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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核心价值，儒家提示的，不仅是少一些个人主义、少一些自我利益、少一些敌对，它既不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接受市场经济，同时不削弱中央政府的领导、尤其是其道德责任；拒绝阶级斗争，同时不放弃平等的原则。 赢周刊：在经济主导世界的时候，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文化的作用？ 杜维明：现在有一个现象，每一个人的选择可能性越来越多，极少数的人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比如非常暴力性的作用。如“9?11”，十几个人，可以打击你的商业中心、军事中心，人的安全。少数的商界人物如盖茨的慈善事业也能帮助很多人。我提倡，要有和平文化的实现，必须要有各种对话。 赢周刊：您认为当代中国，儒学的至高境界是什么？ 杜维明：冯友兰引用宋儒张载的名句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冯友兰先生称其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2003年温家宝在哈佛演讲时曾引其中三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将儒学其“从哲学家的课堂上解放出来”，作为中华民族追求的一种境界。 君子和而不同 赢周刊：您刚从印度到广州，据说您一直提倡把印度做为中国的参照，为什么？ 杜维明：在经济上，印度很羡慕中国。印度上世纪70年代不发展是因为基本上在处理它的政治关系，但是现在印度在全力发展经济，所以中国和印度是竞争对手。 但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中国应当向印度学习。印度有强烈的愿望要保留它的传统文化，印度人从来没有说要放弃它的文化向西方学习，它的艺术、音乐、舞蹈、哲学等要保存下去，这是印度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可是现在中国碰到困境，就是两三千年来悠远的历史和近百年来集体的健忘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我们的历史非常悠远，源头非常长，可是我们近代一百多年的记忆非常短暂，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 赢周刊：作为美国人，您深刻体会到中美的差异，您认为中国要快速发展，它能从美国的发展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杜维明：美国一直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学习国家，它向法国学习政治哲学，自由女神像来自法国；语言、文化来自英国；德国的科学家大量到美国。可是二战以后，尤其是近段时间，美国从一个极杰出的学习国家，变成一个教导的国家，认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向外国推销。美国会不会垮，要看美国是不是开放，世界各国的资源会不会到美国。美国如果不是一个学习国家，它一定会没落，学习就是要容纳不同。 儒家经典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是指没有不同声音，只有一种声音。“和”则是以“异”为基础，没有异就没有和，异就是差别，和的对立面是同。没有不同就没有生命力，没有发展力。 社会需要有反馈系，美国由于“异”，造成发展的张力。我参加过一个讨论，有电视媒体、大企业家、学术界人士。开始，参议员说政治家没有力量，要推动一个议案很无力，我看美国就靠你们媒体，你们渲染。媒体说，我们可以报道事实，但我们没法创造事实，在美国有影响的就是搞企业的。企业家抱怨，我们有什么力量，我们要到电视上宣传，我们想宣传的受到各种限制，还有政治干预，也许最有力量的还是学术界。而我了解学术界的力量向来微不足道，美国的每一方面都觉得力不从心，但是这种多元创造出美国的力量。 赢周刊：目前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已倒下，但新的文化伦理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年轻人都很迷惘。 杜维明：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精神价值、伦理制度、文化领域和社会制度迅速地消失，这是非常大的危机，现在看来，市场机制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但是当今社会也成了一个市场社会，或者社会的关系被市场化：大学被市场化，人际关系被市场化，家庭被市场化，这个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贪污腐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现在贪污腐化在政治、学术、企业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但因为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快，达到9%，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家还能忍受贪污腐化。随之还出现了贫富不均、城乡差距，目前这些情况越来越严峻。 我认为，以后儒教、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各种宗教，只要它能使人安身立命，只要它是健康的，只要它能为人提供价值，都应当让它有发展空间。 儒学核心是见利思义 赢周刊：在企业界，成为儒商正成为一些企业家的追求，您认为，做儒商最关键的是什么？ 杜维明：在儒家的传统里有儒商的观念，这些企业界的知识分子能够自觉觉醒，比如日本有名的涩泽荣一，曾创办或管理过500多家大企业，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其专著《<论语>加算盘》，讨论利和义的关系，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论语》讲究忠、孝、仁、义，算盘则言商求利，二者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 赢周刊：经济界应当培养怎样的领导人才？ 杜维明：除了要培养技术研究、专业知识之外，必须要培养文化能力，就是文史哲，包括心理学、政治。专业之外，没有对历史、哲学的反思，没有对宗教的终极关怀；只有智商，没有情商，没有伦理学，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人文学科是软件、软实力，经济是硬实力。除了物质条件外，对于人来说，精神价值、情商、伦理等方面也很重要。 21世纪的领导，不可能只注重经济，不注重文化；不可能只重视技术水平，不重视文化能力；不可能只重视智商，不重视情商和伦理；不可能只注重物质条件，不重视精神条件。 赢周刊：您曾提出一个观点，21世纪宗教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您怎么看待企业中科学技术和宗教的矛盾？ 杜维明：以前我们有一个认识：科学是进步，宗教是迷信，科学是理性之光，宗教是黑暗，理性之光向前照耀，黑暗就被驱除掉了。现在最好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是，科学之光越往前照耀，越了解到我所知道的很少。越进步，越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好些优秀的科学家都有宗教信仰。 从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看，21世纪宗教的力量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强。因为现代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增加，人们在寻找：人要追求什么利益，人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 比如，佛教现在开始讲人生佛教，不是讲死的问题，不是讲跳出轮回，20世纪佛教的发展是入世的，用佛家语言讲是要“结善缘”，要“转世”而不为“世转”，要通过你的修炼，对你的家庭，你的社会起积极作用，而且不是在将来，是在现在。 现代科学家绝对不是傲慢，而是谦虚，你要碰到一个科学家，他是傲慢的，你不管他有多好，绝对是第二流的，甚至是没有智慧，没有思想的科学家。讲得完全一点，这就完全是科学主义。他已经是完全没有智慧，谁知道人生的意义，谁知道宇宙大爆炸发展的几千几亿年之间，他有多少应该知道还不知道的东西。谁敢傲慢说“我知道”？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子的，谁都不能讲这句话。我们应当虚怀若谷，包容不知道的东西，通过对话，比如各种宗教对话，不仅要容忍，还要承认它存在的价值，尊重它，跟它进行互动，跟它进行对话。 赢周刊：在世界潮流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学习、怎样选择？ 杜维明：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是知识分子。我知道有些企业家从事佛学研究，还有些尊崇道家，当然儒学是塑造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资源。儒家传统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学”，学什么？就是学做人，培养人的人格。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学习不是要掌握很多知识，不是要积累很多能力，人文学所有的价值，包括人文、艺术、哲学，都是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缺少的东西。 中国本身是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儒家是重农而不轻商，士农工商都看得很重要，现在我认为，企业应当对自然、对宗教，对精神世界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因为人文精神不应当和自然和文明有冲突，人应该更宽广，更包容。 美国的企业家做企业之后，做慈善事业，中国的企业家也有可能这样做，像办书院、研究院，支持一些学术项目。据我所知，现在广州、深圳、厦门、香港的一些企业家都是这样做的。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