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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以及《淮南子》为代表。 道家哲学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哲学有时被一些非官方儒学的重要人物改造与继承，如汉代的杨雄、桓谭、王充等；有时为官方儒学所汲收，如宋明理学；曾经一度成为官方哲学或一时代的统治思潮，如汉初的黄老学和魏晋玄学。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一) “道”之道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以后，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成为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代名词。 老子论“道”，首先是世界本原。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才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所引《老子》，只注章名)关于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对于老子的 “道”，历来解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末分的统一体，理由是老子说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的则认为是超时空的精神性的虚无本体，因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又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事实上，这是老子哲学本身具有的矛盾，也是道家学派在尔后的发展中产生分化的内在原因。归结起来，老子所说的道有三方面的涵义：①道是先于天地的混成之物；②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③道无形无象。 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弧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中国传统思维中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就是对“反者道之动”的通俗表达。 老子论“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贵柔”。他说： “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认为柔弱因循是“道”的作用。老子虽然讲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但不讲对立面互相斗争。他反复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也就是说，他揭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主要是为了说明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因此，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并提出了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原则。这些战略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庄子的思想，《史记》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看作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引《庄子》，只注篇名)他继承了老子“道”无形无象的思想，认为道是虚无的实体，他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因此，他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他说：“道不当名”，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知北游》)在“道”和“物”的关系上，庄子思想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继承老子，认为万物产生于形体，形体产生于精神，个别精神产生于绝对精神——“道”。他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一方面他又发展了老子思想中即气以言道的合理内涵。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则阳》)认为道即气。他强调“道无所不在”，并用“周、遍、咸”三字形容。认为道作为世界的终极根据，不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外，而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原因。(《田子方》)与老子用“夷，希，微”混而为一(十四章)来形容颇为不同。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它是一种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他改造了老子关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加以绝对化。他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齐物论》，下同)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其形态绝不固定。由于过分强调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他提出 “万物一齐”，为老子的“贵柔”“不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从“道”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无差别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标准。他说：“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忄危怪，道通为一。”认为小草茎与大屋柱、丑人与美人以及各种怪异乘戾的现象都是同一的。他反对“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认为人的名、言、概念总是把事物分割开来把握，根本无法表达“道”。由于“囿于物”，受条件限制，人们不可避免产生“成心”，即主观片面的认识。有了“成心”，便自以为是，以彼为非，于是就产生了是非之争。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而以 “道”的观点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庄子的齐物论有见于运动的绝对性，却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有见于知识的相对性，却导致否定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黄老学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黄帝被说成是上古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齐宣王时(前320～前302)黄老学已盛行于世。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派。黄老学的最盛时期在西汉初年，是“文景之治”，汉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主要哲学依据。黄老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以气一元论继承和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把“道”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稷下学派发挥了老子哲学中道中有物有精的思想，提出“精也者，气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心术上》)把“精”视为一种精微的气，即精气，认为天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种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并认为“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道之行也，鲧不得已”(《管子·心术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但是，也有黄老学者仍然把道看作虚无的实体。 (二) “无”之道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存在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无”以及“有”和“无”的关系。 “无”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老子最先提出“无” 范畴。《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存在，是“有”。道生一，即“有”生于“无”。“道”与“无”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但是，“无”是对“道”的本质界定。对于这个“无”，一般认为是精神、理念，也有人认为是物质。《老子》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认为“有”所能为利，是因为“无”的作用。“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论“有无”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有过很大影响。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226～249)《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约193～249)、王弼“贵无说”与裴頠（267～300)“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约252～312)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作世界的根本，当作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裴頠反对贵无说，反对从虚无中去推求事物产生的根源。认为无不能生有，产生有的都是有；有是自生，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无亦以有为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也，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郭象进一步提出“独化论”，主张有之自生说，反对“无中生有”，也反对“有能生有”。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如果无不是有，那么何以见无。如果有能生有，那么生有的有又从何而来。最后他得出有皆独化自生的结论。他说：“天之所生者，独化也。”“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庄子注》)把万物的产生都看作是独化自生，并认为“有”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世界是由众多的“有”构成的，在“有”之外也不需要有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郭象独化论的缺陷是忽视了事物生化的条件与原因，带有偶然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终于找到了服务于门阀士族特权统治的玄学理论重心。 东晋僧肇(约374～414)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但是，在客观上，他反映了有与无的矛盾统一。僧肇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间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把僧肇视为初祖。 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逐步变为佛教哲学的附庸；一方面本身向神秘化的方向发展，变为神仙道教。这一过程反映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腐化与日趋没落。 (三) “无为”之道 无为相对有为而言。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他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天道自然无为；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天道又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即有为，无为为体，有为为用。也就是说，必须无为才能有为，无为之中产生有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基本含义。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为而治”(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的一面，也有其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两面对后世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将老子的“无”发展到极至，也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这个极至就是“至人”与“逍遥”。庄子著《逍遥游》。所谓“逍遥”，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条件限制，无条件约束。他例举小鸠、大鹏以至列子御风而行，都是各有所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都不是绝对的逍遥。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认为无为自然，有为徒劳；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又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应帝王》)认为只有凭借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者，才是无所待、无所累的至人。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是绝对的无待、无累，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二者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 汉初黄老学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西汉建朝，社会初定，国家需要安宁，经济需要恢复与发展，人民需要休生养息。黄老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提出无为而治，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汉文帝、景帝、窦太后等都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篡的《淮南子》一书，是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 黄老学兼容并包。一方面它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君主治国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让百姓休生养息。一方面又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等，提出刑德并举，恩威并施，循名责实，赏罚必信，并认为“不争亦无成功”。《淮南子》还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反对离道而妄为，主张循理而举事，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因此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是道、法、儒、墨、名、阴阳诸家思想的融合，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政治上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固然有多方原因，但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休生养息的机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东汉时，一些方士把黄老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褥、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原始道教。黄老学逐渐变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三、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恒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 世界本原问题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 (二) 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三) 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四) 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不死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五) 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六) 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七) 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退化论，循环论，进化论。老子推崇太古的原始社会，认为人类文明是人类失去素朴本性的原由，提倡绝圣弃智，反朴归真，退回到结绳记事的年代。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儒家哲学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