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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近20 年对老子故里的争论为基础，从古史料、存世文物和出土文物、口述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存三个方面，对以前学者们考辨成果进行新的梳理和辨析，可以得出老子的故里是今河南省鹿邑县的太清宫镇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地位毋庸置疑。 鹿邑是老子故里，本无可争辩。近二十年来，以已故安徽大学孙以楷教授为主将的安徽籍学者，试图把道家文化原产地拉到安徽，就论证老、庄是安徽人。涡阳籍台湾人马道士，将以修鹿邑太清宫为名筹集到的巨额资金，转向支持涡阳天静宫重建，涡阳以此为契机，从史料、老庄的文本语言和内容、口述史、神话、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作了大量论证，加之在利益的驱动、地方学人的附会下，形成绵延至今的争夺老子故里的小气候。 纵观从孙以楷、杨光对已有定论的“老、庄故里”发难，到能混淆视听，试图湮灭事实真相的今天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只有孙以楷、廉成荣、李谷鸣、李玉成、陈桥驿、王振川、易小斌几位（后文统称“涡阳说”①），对论据用过技术性的功夫，其余参与论争者，多是重复现成的话语，没有新意。这几位的说辞之间除大量重复的内容外，也有相互矛盾的解读和冲突，但其共同目的就是把“老子”从河南鹿邑拉到安徽涡阳，专一“服务”那个地方。他们所谓的立论基础主要是：对《史记》记载的怀疑，对汉桓帝延熹年间祭祀老子事件的怀疑，对挖掘到的碑刻和遗址阐释，对涡阳天静宫周围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和方言的解读。对于他们的论证，袁祖亮、崔大华、李玉洁、蔡万进、杨宝顺、张志清、王珏、李士瀓、韩秉方、韩绍诗、李灿、王继斌、李岚田、宋平、李水海、刘庞生、桑敬民诸先生，各自从多方面翔实考证，征引得当，理据充足，给予了有力辩驳，并指出他们对元代涡河改道的无视，对他们自己乡贤参编的《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亳州志》的失察，甚至对历史地理的误读等。本文在诸位先生辩驳成果的基础上，做一些新辨正。 二、对“老子故里考辨”的补辨 （一）拨正被误读的古史料) 孙以楷教授和杨光、廉成荣、王振川等对《史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一句，从怀疑到否定的论证已经被袁祖亮、李玉洁教授等从史料本身作了否定，就是《史记》书写人物籍贯不仅没有统一体例，而且也不仅仅是刘邦、孔子、老子三人的籍贯详尽到乡里。我认为，沿着“涡阳说”的逻辑，刘邦和孔子因为特殊地位才获得籍贯详细到乡里，老子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汉初黄老学的鼎盛就能佐证老子的地位不低于孔子，即便是到了汉武帝时候不及孔子，但在太史公司马谈及其儿子司马迁的眼里，他的地位也不会低孔子很多，何况老子是孔子评价的“犹龙也”的“神人”。而且《史记》中诸子百家的传记，哪个把子孙交待了，而老子的后人被记录到景帝、武帝时期，这不也能说明老子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刘邦、孔子一样吗？由此，《史记》极端详细地写出老子的国籍、县籍、乡籍、里籍就再合理不过了。 “涡阳说”鼓吹老子伟大，然而又贬低老子在汉代历史上的地位，以便否定《史记》的史录，以证明那句老子故里的史料是被后人串入的。为此“涡阳说”还取边韶、陆德明、孔颖达的引文，怀疑有四种《史记》版本传世，并说陆本更真实。