养宾客、门士,他们的养士往往不拘地方,不拘国籍,宾客门士的活动有十分明显的流动性,故古有“楚才晋用”“朝秦暮楚”之说,古代的纵横家的来源,便是当时社会中极为活跃的游士阶层,这些游士各执己端,崇期所善,各自有着他们对人生社会的终极关怀,并上说下教周游于各国之间,蔺相如、张仪、荆轲等,便是先秦游宦纵横的名士。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徙毒舍人四千余家,吕不韦舍人万家于蜀,便可说明了先秦庞大的游士队伍。到了汉代,由于武帝颇好游辩权略才艺之士,(见《汉书·严助传》)《艺文志》汉代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纵横之士,如司马相如、朱买臣、徐乐、严仓等,他们把先秦的游士传统、纵横游说之术加以继承和发展。到了唐代,实行科举取仕,肇自东汉的门阀世族制度已基本瓦解,广大庶族士人有更多机会跻身于朝阁的府衙,他们积极入世、臣用济民的热情,在一元社会的封建时代,官僚阶层一直是他们思想、行为趋向的参照。可官僚机构毕竟容量有限,他们需要依靠自身的加倍努力,方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唐代士人都十分重视也仰慕始自春秋战国经汉司马相如等人开创的纵横游宦的传统,以纵横之术、文学之辞游说万乘诸侯。初盛唐之际的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等人,都以喜欢纵横之术而著称。李白十六岁便依赵蕤的纵横之术,并自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此后便一直“朝忆相如名,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痛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去国远游,游宦纵横于唐代“诸侯”之间。唐代的这种纵横游宦绝非是先秦纵横家那奔走竞说于诸国之间推行合纵连横之略、寻求多边政治均衡的纵横之术。唐代所继承的是这种纵横的思想精神。这种思想传统非常鲜明地表现于唐代以科举为中心的求仕行为中。众所周知,唐代朝廷取士实际上是科举与荐举并用,荐举中有一种是与科举相伴随、渗透于科举之中。一是与科举相平行,独立于科举之外,既有荐举,士子便必有干谒之事。干谒就是士人们把平日所作诗文呈献给主司或有地位、有名望的权要,恳请赏识、同情,以期置身于青云。干谒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便是进士试中盛行的“行卷”。“行卷”指士子应试前,将自己诗文呈献当世显人贵官,向主考官推荐。另一类是抱负极不凡的士人,不愿循常科之试,直接行干谒之事。由于科举的艰难,干谒是唐代士人求仕的一种普遍行为。唐代众多诗人,包括许多著名诗人如王勃、卢照邻、王之涣、高适、李白、杜甫、王维等等,均有过干谒经历。他们以文辞游说于唐代“诸侯”间,其实正是先秦游宦之风,以经国之辞游说万乘诸侯的曲折继承。 (三) 唐代普遍欣赏游侠精神的人格风采。他们不光赞赏游侠,与游侠交往,进而融化游侠精神于己身,甚至许多人就曾有过游侠生活,李白就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