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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一位杰出的美学理论家和诗歌理论家。其“性灵”说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和美学理论。 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歌理论强调诗人内在情感的表现，非常注重诗歌的抒情特征，认为诗歌必须表现诗人的情感才能感动人，才有美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认识到诗歌的抒情特征，《毛诗序》更是明确的指出诗歌是情感的表现（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以后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理论基本上是沿着这一主线发展的。如朱熹说：“诗者，人之心感物而行于言之余也。”严羽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刘熙载在其著名的美学著作《艺概》中更是说得明白，“昔人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这些见解从理论上阐明了诗歌的审美特性。 在这一点上，袁枚的诗歌美学理论与其是相通的，袁枚主张诗要写“性情”，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诗人者，不可以无我”。也就是说，袁枚认为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在他看来，“性情”是诗的根本，一切题材，内容，音韵，格律，语言风格等等，都是“有定而无定，恰到好处”即妙，他宣称对于古今人诗，对于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诗，“无能不爱，无所偏嗜”，主要在看他们有无表现性情。 由此看来，强调诗人内在情感的表现，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共性，也是袁枚诗歌美学思想与儒家美学思想的相同之处。但对这种人性美和人性内涵的理解与表现上，却又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 大家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要把维护奴隶等级制度的“礼”作为自觉的要求。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君子中可能出现“不仁者”，而小人中绝不会出现“仁者”。也就是说，“仁与不仁”，主要取决于后天的主观努力，即思想道德意识的修养。所以孔子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基于以上观点，孔子十分重视艺术对于人们的教化作用，十分重视审美和艺术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同时，他对审美和艺术又进行了规定。 《论语》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其一，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其二，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其一告诉我们，孔子从韶乐中获得了很高的审美愉悦，那么，韶乐何以能使孔子产生这么大的美感呢？其二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孔子认为，韶乐不仅符合形式美的要求，而且符合道德要求。武乐则不完全符合道德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心中认为美的艺术，必须符合道德的要求，必须包含道德的内容。也就是说，美和善必须统一，内容和形式必须统一，“文”和“质”必须统一。根据这一观点，孔子提出了他对艺术的审美标准。《论语》记载: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 ，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孔子的审美标准，儒家美学认为艺术表现的情感不能过分，应有所节制，要“思无邪”。而这种节制感情的东西就是道德规范的“礼仪”。符合“礼”的规范，就符合审美的标准。郑声的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淫”），不符合“礼”的规范，所以不是审美的情感。《毛诗序》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以礼节情，以礼约情，儒家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其中庸之道的哲学基本思想，它允许一定程度的感情抒发，同时又要求情与礼的统一，艺术美与道德美的统一。 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袁枚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儒家美学观点有着根本的不同。袁枚的思想是比较自由解放的。他对当时统治学术思想界的汉、宋学派都有所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他还认为六经“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当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袁枚的思想就是要独抒性灵，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诗，性情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这里所讲的“性情”“性灵”都是“先天真性情”。有性情而后真，诗歌表现的真性情应该是自然完美的流露，而非人为的强制。他说：“诗者，心心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性情是诗歌的源泉，有性情才有诗：“诗，有情生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朽之诗。”“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诗人只有具备了真的性情，才会有性灵情真的诗作：“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只有做到性灵情真，是人才会即景生情，情景交融，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才会创作出不朽之作。在袁枚有关的诗歌论述中，他总是把诗与情联系起来，以说明诗歌性灵情真的审美特征。概而言之，他认为诗歌应表现诗人的真实情感，历代不朽的传世佳作都是诗人真性情的完美表现，优秀的诗歌都离不开诗人的真实性情。诗歌创作要进入佳境，诗人的性情要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诗人的性情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