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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的《孔孟毕竟是两家》（载8月9日“笔会”），指出孔、孟学说的异同，认为孔子和孟子的思想精髓，原本不能混为一谈。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就我的肤浅认识，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教化，而孟子提倡仁爱，“教”和“仁”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都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理论，但在阐述和认识方面，是不尽相同的。孔子更多地寄希望于“上智”“人和”，不遗余力地争取权贵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孟子的“仁”所关注的是民生的现状，与当朝的君主简直没有妥协的余地。“不肯为了做官而抛弃政治原则，不愿稍微降低人格尊严而迁就当权者”（鄢烈山《孔孟高下论》）。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学术上的偷懒，其后果是把研究的问题庸俗化，概念化，不利于向更深的层面拥火前行。 这还使我想到了另一个拉郎配：“老庄哲学”。 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时不时出现“老庄”的说法（与简称“老、庄”不同），甚至把隐逸、避世、道教的一些教宗，统统归于“老庄”，这也是不太负责任的。 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法自然，他的“无为”是为了更多的有为，有韬光养晦的味道。他的所谓“无争”，实际上也是一种争，是很有水平的“争”，无为而为，无争而争。这种“柔道”，像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近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动善时。夫不争，帮无尤。”他从事物的正反关系中提炼辩证法，如祸福，阴阳、巧拙、智愚、雌雄、刚柔、进退等等，为“无为”的理论找到依据。 而庄子虽然也崇尚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可以看出他的自然观，但他更多地是强调“适志”，在对人生的认识上，他比老子更深一层。楚威王给他高薪，请他做官，他认为是玷污他的人格，是把他当祭神的牺牛。“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司马迁评价他“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他是整个儿的“无为”，“无争”，以求快适。当过一回漆园吏，整天睡觉，没几天就提出辞职。可以看出他的气节是很高的。 胡适曾将孔子的“教”比做“father’spolicy”（爸爸政策），将孟子的“仁”比做“mother’spolicy”(妈妈政策)，说明两个理论基本观点不尽相同。老子的修身之道，有一个著名理论，就是“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婴儿是纯真的，眼睛亮晶晶，心地纯洁无瑕，比一切道德修养的境界都要高洁。他说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是复归于婴儿。 在这一点上，庄子的“忘我物化”境界，也与老子不同。他有两个故事，一是妻子死后，他不但不感到伤心，反而“鼓盆而歌”，他的解释是“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他所说的“通乎命”，即是他认为世间万物，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百年之后又变而为死，这样就好比春夏秋冬循环往复一样。妻子已经回归自然，安然回到大自然的怀抱，甜蜜酣睡，我庄周悲而哭泣，是不明智的表现。所以弄个盆子，为她的死放歌。这种“物化”的见解，与佛教的轮回理论相似。二是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他认为不但人可以复归自然，然后又聚气成形，还能异化成其他生命。他做的蝴蝶梦，表明他追求无羁自适的理想，比照他的“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可以发现他的“无为”观与他的老师迥异。所以当老子听说他梦蝶，告诉他：你的前身就是一只白色的蝴蝶时，他很为之得意。 从“father”到“mother”，到婴儿，到蝴蝶，可以看出先哲们的理论各异其趣，各有自己的意识和风骨，也各有其深厚的底蕴。既要研究，就不可老是一概而论，把他们装到一个盒子里，打上一个标签。这样简单的做法，很难称之为学问。如果世界上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理论，可以将其并为一谈，那还叫理论吗？（刘克定） 文章来源: 文汇报 对传统要保持足够的尊重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18 09:13 责任编辑: 老北 《钱文忠解读〈弟子规〉》钱文忠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的一位晚辈,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结识一位韩国留学生,他们一起来看我的时候,我依礼请他们吃饭。我在席间发现,每次我让这位韩国小朋友喝酒的时候,他都会必恭必敬地端起杯子,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握住端杯的那只手的手腕,再侧转身九十度,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我感到不解,就问我的那位晚辈:不过喝一杯酒而已,何以搞得如此复杂?他则回答说:这是他们的礼仪,在长辈面前喝酒必须如此,否则就会被人批评没有教养。而这套礼仪,据说还是明朝的时候从中国传过去的。 我感到十分感慨。孔子说:礼失求诸野。今天的韩国当然不能算“野”,但却保留了中原地区许多失传的礼仪,乃至文明。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为了救亡,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这种文化上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断裂。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许多人为发掘、整理、弘扬我们传统中的民主性精华,做了大量的工作,而钱文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最近他携手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新书《钱文忠解读〈弟子规〉》,正是他为了重建我们的文明所做的一次新的尝试。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代李毓秀所著,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之一,共360句、1080字,113件事。它不仅告诉孩子们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应当遵守怎样的规矩,更是提出了“余力学文”,将道德培养放在比学业知识更为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叫《弟子规》呢?因为这本书就是以《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总纲展开的,全部内容也正可以分为这几个部分。 