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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汉兵学文化发展的两大特色 各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都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兵学也不例外。两汉兵学所体现的，就是显著的封建大一统时代特征，表现之一是兵学旨趣以“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转变，表现之二是学术兼容趋势的进一步增强。 兵学主题的转换。这一特征在两汉时期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取天下”的经验，也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换言之，它既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政论书。书中关于国家大战略的阐述，远远多于对军事战略的阐述。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偏重于阐述兵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正因为如此，以《三略》为代表的两汉兵学贯穿着维护大一统、巩固大一统的红线。例如，在战争目的论方面，它们所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不义”；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在处理君主与将帅关系上，它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明贼贤之咎”；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这些现象的存在，是秦汉时代精神的客观体现，正所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天下基本趋于太平。在一般情况下，战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当整个社会由崇尚武功转向追求文治、由迷信暴力改为粉饰礼乐的时候，人们自然要高度重视政略，而相对地忽略兵略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也同样会反映到当时的兵学理论建设中。换言之，从逐鹿中原到统御天下，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带根本性的转折，论政略重于论兵略，谈治军优于谈作战，乃是理有所宜，势所必然。这就是所谓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也是两汉兵学重大特色之所在。 学术兼容的强化。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学术兼容趋势，对于两汉兵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自然观念和政治伦理哲学渗透和规范兵学的理论构建与价值取向，使当时的兵学不再单纯以军事而言军事，更普遍的是将军事、政治、文化、经济融会在一起，沿着战国末年《六韬》等兵书所开辟的轨迹，日益趋于综合化和泛政治伦理化。这一点在《淮南子·兵略训》、《黄石公三略》、《言兵事疏》、《屯田制羌疏》、《备塞论》以及《盐铁论》等有关论兵篇章中均有显著的体现。这里仍可以《三略》为例。《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学体系，其思想特征就是兼容并取，博采众长。除了对前代兵学的继承发展外，《三略》还以黄老之学作为构筑自己整个兵学体系的灵魂和思想纽带，即把《老子》的理论基础——“道”“德”置于最高层次，统辖一切，同时又阐说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基本原则，使之成为治国安邦、统军作战诸多要务的出发点。对于儒家，《三略》一方面在思想上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另一方面是在政治上主张“德治”与“仁政”，“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三略》对法家学说的汲取则表现在：一方面贯彻法家以“一断于法”进行治国、治军的原则，“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另一方面是坚定申明法家“信赏必罚”的思想，“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由此可见，《三略》是博采兼容各家之长的产物，在继承前代兵学的基础上，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儒家思想安天下，以法家原则勒将卒，以阴阳家观点识形势。而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点正是两汉兵学兼容博采的鲜明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