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页右栏第三段，颜文谓：“1912年12月，陈焕章、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同年，王锡藩、刘宗国等在山东创设孔道会，饶智元、恽毓鼎等成立孔社，杨士琦、谭人风等组织昌明孔教社，贺寿煦、殷炳继等组织孔道维持总会。1913年9月，沈维礼、沈士成等创设寰球尊孔总教会，同年9月，许棣常、李安国等在东京成立孔教会东京支会；1914年3月，冯国璋、周嵩年等在北京成立孔道总会，等等。”此一段话涉及到的问题众多，而涉及到的史实多有错误。 在厘清史实之前，首先要说明一点，即一个组织或团体的筹备组织时间与成立时间是不同的，从筹备组织到成立是有一个过程的。其次，一个组织的总会与分会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下面即依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对这一段话中所涉及的各孔教组织的史实试作说明。 第一，关于孔教会。孔教会并不是成立于1912年12月，而是成立于1912年的孔子诞辰日，即旧历8月27日，阳历10月7日。《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载《本会纪事·总会》云：“本会之发生，始于去年春间，沈君乙盦曾植实主其事，发起诸人开谈话会于沈宅者屡矣。然本会成立之期，实託始于大成节。是日假上海山东会馆为恭祝圣诞之地，到者五六十人，各界人士均有代表。”此年12月12日，孔教会发起人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姚文栋、张振勋、陈作霖、沈恩桂、麦孟华、陈焕章等向北京发出了《孔教会公呈》，教育部批在1912年12月23日，内务部批在1913年1月7日[1]。至于次年9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孔教会东京支会，则是孔教会属下的一个支会，显然不能与孔教会、孔道会等并列，因为在此前后各地成立的孔教支会多矣。 第二，关于孔道会。孔道会发起于1912年3月，1912年12月22日在济南开成立大会[2]，会长王锡蕃，孔道会在济南成立后，即将在济南的部分定为山东总分会兼总会筹备处，《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四号载《山东孔道会刘会长来书》云：“本会于上年冬月开成立会后，旋拟定作为山东总分会兼总会筹备所，当即推定康南海先生为筹备所所长。”孔道会的发展则由山东转向北京，进而组织总会，据有关材料称：“该会原于民国二年十二月间，在西河沿渭南馆创设孔道会事务所，后经冯将军国璋将该会馆购为自有私产，借与该会居住，至本年三月间成立分会，惟该会会长王锡蕃原驻山东，并未来京”[3]，此处的“该会”指孔道会，孔道会在北京原在衍圣公府设事务所，1913年12月在西河沿渭南馆设立事务所，所谓的“本年三月间成立分会”，即后来所谓的孔道总会，“本年”是指1914年。不过，1914年三月间孔道总会成立时，冯国璋不在北京，查《冯国璋年谱》，也不见冯国璋此时前后在北京有所活动。此年的三月份冯国璋是在南京，从年谱可知，冯国璋是在1914年7月6日发出入京通知，7月20日离京返宁[4]（P38）。在京期间，冯国璋于7月10日受到了孔道会的欢迎，并在孔道会作过演讲，“见会中经费支绌，慨捐助洋五百元，以资补助进行”[5]。冯国璋捐助的五百大洋就用来买下了孔道会在西河沿的办事处，大约就在此时冯国璋被孔道会举为名誉会长。孔道总会在北京成立后推举康有为为会长，而实际主事人还是王锡蕃、刘宗国、薛正清诸人，在北京展开局面的是薛正清，与冯国璋同举为名誉会长的还有张凤翙。因此，颜文所说的“1914年3月，冯国璋、周嵩年等在北京成立孔道总会”，是有问题的。不过，这种结论是有来历的，即《孔道总会致内务部呈》中列孔道会发起人有冯国璋，但发起人中还有一人可注意，即冯甘棠，此人乃冯国璋的堂叔，估计是冯甘棠将堂侄列入了发起者的名单[6](P70)。再者，在山东成立的孔道会与在北京成立的孔道总会是一个会之内的事情。 第三，关于孔社。颜文谓1912年“饶智元、恽毓鼎等成立孔社”。孔社组织于1912年，而其成立则在1913年4月27[7]。 第四，关于昌明礼教社，颜文“孔”字应作“礼”字，恐为手民之误。昌明礼教社在1912年的5月即已发起组织，5月7日在上海第一春举行第一次会，到伍廷芳、徐绍桢等30余人；5月23日，昌明礼教社电教育部，教育部次日电复批准立案[8]。其成立时间则是8月27日[9]。 第四，关于孔道维持总会，的确如颜文所说组织于1912年，而其成立时间则待考。 第五，关于寰球尊孔总教会，据《民权报》1913年11月28日报道，是成立于1913年10月3日[10](P33)。 又，颜文此段末尾云：“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名虽有异，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未必全同，但尊崇孔子，昌明孔学之旨则完全一致。”此一论断恐怕过于简单了。孔教会、孔道会是为了树立孔子的教主地位而起，孔社与经学会则不然，都不以孔子为教主，儒学也不是宗教，这可从它们的章程中得到说明。说这些尊孔团体尊崇孔子则可，说它们昌明孔学之宗旨则完全一致，就有点想当然了。 第35页末尾一段，颜文谓：“1913年9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上书参议院、众议院，请定孔教为国教，并请两院通过”，按：陈焕章等人上书参、众两院是在8月15日，而不是9月。 第37页左栏末段至右栏首段，颜文谓：“民国初年，通过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努力，孔教运动重生，曾一度出现130多个孔教分会，3000多名孔教会会员的盛况。然而，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清算和南方势力北伐成功，孔教运动再度退出历史的舞台。1927年，孔教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去世，1929年，陈焕章远走香港，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然而，陈焕章在香港成立孔教学院至今仍活跃于香港，孔教运动可谓硕果仅存。”