钱文忠对自己的这本书寄予了很大希望,他曾经对媒体说:“弟子规”是一种文明,“弟子规”所讲述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缺知识,缺的是礼仪和文明。这些年来,我们的文明没有增加,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弟子规》虽然是一本“古书”,但钱文忠的“解读”却非常好读。他认为,就像党员要遵守党章,和尚要遵守戒律一样,《弟子规》就是中华民族子孙的戒律和规矩,如果我们不能做到或者不认同《弟子规》努力追求的东西,那么我们不能称自己是中国人。他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弟子规》中没有高妙的东西,都是非常细节的规定,然而就是这些规定,决定了我们是中华民族。” 有人认为钱文忠此言过重,似乎把传统文化提得太高了。但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传统都是重要的,对于主要靠文化认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而言,传统就更加重要。因为它就像是我们的影子,抛弃了传统,我们就会像德国作家沙米索的小说里《出卖影子的人》中的主人公那样,变成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哈耶克也曾说过,对于传统,即便我们一时还不能理解,也要保持足够的尊重,因为传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可能包含着一些也许还不为我们所知的智慧。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草根"孔子 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者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19 13:40 责任编辑: 老北 孔子画像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来，就不断有人在做普及孔子的工作，包括编写《弟子规》之类。普及文本中的孔子，与真实的孔子会有些区别，但普及总比骂倒要好。 先搞清楚孔子的名字 《论语·子路》里说“必也正名乎”，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首要一条。我们不妨也跟从之，先搞清楚孔子的姓名再说。 我国上古时代的人既有姓，也有氏。姓是远祖的姓，氏则相当于分支一族的“小姓”，多取自地名或官职名。后来，小姓就渐渐取代了大姓。 孔子的姓，追溯到先祖是“子”。其远祖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商朝灭亡后被封为宋国的宗室。孔氏一族，是自孔子的六世祖起，才姓的孔。孔子的曾祖父因躲避内乱，举家移居到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从此孔家就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名，叫做“丘”，他法定的姓名应为“孔丘”。 丘这个名有些来历，相传是孔子之母去附近的尼丘山祈祷，然后就怀了孔子，因而得名。又一说是，因孔子出生时头顶中间凹下，酷似尼丘山，故取名为丘。 至于我们通常所称的“孔子”，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学问高深之人的尊称，比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等都是。 孔子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名低级武官，武功超群且十分英勇，曾在一次战斗中，用双手托起城门的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有人根据这个“野合”，判断孔子是一个私生子。不过也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叔梁纥在64岁时，娶了20岁的年轻女子颜氏，两人年龄过于悬殊，与礼不合，所以被称作“野”。 孔子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二，因此他的字，叫“仲尼”。仲，就是“第二”的意思。 1974年“批林批孔”时，批判者们根据这个“仲尼”，送给了孔子一个蔑称，叫做“孔老二”。现今45岁以上者，对此当有印象。 他并不讳言草根出身 孔子的生年，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是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今年是他诞生2561周年。孔子生在东周的春秋末期，那时文化多姿多彩，他的家乡鲁国又是出了名的礼仪之邦，这对于他后来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年轻时的孔子仪表堂堂，膂力过人，据说身高1.96米，乡邻都亲切地呼其为“长人”。他通晓“六艺”(诗书礼乐骑射)，而绝无文弱书生的迂腐气。 孔子3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了，家境随之堕入贫困。到17岁时，母亲颜氏又去世了。从此，他就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打拼。 孔子并不讳言自己的苦出身，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据说还做过乡间乐队的吹鼓手，别人家有丧事，他就要去帮忙。后来他投到大夫季孙氏门下，做了一名“委吏”(管理仓库)，稍后又任“乘田”(管理牛羊)，都是不起眼的小官。 生活虽苦，但他志向远大，15岁时即“志于学”，到20岁时就以“博学好礼”而闻名鲁国。他的儿子出生时，连国君鲁昭公都派人前来道贺，送了他两条大鲤鱼。孔子就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孔鲤”，以资纪念。 学者鲍鹏山炮轰《孔子》有“六宗罪”，其中一条就是说，电影里孔鲤第一次出场时，字幕错打成了“孔锂”。这个小错误，是错得很不应该。 孔子发愤苦读，果然“三十而立”，开始自己授徒讲学了。凡有送上一点“束修”(作为见面礼的腊肉)的，他就收为学生，连一些鲁国大夫也前来向他学习礼仪。孔子办学，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开了私学的先河。 机智果敢地处理外交事务 自鲁宣公之后，鲁国的国政，就操控在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的手中。因为三人都是鲁桓公的孙子，故称为“三桓”。孔子对三家的这种僭越行为，表示很愤慨。后来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就去了齐国。齐景公很欣赏孔子，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说了他对于理想秩序的理解，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然后又说“政在节财”，表达了他关于廉洁施政的理念。 可惜齐国的国政也操于权臣之手，孔子没有找到仕进之途，便又返回鲁国，“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各国都有前来求学的学生。 一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年)，51岁的孔子才被任用，当上了“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省的汶上县;“宰”就相当于县长。因为政绩突出，第二年就跃升为司空(建设部长)，随后改任大司寇(司法部长)。 不久，齐鲁两国的国君举行“夹谷之会”，孔子担任鲁定公的助手。在外交活动中，孔子机智果敢，粉碎了齐国想用武力劫持鲁定公的阴谋，还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的汶阳之地。 