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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主张国家法律必须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切忌随意废止追改。封建帝王“以敕代律”，随其主观意志的朝令夕改难以避免，这就给执法者带来困惑，使众百姓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在嘉祐年间，随着仁宗的年迈昏庸而日趋严重。包拯时任御史中丞兼理检使，他目睹此况，据理力谏：“臣窃见朝廷凡降诏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张，故外议纷纭，深恐于体不便……缘累年以来，此弊尤甚；制敕天下，未逾月而辄更；请奏方行，又随时而退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则赏罚何以沮劝乎?”他认为只有“法存画一，国有常格”方能取信于民，行道天下。这种对君主露骨的非议，显现出包拯已经认识到造成当时法令紊乱的根源是君主的“诏令易改”，表露出他期求以“律”而不是以“敕”治天下的政治意愿。 包拯坚决反对“以敕代律”和“诏令易改”，期图通过慎行法令和“法存画一”来维护法律的公正，从而实现其“中正”立法的政治理想。这种立法观的提出，在“敕律并行”、律令混乱的宋仁宗时代具有进步意义。 顾全大局，决策不能因小失大 韩非在《十过》一篇中历数了君王常犯的十种过失，其中之一就是贪图小利益而损害大利益。他告诫君主在决策时，要考虑长远之利，统观全局，不能只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得失，还要看到长远的全局的得失。不能被眼前的局部的小利所迷惑，而应着眼全局和长远，甚至牺牲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换取全局长远的利益。 韩非的“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这句话很具有智慧谋略，君主应该有远见，不能只顾赚取眼前的小利而损害长远的大利。杀鸡取卵的方式是短视的做法，最终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 史学家范晔说“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与之为取”，正是对这种得失的一语道破。得与失的互为转化之效果，有时也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效的，但懂得其中奥妙的人会掌握取舍的主动权，让它发挥出想不到的效果。 因小失大往往是领导决策“短视症”的表现，害怕失去小的暂时利益结果导致大局失败，不愿意用小的牺牲换来全局的成功。 秦灭蜀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蜀王贪小失大的危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