此一段话中依然有许多史实错误。试分述如下： 第一，孔教分会的数目，颜文谓有130多，其实孔教支会远不止此数。估计此一统计数字是从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来的，卢湘父是康有为的弟子，他说：“其支会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11](P225)。又，《孔教十年大事》所载《孔教会纪略》中有《支会一览表》，其中所列孔教支会也是130个[12]。但是，这些说法都有问题，与实际不符。因为单从《孔教会杂志》13期（第一卷共12号，第二卷1号）的统计就有140多个了。就以山东的孔教支会而言，在《孔教会杂志》的显眼处可见有章丘、聊城、烟台、济南、曲阜、青岛数处，可实际上山东远不止以上了了的几处支会，我们从文献中可知山东一省至少有孔教支会30个，如即墨、东平、汶上、菏泽、滕县、泰安、莱芜、新泰、曹县、宁阳、城武、滋阳、定陶、朝城、长清、邹县、潍县、掖县、临沂、临淄、临清、郯城、峄县、济宁县等。此外临清、郯城还有支会下的分会。这些支会主要是在民国初年成立的。到1917年，陈焕章等主持孔教会后，孔教会在各地又有新的发展。据《经世报》统计，至少有40处以上新增的支会，如：热河、清华、大名、灵宝、漳州、东海、静海、颖州、灌云、新安、苍梧、和龙县、达县、阜宁、丰县、徐州、沛县、砀山、萧县、蚌埠、宿州、海州、凤阳、泗州、南汪、句容、兴平、襄阳道、乾县、闸北市、黎川、江宁、石屏、思茅、黑江、会泽、耒阳、祁阳、云浮、兰州、龙岩、浏阳、南洋泗水、旧金山等。此一时期各地支会下的分会也增多了。就是不去计算支会下的分会，仅以支会而言，其数量前后总数也一定在190处以上。 第二，孔教会会员的数量，颜文谓多达3000，此一数据估计来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致中央民众训练部复函》[13](P570)，但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恐怕这个估计太小视孔教会的势力和社会影响了，孔教会的会员至少有数万。仅举数例：据《孔教会杂志》第一卷第十一号《本会纪事》介绍，延吉孔教支会会员多达6000以上，曲阜支会会员335人；据第12号《本会纪事》介绍，宜兴支会会员300余人。仅由朝鲜人组织的一个支会就是6000多人，已远不是3000多人所能限制了，何况还有其他一些支会，往往是百余人乃至数百人。若以孔教支会有190个计算，一个支会有百人，孔教会员也至少有近2万。再说，孔教会从1912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即使计算到1929年，其中的会员数目也一定是个庞大的数字。 第三，颜文谓：“1927年，孔教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去世，1929年，陈焕章远走香港，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康有为在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失败后，于1918年辞去孔教会会长之职：“鄙人以病躬不任，恐致陨越，去岁已腾书力辞，请诸公公举。诸公未行，经托总理孔少霑太史代理会长。今兹诸公咸集，鄙人即未任会事，敬再申请，请诸公妙选硕望，以任会长，以振会事。”[14]（P644）虽然在1922年孔教会同人受外界之压力继续推举康有为为会长，但康有为回信拒绝了：“六年以前，鄙人承乏，虽欲竭力，无补涓埃。孔教会之创始也，鄙人为之，望孔教会之广大也，不待言也，为此与袁世凯争，至束装而避于日本，又与人多决裂，皆无所补，只有自惭德薄能鲜而已，虽欲再肩大任，然已无效，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敬辞大命。然仆努力于孔教，无论为会长与否，同是心也。”[15]康有为自1917年辞去会长后，虽继续为孔教事业而努力，却不再担任孔教会的任何职务。因此，说“1927年，孔教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去世”，不知康有为此时在孔教会中任何等角色，是何等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的消亡问题，颜文谓1929年陈焕章远走香港，孔教运动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其实孔教运动在国民国统治时期只是陷入了低谷，并没有立刻寿终正寝，其寿终正寝是在1936年底。从现有的文献中还可发现1929年后孔教会的活动，如根据《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检送孔教总会申请备案呈》可知，1931年河南组织孔教支会[13]（P556）；1935年7月，国民政府将衍圣公的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到南京受职，后赴上海，在上海受到孔教会的欢迎。1936年底，孔德成结婚时尚收到北平孔教总会的贺礼冷金联一付[16]（P38）；1935年底孔教总会曲阜的一班人马，根据形势变化而修订章程[13]（《孔教总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P565）；1936年7月11日，南京组织孔教支会尚有呈请立案[13]（《王铎等发起组织南京孔教分会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备案呈》，P576）。1936年12月23日，国民党中央民运训练部致中国孔教总会批文中，改孔教为“孔学”，将孔教会的性质规定为属于“地方文化团体之组织”[13]（《中央民运训练部致中国孔教总会批》，P576）。至此，孔教会改名为孔学会，意味着孔教运动的寿终正寝。在孔教会之外，1929年后尚有其他的孔教团体活动，如上海的尊孔社、尊孔学会、尊孔救国会等[1]。1929年后的孔教会及孔教会的活动历历可考如此，怎可说孔教运动在1929年后就寿终正寝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