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准备抑制“三桓”势力，提出了“隳三都”的计划，要拆掉“三桓”在各自私邑逾制修建的大城，但最终只拆了两座城墙，余下一家因进行了激烈反抗，故而没拆成。 周游列国“若丧家之狗” 在鲁国，孔子感到终究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于是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10多名弟子，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是年，孔子已经55岁了。 孔子先到了卫国。刚开始受到卫灵公的礼遇，但后来卫灵公听信谗言，对孔子起了疑心，孔子为避祸而前往晋国，结果在路上两次被困，又逢晋国发生内乱，只得再返回卫国。在此期间，他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去见过卫灵公的夫人、美貌而多情的南子。此事的内幕扑朔迷离，至今还引得众说纷纭。 孔子终究还是离开了卫国，经曹、宋、郑至宋。宋国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又微服跑到了陈国，这一年孔子已60岁了。在陈国住了三年后，遇到吴国来攻，孔子只好又带着弟子离开。 据《史记》记载：最后是楚昭王慕名来聘孔子，陈、蔡两国的大夫怕楚国一旦重用孔子，将对本国不利，就指使服劳役的人围困孔子，致使孔子师徒绝粮七日。最后子贡去找到了楚国人，楚国人扬言要派兵来迎孔子，师徒们才得以脱身。楚昭王以隆重的礼节迎接了孔子，但并未给他官做。不久楚昭王死，孔子就在 64岁时又返回卫国，受到“养贤”的礼遇，但仍不见用。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弟子冉有回到鲁国任职，率军战胜齐军。在冉有的努力下，鲁国君臣将孔子迎回，尊以“国老”，但终未重用。 自强不息的理想主义者 孔子晚年专注于整理文献和从事教育，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让孔子很有些伤感的是，孔鲤、颜回、子路竟先于他而离世。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病逝，享年73岁。 孔子一生安贫乐道，在周游途中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周游列国时，几次被困，险些丧命，但他并不灰心，仍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有郑国人说他“累累(颓丧、憔悴)若丧家之狗”，他欣然大笑，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是说：模样是小问题。不过说我像丧家犬，确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其时奴隶制的政治经济秩序已不能维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纷纷登上舞台，诸侯互相征伐,宫廷篡弑迭起。在一片混乱之下，孔子渴慕西周之礼，希望建立以“仁”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他的政治理想就是“为政以德”。他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将德与礼施之于民，打破“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消除贵族和庶民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 孔子整理了大量典籍，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此外，孔门弟子还根据孔子的言论编撰了《论语》一书，囊括了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死后，他的弟子热心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政治思想，他的关于“仁”的伦理观，以及他的“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成为了全民族的精神遗产。 孔子的一生，是勤于思考、自强不息的一生，后世尊他为“至圣”、“万世师表”，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章来源: 中新网 季羡林口述史尚未完成 蔡德贵:我感到很愧疚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07 08:57 责任编辑: 老北 蔡德贵看望季羡林先生。 资料图片 由于季羡林的身份地位，很多人无法真正了解他。季羡林与三个女人的恋情真与假？谁偷走了季羡林收藏的字画？究竟是谁要谋害垂垂老矣的季羡林？为了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世人一个交代，季羡林“钦点”山东大学蔡德贵教授做学术助手，协助自己做口述历史。2009年 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仙逝，他生前的诸多“谜团”，在《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一书中被一一揭开。该书于近日在全国上市。 这部口述史季老还没讲完 蔡德贵给季羡林做口述记录往往是在清晨6点半开始，大部分口述是两人之间进行的。记者问他在做口述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话题是季老刻意回避的？或者没有很深讲出来的？蔡德贵回答十分肯定：“大家看到的这本书，可能里面有删节号，删节号后面就是现在还不太适合公布的内容，这是其一。另一个假如季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和我们大国学关系不是很大，他就说把录音笔关了，所以没录进去的也没在书里面。”蔡德贵说，这部口述史其实季老还没有讲完，“中途我去美国访问，先生说等回来继续。但等我回来，先生已经去了，所以这是一部残缺的口述史，我感到特别愧疚。” 理解季承眼中的父亲形象 季羡林儿子季承写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引起舆论哗然，对此，蔡德贵说，他和季承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季羡林父子之间的关系他非常清楚，“我非常理解季承先生，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由他亲自披露给读者，可能这是季承先生自己负责任的表现。”问到他与季承眼中的季羡林有什么不同时，蔡德贵说：“我想读者朋友看到的季羡林可能跟季承先生写的也不是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儿子看父亲可能看的弱点多一些。”（蔡震） 文章来源: 扬子晚报 传统礼仪式微源于文化割裂 礼仪遭物质化挤压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02 11:38 责任编辑: 老北 近日，一项关于传统礼仪的调查显示，仅16.1%的人在生活中还遵循传统礼仪，虽然有85.9%的人认为传统礼仪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性，但只有55.1%的人对传统礼仪有一些了解。中国是礼仪之邦，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礼仪为塑造人伦修养和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如今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传统礼仪失落，现代礼仪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一个旧“礼”已去、新“礼”未成的时代，重构礼仪文化成为当务之急。 