其实唐代及此前对于《史记》研究的权威文本颇多，例如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史记集解》、北朝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刘伯庄《史记音义》、司马承祯《史记索隐》等，其中《史记音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被称谓“史记三家注”，《史记索隐》价值最高。这些真正的《史记》研究史料被忽视，却搬出边韶、陆德明、孔颖达相互矛盾的引文来。而这三个人恰好都不是治《史记》专家，当然出错率很高，何况古人引文多是“引意”而不是原话引述（当时没有现代的学术规范），只有原著和注解才会准确。可见，“涡阳说”利用这种文史资料，不过是试图误导读者，混淆视听。《史记》载：“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太傅，因家于齐。”按照“涡阳说”，司马迁对老子后裔世系并不是十分清楚，因为“宫”的子孙不清楚，一下跳到了玄孙“假”，中间的传承人尚且不清楚，何况老祖宗的乡里呢？于是乡里再次被怀疑。这一点“涡阳说”太重视文本结构，而忽视文化习惯。查看李氏迁苦县的史料：“李利贞子昌祖为陈国大夫，十一世孙李耳，字伯阳，号老子，生于苦县厉乡曲仁里，周平王时做藏书官。”（梁·林宝《元和姓纂》）这种书写的跳跃性就是传统的叙事方式，今天也是，在列举祖宗的时候都是把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或者较高声望的先人说给别人，而不是一一列举。这也符合生活现实：要一下子回答出自己列祖列宗各代的姓名，怕很少人能，但是能说出自己是知名祖宗的第几世孙的却大有人在。他们由此推断族人难以记得远族乡里也是荒唐推理。一是族人记得根，二是史录者看到了史料或有探访成果。以古代史官的“董狐之笔”的职业品质，不会胡编。 “涡阳说”还推测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的政治斗争，导致涡阳老子故里被鹿邑盗取。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儿子楚王英，最早在其封地祀奉老子（《后汉书·楚王英传》），他的封地较小，怕正是在鹿邑这个老子故里，才引出桓帝修造太清宫一事。“涡阳说”认为汉桓帝延熹七年在鹿邑建太清宫，延熹八年两次派中常侍代表天子祭拜，延熹九年发现那个故里有假，才在京城祭祀，由此证明鹿邑老子故里是假。其实他们无视延熹九年的祭祀规模：“桓帝亲祠老子于濯龙，文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资治通鉴》）这次祭祀，皇帝亲自参与，用郊祀天帝的音乐，规格之高和天帝相当。按照当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条件，皇帝很难专程跑到鹿邑拜祭，想要亲自祭老子，在京郊设坛才真正合理。这根本不能说明皇帝发现老子故里是假的才在京郊祭祀。我们再看“涡阳说”的另一处矛盾：他们一边宣传史载涡阳天静宫建于延熹七年（一说八年），一边说八年朝廷派员到鹿邑祭拜，这不是矛盾吗？皇帝能同时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建两个“老子庙”吗？可能性极小。恰恰是鹿邑老子庙七年始建，八年春落成后去验收祭祀，接着再正式祭祀。说一年两次派太监去鹿邑老子庙祭拜是政治上上当了，明显是主观武断。 （二）直面存世文物和出土文物 央视《走遍中国》节目一播出涡阳的存世文物，“涡阳论”秉承者们就活跃起来了，好像一上央视，涡阳就是老子故里了。其实鹿邑老子故里上央视次数更多。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地都有考古挖掘，双方都有以文物论证老子故里的文章和舆论。但问题不是挖掘本身，而是挖掘的依据。鹿邑按照太清宫史料挖掘，史料和地下文物互为佐证，当然可信。涡阳的汉砖、唐砖、宋砖、元代遗址能说明什么呢？汉唐时期，涡阳也是人居密集的地方，有汉墓不可能没有汉砖，唐砖也不稀缺。如果以元代的碑文为证，也只是证明那里是元代的天静宫，不是太清宫。他们依据元代碑文说涡阳汉代有老子庙，而没有佐证，没有像鹿邑太清宫每次修建都留下早期的柱石那样的证据。