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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侠客,原是春秋战国时代与纵横家一类的人物。这类人往往一旦结为知己,意气相投,必要时,他们便可赴汤蹈火,慷慨就义,因而在烽火四起的战国时代这具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勇士,往往便为诸侯礼遇、利诱的对象。这可以说是战国时代侠士之风兴行的历史原因。许多的纵横家本身就是侠客一类的侠士,任侠之风与纵横之术紧密相关的后世也往往把任侠作为纵横术的一部份。如先秦的侠客义士荆轲、鲁仲连等。本为刺客侠士一类人物,可他们当中也不乏游说善辩雄才大略者。乃至汉初的良臣谋士如张良、陈年亦曾以侠义闻名。最有名的莫过于司马相如了,《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孛隐》于“学击剑”下注云:“《吕氏春秋·剑仗》云:‘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蔺相如是典型的战国游士,司马相如之学蔺相如,可看出后世对先秦侠客游士的仰慕企求。我们亦知相如之学剑与纵横术有关。司马相如后曾撰《荆轲论》(《汉书·艺文志》),上文提及的唐代蕤亦“任侠有气”(《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这里我们所谈的任侠之事,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并非皆会武功、随身带剑、神出鬼没之人。“任侠之气”更多是指他们的精神风貌与行为态度。上朔公卿将相,下至闾巷游民,凡符合言必信,行必果,轻死生,轻财重义,有恩必报,拯人厄困,不矜其能的精神行为,均可誉之侠客。侠客义士豪放磊落,保持独立人格的行径经由《史记》、《汉书》等史籍的记载传诵之后,其任侠好义之精神没有随历史的湮迁而消失。相反却一直激起后世追求功业博取声名的士人的企慕向往。初唐时期的许多开国元勋,文官武将中就不乏出身侠客者。他们的影响所及,尚武好侠之风在唐代出现了战国以来任侠风气的另一个高潮,这可以说是战国以来的纵横之风在唐代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游侠的行为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对“侠”的精神的向往上,以致咏侠成为唐代的一种文学传统。试看,陈子昂的《堂弟子文墓志铭》《陈氏别传》,孟浩然《同储卞洛阳道中作》《西年庙赠马四》,王昌龄《少年行二首》,李颀《古意》,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高适《邯郸少年行》、《古大梁行》,尤其是李白,更是一位以任侠见称的大诗人。《结袜子》、《结客少年行》、《白马篇》、《少年行二首》、《侠客行》、《与韩荆州书》、《扶风寄士歌》等等。或是赞叹侠情,或以侠客自居,无一不体现唐士人表现在诗歌中的任侠风气。造成唐代尚武好侠之风的盛行。除了时代的发展,游侠传统的影响,士人企慕向往古游侠之风等因素外,有一点我们还有必要提及,这便是唐代伴随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史家所称的“胡化”现象。李唐建国后,“叛狄乱中华”(《晋书·载记序》)的历史教训,他们深有体会,随着国力的强盛,扫清边患、开疆拓土一直是李唐统治恢复国家大一统的梦想。这完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疆土意识和对历史教训的深刻领悟,因而在唐征疆拓土的边塞战争中,唐统治者没有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相反他们承袭了东晋以来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的成果,他们不以中原正统统治者自居,而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民族和好的开明政策使唐代又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充满生机的时代,这一融合自然使边陲胡人的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如“乐舞、饮食、服饰”等等相继传入中原,这其中就自然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弯弓盘马,骑射骁勇,较力斗狠的习俗的传入和渗透,其影响之大,到了史学家所谓“胡化”的地步。对北方游牧民族尚武精神的向往,无疑强化了唐代纵横之风的发扬,使本来就奋发昂扬、追功求名、任侠狂放的唐代士人更是胆气凌云、豪放纵横。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要搏击功名,实现抱负,使任侠尚武的斗志得以实现,就莫过于投向塞外,驰骋朔漠了。因而我们可以说,尚武,是唐人任侠心态激发的重要催化剂,而尚武好侠的行为和精神,无疑是唐代边塞诗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边塞诗中尚武轻生,报国赴难,对功名理想盛情洋溢的讴歌与追求,对骨横朔野、魂逐飞蓬的塞外无所畏惧,对大唐国威远扬的高昂信念和崇高的使命感,不正是古代侠客义士重义疏财,受恩必报,济世拯物,英勇豪迈的侠客精神的体现。唐代边塞诗的兴盛和发展可以说是古代纵横之风在唐代盛行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佐证。 综上所述,源于春秋战国的纵横之家及纵横之术虽经汉后再没有在中国社会舞台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作为一种思想精神却通过曲折的途径影响自此之后的中国社会,成为民族文化积淀的一部分,溶进于民族意识之中,这种影响到了唐代得到了最高的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它影响了唐一代士人的心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影响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和兴盛。但是,唐的纵横之风无疑又烙上了唐代的鲜明色彩,成为唐人绚烂多彩生活图卷中不可磨灭的一笔。[责任编辑:郭树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