失落： 传统礼仪式微源于文化割裂 致福曰礼，成义曰仪。礼仪，即礼节和仪式，一种律己、敬人的行为规范，进而言之，礼仪就是交往艺术，待人接物之道。中华文化几千年的文明，形成了完整的礼仪规范，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著称于世。不过，由于近代来历次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进摈弃，再加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礼仪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 社交礼仪是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如何与亲人、师长、同事相处，其实都有相关礼仪的约束。一个人的行为遵守礼仪，是有修养、有文化的表现，反之则不登大雅之堂。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已经忽视了这些基本的礼仪，甚至于把不拘小节、玩世不恭当作“潇洒”，把满口粗话当作“玩酷”，遇见尊长不打招呼，面对顾客懒得微笑，公共场所不守公德……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谈起各种交往场合的礼仪，中学生王含一脸茫然：“从小到大，学习了一些学生守则，比如，不骂人，不打人，不随地吐痰，等等，但在具体场合中应遵守哪些礼仪还真是不知道！”大学毕业生赵庆则说，“我从小就生活在三口之家，父母多围着我转，我根本不需要考虑什么礼仪；上学后，天天上课、做练习，成绩最重要；如今，我工作了，每天节奏很快，压力很大，我只知道干出实绩最重要，至于礼仪什么的，我还真是不太清楚，最多是跟着感觉走！” 不过，同样在东亚文化圈的日韩等国，虽然现代化程度很高，传统礼仪却很好地传承下来了。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告诉记者，在日本，当小孩子上学时，“尊敬”的概念就已深入脑海。因而，无论在什么场合，日本人都在鞠躬。例如，介绍朋友时，只需以30度角快速鞠躬；介绍职位较高的人时，需以70度角缓慢地鞠躬。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个细节是：日本人互赠名片时，要双手递接，接到对方名片后，要认真看阅，看清对方身份、职务、公司，用点头动作表示已清楚对方的身份。同样，在韩国，传统礼仪也弥漫在日常生活中。一位在韩国从事语言教学的朋友介绍说，学韩国语分成3种语气，谈话时要根据对方的年龄、地位分别选择不同的语气。除自己家人外，对比自己年长4岁以上的人不能使用不尊敬的语气。外国人学习韩语，最大的障碍是不知道该用哪种语气跟别人说话。因而，在日韩等国，尽管社会发展飞速，传统文化却从没断裂过，相比，我们丢掉了太多传统礼仪文化的精粹。 扭曲： 物质化世俗化挤压礼仪空间 当传统礼仪在中国社会普遍失落的同时，一些场合中的新生礼仪却出现了扭曲现象，不但与传统文化相去甚远，而且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些活动仪式完全被物质化、世俗化了，成为一些人摆阔斗富、炫耀权势的场所，在诸如婚礼、祝寿、孩子升学等方面，礼仪不再是一种庆祝和纪念，而是比谁的车队档次高，谁的宴席排场大，谁的宾客来头大，铺张浪费，攀比成风。 一些企业诸如美容行业或餐饮行业，常常定期不定期地把员工组织到嘈杂的街头，举行队列训练或喊口号，表面上进行的是礼仪教育，神圣感、庄严感却无从谈起。过分的职业化，使这种礼仪骨子里缺少了真诚与体贴。 在一些官场文化中，礼仪往往成为繁文缛节乃至潜规则。一位在政府部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介绍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会议，安排席位，在官场中，需要严格按照级别排座次、排席位，一点差错也不行，而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剪彩活动，程序之复杂更是令人咋舌。 一个文明的社会，即使是陌生人之间，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仪。不过，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再加上传统文化的断裂，使我们缺失了起码的礼仪习惯。在拥挤的电梯，在嘈杂的大街，在现代的地铁里，人们神情漠然，我们不习惯向对面的陌生人投去一个友善的微笑，问候一声“你早”。一位社会学家说，他经常出国，每次走在热闹的大街上，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但猛一抬头，看到人们脸上的表情，立刻就能体会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知书达礼”原本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现在的状况却是，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学生不知道尊重老师，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尊重他人的氛围。行为失范和道德水准下降，已成为新的社会病。 重构：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为什么我们的路越修越宽，城市却越来越拥堵；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人情却越来越冷漠；国家硬实力越来越强，软实力却仍遭诟病？”面对这些疑问，礼仪素质研究专家蒋璟萍教授感叹，“是到了该重视礼仪建设的时候了！” 古代男子年满２０岁，要举行冠礼，表示从此成年，对家庭、国家负有责任，意在树立成人意识。冠礼相当隆重，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主持，为成年者加三次冠，各有不同的寓意，每次加冠都有祝词，表示期望之义，这种仪式给当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现在也有成年礼，但大多不太成功。一位教授给学生上礼仪课，其中一课介绍古代的成年礼。他首先问同学，有没有在高中接受过成年礼？很多同学都举起了手。他请几位同学谈谈感想，一位学生说：“校长讲话，几百个人都坐那里，最后喊几句口号，散会。”教授问：“如果按１０分制来打分，你给这个仪式打几分？”学生毫不犹豫地说：“０分！” 现代社会，竞争压力空前加剧，于是，很多人把生活中的一切礼仪都简化了，殊不知，缺少礼仪的生活和人生，却失去了很多崇高与敬畏。40岁的李先生是淮安人，父母都70岁了，以前每逢父母生日，李先生因为忙，都是寄钱而已，今年，他专门腾出时间，给母亲过了一个隆重的生日，不但寿桃、寿面、蛋糕、鞭炮样样齐全，还率领子女、孙辈、亲友、晚辈逐一鞠躬拜寿，把老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李先生也在这样的仪式中，体验了温情与亲情，还体验了一种岁月的沉淀与洗礼。 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广泛，在涉外礼仪方面，很多中国人还处在盲目状态下。礼尚往来，赠送礼物只讲究贵重，而不重文化含量；出外旅游，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或在重要的宗教、文化场所自由散漫，缺乏应有的诚意与敬畏。 蒋璟萍说，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了“无礼”的生活，一些人甚至认为在公共场所以礼行事乃装腔作势、虚伪、压抑天性。“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从小处讲，礼仪可以反映出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下，从大处讲，反映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及民族素质的高下。