至于郑店村民的回忆，即便是专门为央视采访提前安排好的，也还有问题。郑店村村民回忆说，老子庙五间房屋，一个大院，“文革”期间被扒，当扒最后三间庙宇时，上级通知保护文物，于是仅剩下三间东岳庙（元代建筑）保存了下来。总共五间，如果是老子庙，东岳神就占三间，到底是谁的庙啊？为什么天静宫突出元代的东西，而不是唐宋的，这值得深思。宋真宗封泰山后，折道鹿邑老子庙祭拜，莫非当时涡阳的地方官员为迎合皇帝的喜好，赶忙修建个东岳庙？因为临时修建，更有可能质量难以保证，后来信众重修就是现存的元代建筑 “涡阳说”认为：“后人以讹传讹，唐、宋之诸位皇帝至苦县祠老子，都是不明真相的人云亦云，是不足为据的。”然而涡阳报道说：“天静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初称老子庙。唐王朝以老子为始祖，尊此庙为祖庙，隆重兴建。在唐宋时期，天静宫规模宏大，建筑辉煌。……占地3000亩。此后，天静宫毁于兵火，几成废墟。虽元明清以来加以修葺，但清末战乱频繁，殿宇日趋衰落。”那么，唐代在涡阳修祖庙了吗？如果修了干吗跑苦县拜呢？所谓“毁于兵火”不是假说就是猜想。这就明白无误地说明天静宫在唐宋时期不被皇家认可，那里的唐砖、宋砖再多最多说明是一个道家的丛林道场，根本不能说明问题。至于他们发现的一个宋代瓦当，上有“太清宫”三字，接着制造出一个“中太清宫”来，想当然认为是老子故里。一片瓦当做孤证，涡阳处在下游，又经历近千年，怕根本不是当地的文物。理由是历史上那里从来也没有叫过太清宫，如果真是所谓的“中太清宫”，中国人尚中庸，皇帝一定去中间那个，怎么全跑西边这个了呢？ 接下来讨论老子母墓、尹喜墓、流星园、九龙九井等文化遗存。其实这些最可能被伪造，不是说今天伪造，而是古人伪造的。尹喜墓1992年挖掘发现内部是汉代的墓制。难道这是汉代为尹喜修建的墓吗？肯定不是，尹喜没有那个待遇。老子母墓就更可疑了，本来叫娘娘坟，呼应另一个汉墓，估计是汉堆了。“九龙出九井”，是先有井后有传说，还是先有传说后有井呢？春秋时候饮水需要那么密集的井吗？出于宗教需要，后世为了把《犹龙传》、《混元圣经》里的故事坐实，指证无名墓为老子母墓，再掘出九眼井并不是稀罕事。这样，一能拉拢信众，二能与佛教对抗。我们总不能真信老子出世时“万鹤翔空，飞龙吐水，以浴圣姿。龙出之处，因成九井”吧！元代发生过两次佛道大辩论，道教失败后，包括上边两本在内的共三十九种伪经，因为模仿佛教经文和佛出世的故事，就像今天因为知识产权问题，也因有诋毁佛教的内容，就被朝廷下旨列为必须禁毁的伪书。流星园等物化遗存，更不用说了。总之，“涡阳说”提及的地上文物和出土文物，经不起推敲，没有办法与鹿邑的文物相对抗。 （三）辨别口述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存 “涡阳说”把神话传说当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很重要，但一定要鉴别是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童话还是古史传说。20世纪抗战前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其实涡阳也在“层累地造成涡阳老子故里”。本文上节辩驳了墓、园、井文物，同时也是对他们混淆神话和古史的有力批驳。这里要辩驳其他几个涉及口述历史和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内容。 “涡阳说”认为“郑店”本是“正殿”，历久而文字变了，因为郑店没有姓郑的。这个证据有问题。考证陕西、河北、河南、安徽村落名称，大量存在用姓氏命名的村落，村落中没有姓该姓氏的人，即便有也多是后来进入的。这主要是由战争屠城、屠村和逃亡所致。有的战争持续时间长，在战后无心或无力返乡的大有人在。涡阳处于中国南北之间，历史上没少发生战争。此外，灾荒包括旱灾、水灾导致人们背井离乡。尤其是涡阳，处于水灾之乡，也不乏旱灾。忽视这两点，试图用谐音模糊两者关系，太过牵强。如果说真的是“正殿”被错写了，那也是祭祀某个汉代藩王及其娘娘的正殿，而不是老子庙的正殿，因为附近就有汉墓。