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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理学的工夫论就是与其哲学本体论直接相关的。如果说，宋儒的致知论的理论预设是物物有理、万理为一的理一分殊，致知的最终目标是“知夫万理为一”的话；那么，他们的涵养工夫论的理论预设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为性、己发为情的心统性情论，涵养工夫的最终目标则是达到“日用之间，本心莹然，随所意欲，莫非至理” 的人生境界。可见，宋儒的涵养工夫论是与心性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通过“下学而上达”而完成对形而上之性体的体证。所以，他们在诠释《论语》的涵养工夫论时，也建构出一套与原典不太相关的心性论与超越境界论。《雍也》篇记载有孔子赞扬“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之语，这当然是德性涵养的境界，但宋儒的解释显然不局限于此，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的解释： 程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学之道奈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于圣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则不日而化矣。 在宋儒看来，涵养工夫的目标就是“至乎圣人之道”。那么，包括颜回在内的学者为什么能够“至乎圣人之道”呢？宋儒认为这是由于人的本性源于天理，其未发时五性具焉；人的情缘于外物触形，情炽而益荡。人的涵养工夫包括明心、养性、省察、持养、居敬等等，其过程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警戒、引导、克制自己缘于形体受外物触动而产生的情与欲；另一方面则是发现、保存、拓展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本性。宋儒反复申诉的存养、省察、主敬等等，它们既是儒者的“下学”人事的工夫，又是“上达”天理的工夫。 可见，宋儒不仅肯定致知工夫是包括下学、上达两个方面，同样，涵养工夫同样是包括下学、上达两个方面。他们反复强调，一方面，涵养工夫是指学者在自己的生活日用中对本人的各种感情念虑、视听言动的操存省察，不能让那些发自气质的情感欲望突破名教秩序；另一方面，这种涵养工夫能够使学者发现自己的情感现象深处的天地之性，此性是自我与永恒的天理一体的证明。所以，他们在诠释《论语》中无处不在的德性涵养工夫时，总是在不断地赋予这种日用工夫以形而上的超越意义。朱熹在注释《泰伯》篇孔子所言有关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君子涵养之道时说：“言道虽无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为政之本，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颠沛之违者也。” 道体的无所不在，为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的下学工夫赋予了形而上的上达意义。又如朱熹在注解孔子“依于仁”的德性工夫时，也是从天理的终极意义来说的，他说：“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去欲、存心的涵养工夫，不仅是为了充分实现内在的心之德，更是在完成参赞“天理之流行”。 （作者简介：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注：此论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07BZX036）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