一个民族的礼仪，体现出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 近年来，我国在很多方面加强了礼仪的重构：比如说，一些学校，强化了开学、毕业典礼的个性化与仪式化，让学生在庄严的氛围中体验敬畏与崇高；面对自然灾害中失去生命的同胞，国家设立哀悼日，为死难者进行默哀仪式，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国家更加关注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不过，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构礼仪文化，重拾诚意与敬畏，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贾梦雨） 文章来源: 新华日报 儒家核心价值观 "一道五德"理论的现代价值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8-31 17:43 责任编辑: 老北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对儒学的历史作用及其现代价值的认识也大为改观。现在，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儒学核心价值观，又如何以简明通俗的语言予以概括使之广泛普及、深入人心？这是亟待讨论的问题。 笔者在以往20余年的儒学研究中，提出了将儒学定位为“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将儒学的根本精神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体”的“道德人文精神”,并提出“民主仁学将是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儒学新形态”等理论观点。近期，我着重探讨了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提出了“一道五德”新论述。在此奉献一得之见。 “一道五德”论的基本内涵 在儒家理论系统中，“道”是集政治、伦理、道德于一体的主宰性观念。它有道路、原则、引导、学问、境界之义。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以“道”为根本之德，作为人生根本原则、政治理想和治国安民的战略。“德”指对“道”的体悟、实践，是“道”的具体表现形式。儒家所论道、德关系实质上是体用关系，道是根本之体，德是道之体现，或曰道体之用。在这一思想观照下，我所谓的“一道五德”，即指儒学的根本大道及体现根本大道的五大德目。 那么，儒家的根本大道是什么？在儒学诸多价值观念中，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我认为，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仁”，儒家的根本之道就是“仁道”。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确立，是儒学道德主体性特性的确立。孟子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这是对孔子根本之道的最精辟概括。 “仁”的涵义丰富多彩。其基本内涵，第一是人，所谓“仁者人也”，有道之人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第二是德，所谓“仁者爱人”，就是有道者的根本之德在于爱一切人；第三是根本之道，《中庸》引孔子之言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 儒家以“仁”为根本之道的理论主张，突出了“以人为本”的儒学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发展权，就必须承认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就必须承认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儒学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君以民为本”，但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后，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即已具有权力来源于民、君是人民请来为民服务的民主启蒙性质。其逻辑的发展必然是从民本走向民主。 “仁”与其他德目的关系如何？先儒早有论述，仁与其他德目是体用关系。仁是道之体，义、礼、智、信是道之用。因此，将“仁”作为儒学根本之道是符合传统儒家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认知的。 关于五常大德，愚见以为，从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同时又最具普世性意义而言，则以“义、礼、信、和、敬”来概括儒学“五常之德”比较恰当。 义：“义者宜也”。“义”的本义是指合乎“仁”的行为，是“仁”的体现。其基本涵义，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 礼：“礼”，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中，既是德性原则，又是伦理原则。“礼”是内在仁心、善性的外在表现，是规范人际关系、区分社会等级差别的准则和制度。《礼记》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说明礼的功能非常广泛。 信：《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真实无妄的客观存在，是天道。“诚之”就是要人们信守这个诚，就是“信”，是人道。“信”的基本涵义是诚实、守信、守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和守信、守法的精神。“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业、立国之本。所谓“民无信不立”，是要求治国者取信于民，才能受到人民拥护。 和：即提倡中和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都说明“和”为大德，不可或缺。 敬：敬源于“仁”而合于“礼”。“礼”主要是制度习俗，“敬”则是行为态度。敬的内涵极其丰富：一曰敬天，即敬畏天道，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局面。二曰敬祖，敬畏祖宗，孝敬长辈。三曰敬师友，敬师者必重文德，好学深思，敬友者重视人际和谐，团结互助。敬祖、敬长者必孝，故敬可涵孝，孝却不能代敬。以“敬”为五常之德，则“孝”在其中矣。四曰敬事敬业，即开创事业,建立事功。《论语》以“事思敬”为“君子九思”之一，就是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兢兢业业做事。可见，“敬”是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的日常大德。 人们或许要问：“智”为传统儒学“五常”之一，你为何将“智”排除在当代儒学核心价值观之外？我的理由有三：一是强调儒学核心价值观的道德人文意义，上述“一道五德”更能体现儒学这一特质；二是“智”在传统儒学中主要是指“是非之心”、“知识”之智，可归入知识论系统；三是传统儒学包打天下，当代儒学则只扮演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角色，不能也无须包打天下，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智”的作用已经主要由科学来承担，而不必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了。 “一道五德”的现代价值 儒学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的学问，可以说生活中处处有儒学，处处需要儒学。