何况正殿里边也没法居住一个村落“涡阳说”认为，流星园起源于白姓女子白莲，吃了李树上流星怀上老子。为了避讳“李子”，当地叫“辉子”，查全国没有这一叫法，不能证明李姓发源于涡阳。第一，老子母亲不姓白，也不是吃了李树上的流星才有李姓。“李氏出自嬴姓，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家于苦县，至乾，娶益寿氏女婴敷，生耳。”（《唐书·宗室世系表》）这段话说明李姓在商末就有了，吃李子也在那个时候，不在春秋战国。老子的母亲是益寿氏，不姓白，更跟佛教尊贵的白莲没有关系。第二，李家家谱有“殷末有理徵者，直道不容，获罪于纣，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李实得全”。作为李氏远祖逃难经过的河南西部“伊侯之墟”的伊河流域地方的人，那里都叫“李子”为“灰子”，而不是他们按照口语乱写的“辉子”。因为李子经由青灰变青亮、变黄、变红、变紫这个过程，其表面“灰蒙蒙”的灰毛保护层，存在时间较长，因这层淡白灰毛，故称“灰子”。 “涡阳说”认为：为感谢老子母亲怀他八十一年，写《道德经》八十一章，以示纪念。这一假说更荒唐，因为《道德经》八十一章是汉代中晚期才出现的，之前的《道德经》没有章节之分，看看湖北荆门郭店竹简《老子》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帛书《道德经》，就会明白这一说法多么荒唐。“涡阳说”又说，老子姓老不姓李，拿春秋宋国有“老”姓佐证，并举出近代学者的怀疑。近代学者疑古派按照西方学术思路考辨，很多时候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叙述逻辑，有的已经被史实推翻了。例如从《老子》书行文上看，过去被怀疑是战国末的作品，现在湖北荆门郭店竹简的出土就是有力的批驳。“涡阳说”认为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姓后加“子”，老子也不应该例外。俗话说“老子天下第一”，我们不知道指哪个方面是第一，但是按照目前的史料，从文化史看，“老子”为天下第一“子”（不是从爵位角度），这点不虚。他不被称“李子”也没有问题，既然天下第一子，年龄颇老，称“老子”，即今天的“老先生”之谓，非常合理。同时，“老子（老先生）”的称谓也符合老子是隐者的身份。“老子”的名头有人占了，后来的德高望重的先生们总不能叫“后老子”、“小老子”吧。于是后人才在姓后缀“子”。不能因为老子这一称谓，就否定老子姓李，让他姓老了！现在没有谁说鬼谷子姓鬼谷、赤精子姓赤精，道理一样。作为唐代的国姓，皇家的祭拜不是能随便忽悠的，李氏当然知道“非其鬼而祭之”（《论语·为政》）违背天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古代祭祀是神圣的，也是慎重的，不会乱来。 考证、讨论、辩驳的基础之上，尽量避免重复已有的研究成果，要系统理解本文对“涡阳说”的这些清算，还要结合前述支持鹿邑说的先生们的大作。我们通过考证和深入讨论，有充分理由在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得出鹿邑是老子故里，是李姓人的“祖庭”的结论。李姓是天下大姓，有说是世界第一大姓。李姓祭拜老子是血统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荀子：“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这在唐代已经开始。鹿邑老子故里也是道教的吉祥地和祖庭，也有大量信徒朝拜，这是宗教意义的。鹿邑太清宫镇作为老子故里的历史地位，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地位无需再怀疑。 |注释： ①本文在后文行文中多是综合概括引述“涡阳说”的主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标注详细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