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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问题是，20世纪以来全面引进西方学科体系之后，儒学原有的经学传统早已中断。今天的儒家学者，常常是一些哲学、历史学工作者，他们虽然对儒家价值有一些认同，但要说他们就是“儒家”却很难，因为他们未必都把继承和发展儒家传统当作自己的根本任务，更不一定做严格的修身和践履的功夫。在经学传统中断的今天，我们谈论儒学的复兴，似乎有点不切实际。看看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宗教传统，哪个传统不有一整套自己的“经学”传统？而他们最权威的“经”，比如《圣经》、《可兰经》、《金刚经》等等，更是本教信徒人人终身必读的基本典籍。如果读经的传统中断，我们很难设想任何一门具有宗教性的精神价值传统还能延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基本经典，象“五经”以及宋明以来的“四书五经”之类，也同样是人人必读的。“经”好比是支撑一个传统的内在根基，尽管中国历代的儒学潮流差别极大，甚至相互冲突，但他们都是靠经学传统在背后来支撑的。没有经学传统，中国学术特别是儒家学术的意义基础被连根拔起，儒家传统薪火相传的血脉被人为割断了。在中国历史上，经学的传统更象母亲河一样，支撑着中国文化的命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之源。毫无疑问，经学的中断是从20世纪初叶西方学科体系引进后发生的。 因此，我们今天实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如下几件事，一是对20世纪引进西方学科体系这段历史的反省。本来，引进西学并不一定要以抛弃经学传统为前提。没有人设想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它们的经学传统应当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兴起之后被取消或代替。诚然，经学需要改革，宗教也必须创新，但这不等于经学可以纳入到现代学科中，而宗教传统可以被哲学传统所代替。然而，中国人偏偏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儒家是不是宗教尚无定论，但是它有强烈的宗教性却无可置疑。现代中国人在引进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学史”等一系列与西方学科相对应的学科，用这些学科阉割或代替了儒家的经学传统。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学科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难道真的应当用它们来“代替”中国原有的经学传统吗？儒家的经学传统，为什么不能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那样，在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之外保留一个自身的独立空间呢？难道它今天只能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一系列现代学科的标签下才能生存吗？ 另一个最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情就是“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建立。尽管我从来不反对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本身，但是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一学科的建立对20世纪中国学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一学科有无存在的合法性，而在于这一学科的误导作用太大。它把无数关心古代学术的人吸引到它的怀抱，然后让这些人用知识的眼光来看待本来一再反对把自身纳入知识范畴中去的儒家传统。很多人强调儒学是哲学，因为儒家重视理性思辨。于是他们特别注重儒学中抽象思辨的部分，从而导致后人丢弃了经学中修炼践履的部分，忘却了经学中铸造生命意义的方式。对于思辨成份的重视，致使经学被割裂，哲学工作者常常重视四书而忽视“五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他们更注重宋明理学而忽视清代的训诂考据，因为据说后者不属于哲学学科。他们对几千年来支撑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传统作了片面化的解读，从而在现代学科体系所带来的知识化浪潮中丢掉了中国古代学术固有的传统，造成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现代中国学术意义基础的双重迷失。 今天的中国哲学界，人们都喜欢谈中国哲学的特点，似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建立在能否建立一门“中国特色的哲学”来。这些冠冕堂皇的观点背后，隐藏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心灵的空虚，是民族主义情绪这一非学术的功利思想主宰着人们灵魂的结果。因为人们若没有在“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中找到仅属于个体生命自身的永恒的意义、不灭的价值、终极的归宿，他们会本能地倾向于在民族主义情感中找到满足。这种现象难道这不正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在中国失败的象征吗？这一用“中国哲学史”来代替“经学”的“恶果”，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丢弃了几千年传承不息的参预经学意义世界的方式（包括独特的读经方式和修身传统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话语世界又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意义的精神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话语只能如此失败，西方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就没有遭遇如此命运，问题出在中国人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一开始就“不中不西”。这种不伦不类的理解导致“哲学”范畴的引进既使他们与传统经学拉开了距离，也未能帮助他们真正汲取西方学术传统的精髓。 现在我也想谈谈自己关于儒学理论重建的看法。杜维明先生关于儒学复兴需要进行理论重建的观点我当然同意。但是我认为儒学理论的重建，必须纠正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儒学的理论重建当作某种类似于工程设计那样的东西，可以人为地加以设计制作出来。按照这种观点，新的儒学理论的建设仿佛修建葛州坝一样，只要有足够的主观投入就可以人工建造出来。儒学的理论重建工作，不是某个人有没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或投入问题。孟子的“性善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思想，都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儒家学者具备了相应的功底，在长久积累下来的深厚心性修养基础上的创造。这与科学发明一样，不是你想不想发明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发明的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儒学的理论重建，即杜维明所说与理论神学相对应的那部分“道统”工作，不应该被作为一项客观任务或外在目标来追求，而应当认识到我们自己目前惟一所能做的，还是加强自身的心性修养，好好阅读儒家经典，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至于一个人能够在理论上做多大贡献，则要让时间来检验。第二个误区是把儒学的理论重建当作服务于民族主义理想的手段。我不是说民族主义不好，而是说儒学的重建必须奠定自己超越民族、国家、文化界限的普遍意义基础。只有这样，儒学才能真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让全世界不同各族文化的人们都能体验到她的无穷魅力。现在有的大陆学者一讲到儒学，就倾向于把它当作民族振兴的手段，这样一种功利的思想冲动，这种思想其实是对儒学真精神的贬低或矮化，因为儒学本身被当成了工具而丧失了自身的目的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