如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开创竞争与和谐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局面，在日常生活中谨守仁道，用义、礼、信、和、敬的道德原则处理人际关系等等，甚至生老病死，婚丧节庆，都遵循着儒学道德，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表明儒学是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活学问，而非仅存于故纸堆的死学问。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而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提倡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无不借鉴或吸收了儒学的理念与智慧。 再就世界发展的趋势而言。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政治趋势的多极化、文化格局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趋同化。在价值观方面，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化，一些原本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表现出普世性。例如，原本根植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原本根植于东方的仁爱、和谐、诚信、中道等观念，已日益成为全人类都能接受的价值观念。 然而，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弊病与危机，例如信仰失落、道德堕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人格扭曲等现代精神疾病。在这些弊病与危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价值观冲突。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的疾病只能用精神的方法去解决。在解决现代社会的精神弊病方面，儒学传统的道德人文精神及“一道五德”价值观大有用武之地。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正在呼唤儒学的核心价值，期望运用儒学的道德智慧去缓解或消除人类的精神疾病。（来源：学习时报） 篆刻 走向世界的中国印迹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02 09:07 责任编辑: 老北 展品：巴林石九龙钮印章 “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篆刻，作为一门古老而深邃的中国传统艺术，几乎伴随着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从北京“飞”到大阪，从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到“恭王府”，中国篆刻艺术以它独特的魅力和悠远的文化感染着每一位亲近它的人。如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更给了它一个走向世界舞台的契机。火红的“中国印”静静地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历史悠久的中国篆刻艺术 中国篆刻艺术，是以石材为载体，以汉字为主要表现对象并由中国古代印章镌刻技艺发展而来的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用契刻古代文字的方式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虚实相生、阴阳合一的审美取向，具有抽象和神奇之美。 在早期，古代印章是行使和授受国家机构的权力、证明个人身份的凭信物，其制作多由工匠采用金属铸造和凿制而成。公元13世纪以后，艺术家开始选用石材代替金属并亲自动手刻制印章，这一技艺的改变，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篆刻用石主要采用叶蜡石一类的寿山石、青田石等。主要工具包括刻刀、印床、印泥、毛笔、宣纸等。主要工艺流程有设计印稿、上石、镌石、钤印、刻款、拓款等。上石的书法功底、巧妙的布局能力和精湛娴熟的刀功共同构成篆刻艺术的技艺内涵。 此后，篆刻家在继承前辈优秀技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出现了自明清以来的皖派、浙派以至今日的流行印风等多种流派和风格，并产生出丁敬（1695-1765年）、邓石如（1743-1805年）、吴昌硕（1844-1927年）、齐白石（1863-1957年）以及当代诸多篆刻大师。这些艺术家将这门中国传统艺术一直传承、发展并创造至今。2009年9月3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联合西泠印社共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中国篆刻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篆刻艺术从此走入国际视野。今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古老而弥新的中国篆刻艺术迎来了新的契机。 闹中取静的篆刻精品展 世博园里真热闹。本届上海世博会，动辄每天几十万人的流量，看那馆外蜿蜒数十米的长队和馆内如织的人流，各个国家馆独具魅力的精彩演出也此起彼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走进世博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一股清凉使人瞬间忘记了夏季的炎热。就在这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篆刻艺术精品展”正在悄然展出，颇有一分闹中取静的意味。镌满“印”的廊柱，红底白字的主题标识灯箱，古色古香的茶桌椅……意蕴久远的“中国红”配以现代感的黑、白、灰，展厅布置得别具一格，散发着浓郁的书香气和中国味。 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知中国篆刻艺术，为了纪念中国篆刻艺术申遗成功，也为中国篆刻艺术得到更好地弘扬、保护、传承和发展，此次展览继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日本大阪及北京恭王府等几次具有开创性的展览成功举办后首次来到上海，在世博会这个大舞台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源远流长。展览于8月2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历时30天。 据此次展览的策划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常务副院长骆芃芃介绍，本次展览以中国篆刻的源流和发展为主线，分六个部分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第一部分古印系统，主要展示先秦至清代的实用印章；第二部分流派印系统，主要展示明清时期中国篆刻艺术形成完备期的艺术流派印章；第三部分展示当代篆刻艺术的风貌，选择了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100枚作品；第四部分是展示篆刻艺术和当下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艺术家们对篆刻艺术未来发展空间的探索和开拓；第五部分是展示篆刻艺术的印材和印钮；第六部分展示和篆刻艺术相关的印谱和印文化工具等。