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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认为要表现真情，就要不受任何束缚地直抒情怀，自披胸襟：“凡作诗者，各有身伤，亦各有心胸。”每首诗应有独自的风格、境界和意味，都能表现诗人的胸襟。为此，他非常强调诗歌的个性特征，认为诗歌应“有我”：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这里的“我”是指诗人的个性特征及其独特的审美感知。袁枚强调诗歌应“有我”，应表现诗人的个性，并不是说诗歌创作就可以不顾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相反，他认为一首好诗必然为大众所理解和赏识，就像“凤凰芝草，妇女共钦为祥瑞；青天白日，愚人也知其清明”，人人都知道它们的美丑好坏。如“景星庆云，明珠美玉”一样。人人都会赏识珍惜，而不是唯作者孤芳自赏，孤影自怜。袁枚强调诗歌创作“有我”，而且他认为诗中“有我”会更加增添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所以他说：“一人之心即众人之心也，一人之心之所能得，即众人之心所能得。” 因此，他反对模唐仿宋，大谈格律，以书卷考据作诗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他更不喜爱一切迭韵、和韵、用僻韵、用古人韵等等来束缚性灵，以文字为游戏。袁枚在诗的创作实践中，确能如他自己的所说，直抒“性情”，即写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拟格调或以考据文字为诗的作品，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雨来蝉小歇，风到柳先知”；“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等等，这些诗句，意境明晰，自有韵味，读来让人感到清新自然，耳目一新。 应当说，袁枚论诗显然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响，但他的立论确又比“公安派”要具体、系统的多。他的这些诗论美学思想，对当时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风，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冲击作用。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称他为“诗坛革命家”，钱钟书在《谈艺录》里称他的诗歌美学理论“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这些评价，对袁枚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自有道理，应当说是公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把“性情”抽象化，陷入了“诗如天生花卉，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轾；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的另一种形式主义结论。这也导致他的诗歌创作，虽能直抒“性情”却也缺乏现实社会内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纪事的范围。而儒家美学思想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歌咏言，诗言志”，强调诗歌对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对人的精神的感发、激励、升华作用。这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作者单位 孔子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