她表示，整个展览是对中国篆刻艺术进行的一次全面、立体的诠释，既有纵向的延伸又有横向的涵盖，回顾了历史，展示了现在，探索了未来。 记者看到，为了使中国篆刻艺术在今天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下让更多的人了解，展览的所有文字都配有英文。展厅里，3000多年前的古印原物，明清流派大家的原印作，齐白石先生亲手刻制的原石，100件当代篆刻家的原石作品，还有篆刻艺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邮票、电话卡等作品……弥足珍贵，使人流连忘返；展厅的一角，古色古香的中式茶席上茶香正浓，参观者驻足品茗，好不惬意；更有那原钤本的手拓印谱，其精美的中式装订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还有十四面银雕布制作的展览挂饰，给观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 “篆刻展览形式和内容令人称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举办此次展览更是意味深长！”在8月15日展览发布会当日，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这样写道。 邮票上的中国印 篆刻艺术 传承有方 发布会的闲暇，记者专程采访了有“神刀女”之称的骆芃芃院长。“篆刻是一门很特别的技艺。它首先要学识篆，还要会写篆，还要会刻篆，刻出来还要美观好看，这可不是一日之功。”骆芃芃说。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篆刻是一种小众艺术，但是我不这么认为。”骆芃芃介绍，篆刻艺术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起源，而且从王公贵族、皇帝起开始使用。如皇帝的玉玺这种权力的象征以及宰相、大臣行使国家权力授受的这种凭信物，实用性非常强。到后来，它的实用性渐渐减弱，产生了很多纯艺术性的印章，明清以后，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人们一直以来有一种错觉，认为印就是一个实用的东西。尤其到了现在，它的实用性极大地减弱了，当领粮票成为历史，取钱也不再用印章，人们对印的概念开始淡化，除了是字画的附属品以外，没什么用了，其实并不是。”骆芃芃说，“一方面，它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美学、文字学等都融合得非常紧密；另一方面，就是篆刻艺术发展的‘民意性’，即是说它不完全是一种纯艺术的、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而是也可以和人们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下里巴人’，比如把印章用在邮票上、茶饼上等等，‘中国印’正以多种艺术的形式不断开拓出新的发展空间。” 正如骆芃芃所说，你我身边的“印”迹，早已悄然增多。在本次篆刻精品展中，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即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展出将篆刻艺术与当下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作品——茶壶身上的“中国印”、电话卡上的“中国印”、古琴上的“中国印”、卫星上的“中国印”等。其实，中国的篆刻艺术自从产生至今，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始终是共生共存的，比如姓名印、收藏印、字画印等。此次展出的这些和身边日常生活相结合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当下艺术家对篆刻艺术的未来发展空间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向人们提出了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篆刻艺术，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更有效地传承和保护的“问题意识”。 谈到篆刻艺术的传承，骆芃芃显得颇为自豪。她介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创办于2006年，在这之前篆刻艺术学靠在书法、中文或者国画系里，并不成一个独立学科。自中国篆刻艺术院成立伊始，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篆刻艺术学的硕士研究生，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立中国篆刻艺术院和篆刻学研究生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篆刻艺术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骆芃芃说：“一直以来，无论大学学科、研究生学科，博士、硕士的研究方向，都没有篆刻艺术学，这是最吃亏的。而现在喜爱篆刻、学习篆刻的莘莘学子，他们学成拥有篆刻硕士的学位，学生自己的身份感和学术地位感都有所提高，也明确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张东伟 文/摄） 文章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学潮兴起 《四书五经》取代美人像登上挂历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8-27 21:48 责任编辑: 苏向东 中新网温州8月27日电(记者李飞云)国学潮的兴起，使得今年第五届中国(温州·金乡)台挂历展上书香一片，从《四书五经》到《文史大全》、《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取代以往出现在挂历上的美人像和世界各地风景图片。 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个展商均在不同程度上大秀传统牌。今年的展会上，首次出现日本展商的身影，这是一家印刷设备商家，他们将资料图片简单的摆放在没有空调的简易会展上，借助中文翻译向前来参观的客商介绍并比较中日台挂历印刷的区别。 8月26日开始为期三天的温州苍南金乡镇的台挂历展，无疑是当地居民的一个重要日子，尽管并无宽敞的会展中心，甚至于只是摆在弄堂里的展会，但仍然挡不住当地人热情相邀亲戚朋友客户来此相聚。 苍南金乡镇镇长郑德菊向记者介绍道，台挂历是金乡镇的支柱产业之一，人口7.56万的小镇，几乎家家户户跟台挂历的产业相关。目前，中国台挂历的70%产自此地，然而此行业也受土地制约，至今尚无场地去展示年产值达15亿元以上的产业。 “这个行业的季节性很强，每年的旺季就集中在9、10、11月期间，每年新年刚过，这里做挂历的人就开始外出四处寻找好的设计和美工。”郑德菊向记者介绍道，设计和美工是当地的“短板”，但从工艺上到内容形式上的创新，每年都会发生。 为防止为模仿，一些厂商甚至不公开新款样品展示，只对少数客商开放，当地将文化产业与台挂历结合比较成功的商家郑诚，就是把他的得意之作《四书五经》、《四大名著》等之类的台挂历，就放在二楼不公开展，“我们已经申请外包装、设计的专利保护，目前我们这里的台挂历发展已逐渐走向高端，将国学融入台挂历就是将原先的“美人图”、“风景图”换成更据有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具有实用性和收藏，因此颇受市场欢迎。” 温州苍南金乡镇，被当地人称之为“金乡卫”，已有六百多年建城史，当年与“天津卫”齐名，是个重要的海上战略防役之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是温州最早产值过亿的乡镇。(完) 文章来源: 中新网 季羡林弟子蔡德贵:季老曾言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10-09-03 09:22 责任编辑: 钟明 “没想到我到晚年了，能得到季老的教训，其中收获比上大学多得多。”蔡德贵在给季羡林写口述史，这在圈内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一直小心地回避着媒体的关注。 70多次专访，恍然如昨，对蔡德贵来说，那似乎是一个美丽的梦，醒来时，与大师已天人相隔。 永难记述曾经的那段时光，在天通苑北买了一套小房子，到医院的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但风雨无阻，蔡德贵知道，每一次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为了留下大师最后的嘱托，他无怨无悔。 他们信马由缰地聊，有时季老会痛痛快快说上2个小时，完全不顾医生的警告。 去美国前，季老抓着蔡德贵的手说：“等你回来，咱们接着说。”他的精神那样矍铄，连蔡德贵都忽略了：这，竟是永别。 《大国学》终于完成了，65岁的蔡德贵一脸释然：还好，总算没有辜负先生的重托。 齐鲁文化让我和季老结缘 晨报：季老身边大学者很多，为何让您写口述史？ 蔡德贵：我大学时是季老的学生，但接触很少，以后工作中有过联系，但也不多。后来，我为季老写了传记，那是第一本得到季老认可的传，所以，这次他也找我来代笔了。当初我给季老写传时，有人问“凭什么你来写”，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和季老都是山东人吧，我们对齐鲁文化有共同的感受。 晨报：仅仅因为老乡关系吗？ 蔡德贵：齐鲁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百家争鸣，都发生在齐鲁，季老晚年主张“爱国、孝亲、尊师、重道”，这与他少年时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晚年他一直想写几篇文章，即《士与侠》、《恢复历史的真相》等，作为一生的总结，它们都与齐鲁文化相关。但季老年龄大了，无力完成，他希望找一个对齐鲁文化有体会的人来记录他的口述，这可能是他选择我的原因吧。 完全推翻传统行不通 晨报：本书谈了很多国学的话题，但这些复归传统的思路，能适应现代社会吗？ 蔡德贵：季老对此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他说，五四那么伟大的一次运动，也存在遗憾，就是对传统过分否定。事实上，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中断自己的传统，没有传统，你的特色何在？又如何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呢？今天孔子学院在全球这么火，说明传统思想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现代社会造成三个方面关系的紧张，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孔子的“和谐”思想。 晨报：现代社会，人们更倾向于制度决定论，忽略制度问责，只谈人性，有意义吗？ 蔡德贵：什么制度下都有好人有坏人，改造制度的根本还是在改变人心，关注人性的问题与关注制度并不矛盾。 儒家不扼杀理性精神 晨报：但传统礼教压抑人性，扭曲了我们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令我们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蔡德贵：我不同意你的判断。科学精神与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与传统关系不大。季老把世界文化分成四种，即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希腊。后来我写论文，分成三种，即筷子、手指和刀叉。筷子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筷子用力不直接作用在食物上，这就形成了综合性思维，不强调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共存，所以人文精神比较强。手指文化以印度、伊斯兰为代表，他们吃饭不用手就感觉不够香，这种亲证自然，使他们时时刻刻体会到自然的威力，所以宗教精神特别强，形成了辩证思维。刀叉文化则相对理性，注重逻辑，形成了分析思维，16世纪西方普遍使用刀叉后，科学精神迅速提升。我把这篇论文给季老看，他说“有道理啊”，中国文明曾错过了现代化，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宋代时我们将辩证思维融合进来，现在我们正努力融合分析思维，只要我们更重视分析思维，我们的科学也会得到较快发展。 新儒家缺乏实践勇气 晨报：传统中国社会是泛伦理社会，但一直未能解决虚伪的问题，毕竟善缺乏外在的标准，国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蔡德贵：虚伪的问题与道德关系相对弱，它与宗教精神的关系更直接。季老曾和别的学者讨论过，宗教是否会消亡，他们的共识是：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宗教就不会消亡。 晨报：今天国学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但似乎喧嚣多于内容。 蔡德贵：是有这个问题。季老曾说，所谓新儒家，我看不出新在哪里，只是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这有什么意义呢？真正的儒家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孔子就是一个不妥协的人，但今天儒家却成了学术，还有几个人真正去实践呢？所以季老最佩服梁漱溟，说他是“士”，他有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文革”结束后，同样从“牛棚”出来的朋友和季老开玩笑说：士可杀不可辱，可咱们是既可杀又可辱啊。季老报以苦笑，所以他晚年特别想写《士与侠》，国学不能失去士的精神。 晨报：但就算有了士的勇气，就能实现文明复兴了吗？ 蔡德贵：你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儒家身上。文明的复兴要靠多方面努力，制度的、文化的、人性的，道德完善肯定是重要的一环，但不能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这上面，没有一个合理的体制，光有儒家也没用。在今天，建设民主制度与弘扬儒家文明是同样重要的。 蔡德贵： 大师已去风范永存 晨报：您采访季老70多次，生活中的季老是个怎样的人？ 蔡德贵：很幽默也很随和，对周围的各种情况很清楚，所以很多话讲得很有策略。季老的影响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是各种力量在背后推动，对此他很清醒。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无法自由行动的老人，他也很可怜。 晨报：您的这本口述史希望告诉读者什么呢？ 蔡德贵：这不是学术著作，如果想了解季老的思想，可以看他的著作，坦率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今天年轻人已经读不懂了，许多并不优秀甚至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反而成了榜样，我写这本书，是希望大家更好地了解季老，他年轻时很顽皮，起步那么低，以后遭遇了许多苦难，但他还是成功了，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汲取一些精神力量。 晨报：听说季老去世时很安详？ 蔡德贵：我当时不在场，也是听他身边人说的，头一天还给别人写了5幅书法作品，第二天护工对他说“大懒虫，起床了”，他说累了，再休息一会儿，再叫时，已去世了，非常安详，仿佛坐化了一样。 本版撰文 陈辉 文章来源: 北京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