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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hoe之所以对儒家的修身学说非常感兴趣，也与他关怀哲学的实用人生价值有关。他认为《论语·乡党篇》是孔子修身实践的鲜明写照，孔子一生许多有关人生修养的思想至今异常值得研究、学习。不过需要强调的是，Ivanhoe所理解的“修身”(self-cultivation)与宋明新儒家过份注重“内圣”功夫的修身概念有所不同。在《儒家道德修养》一书中，Ivanhoe从儒家的修身思想出发，提出两个有关现代人该如何修身的问题：一是音乐，二是穿着。他跟我指出，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也许会觉得他的观点怪异，其实不然。以音乐为例，孔子认为“乐”(包括舞蹈)是人情的表达，对于人的塑造作用极大。音乐的演奏让人们参预一种共同的人生体验中，好的音乐让人们感受到和谐，坏的音乐则可能把人引向坏的方向。故此要“放郑声”，不能允许坏的音乐流行。现代人常常觉得这不可思议，他们认识不到“乐”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其实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例子足以证明音乐的重要。比如在足球赛和检阅仪仗队的时候，人们会使用具有战斗旋律的音乐来激发志气，这难道不就是“武乐”吗? 在婚礼、毕业典礼以及葬礼中，人们也分别不同风格的音乐来表达相应的情感；此外，人们还喜欢用浪漫音乐来表达自己对爱的体验。认为音乐不足以影响人的感觉和思想完全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去听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性质的音乐，也可能会发展出歧视他人的情感或思想。 再以穿着为例。人们也许以为穿着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需要把它看得太重。可是事实上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却未必真的能这么做。例如，如果你在银行工作，你就不可能穿G恤衫和短裤来上班。为什么呢？我给你5万块的薪水，这些都是我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怎么能允许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来打扮呢？你怎么能打扮得像进出菜园门一样随便，你怎么能显得那么轻率和没有头脑呢？绝大多数美国人每逢出差，总是要重重地修饰一番，尤其在穿着打扮上颇为费神。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希望显示自己对别人很关心，或者想表明自己很特别。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穿着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吗？誰不知道，自己在参加婚礼和葬礼的时候穿着要考究一些？有些服装公司，他们生产漂亮迷人的服装，与些同时公司老板却不惜一切卑鄙的手段来榨取工人的血汗，难道这种服装公司的所作所为不应该受到谴责吗？难道我不应该用拒绝穿他们生产的服装来表示我们的抗议吗？Ivanhoe如是说。他还表示，这些尽管不是孔子直接说过的东西，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思想在孔子的有关道德修养的思想中早已存在。 通过音乐和服饰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修养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高度重要性。而这方面的思想在孔子那里早就得到充分的关注，深入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总倾向于认为凡是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东西不应干预；在美国，人们崇尚个人自由，以为别人听什么样的音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应予以审查或干预，这难道真的是正确的吗？他感叹道：“在美国，道之衰，久矣!” 走出新儒家的“正统” 长期以来，在儒家学说史上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即儒家千百年相传的真谛———“道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几个人得其传。按照韩愈的说法，“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这个“轲死遂不得其传”的道统，根据朱熹的说法，直到河南程氏兄弟出，才得以“续千年不传之绪”（《中庸中章句序》）。据此，宋明新儒家似乎代表儒学的“惟一正统”了。这一说法在中国有宋以来的学术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之大，可以说是难以估量的。迄今为止，仍然很少有人公开地反对这一说法。而许多现代儒家学者，也多半受宋明新儒家的影响，不敢偏离他们的“正统”。20世纪以来，宋明理学（即新儒家）无疑仍在儒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很少有人公开质疑其“道统”的局限性。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新儒学与“哲学”这一西方学科标签结合之后，似乎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宋明新儒家学说才最深刻、最抽象、最思辨，即最具“哲学”特征。与研究史学的人追求以材料宏博来取人相反，搞哲学的人以追求抽象、思辨、深刻、玄而又玄为荣耀，甚至瞧不起那些从史学或其他学科角度来研究儒学的人。结果我们看到，在“中国哲学史”这一新型学科取代了中国古代的“经学传统”之后，而儒学传统被日益狭隘化、片面化。由于宋明新儒家追求个人修身过程所获得的神奇体验、崇高境界、圣贤人格，导致现代新儒家学者难以真正从具体的社会文化处境出发来研究儒学的现代价值，而容易陶醉在一种自认为西方人达不到的“境界论”中，并从狭隘的境界论出发来解释现代社会问题；而那些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多数毕竟不能像古代儒者那样做深刻的静坐、反省和修身的工夫，结果是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剩下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他们的工作既不能给自己带来安身立命的归宿，也使得儒学或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日益走上一条枯燥乏味、缺乏生机活力的道路。他们每天也都在想着如何创新——新名词、新系列、新说法、新体系、新理论、新花样……，其实说穿了乃是自欺欺人，老是想用“大”、“新”、“奇”来弥补自己空白的心灵而已。这一切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那些本来就对儒学心存狐疑的人，由于这些人更加坚定了他们不相信儒学的信心。当然，这些都只是我对中国儒学研究的一种观察，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个西方学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Ivanhoe自称自己不像南乐山那样是一个“儒家学者”(Confucian)。他以自己的西方哲学训练为基础，倾向于对儒学作客观公正的分析研究。这使得他深深认识到，儒学之所以在历史上是一种极有生命力的学说，正是因为它丰富多彩，内容广博，并且能够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发展。可是如果按照宋明新儒家的道统观，在整个几千年的历史上只有那么几个人代表儒学的惟一正统，与此相应的是，儒家学说史上所发展出来的许多极为丰富多样的内容被会遭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现代新儒家学者或者中国哲学研究者，常常重视孟子而忽视荀子，重视程朱陆王而忽视戴震、章学诚、颜元等一批清代思想家，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在《儒家传统中的伦理学》一书中，Ivanhoe详细分析了孟子与王阳明的思想，他所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王阳明自称自己是孟子的坚定继承者和捍卫者，但是仔细比较可以发现二人之间的差距极大。王阳明受到佛教思想的挑战，需要从儒学内部来回答来自佛教的一系列问题，“这在道德哲学方面导致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即从原来的以人性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过渡到以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理论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在这一转型中，新儒家……描述事物的方式给人们塑造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儒家有一些佛家和道家从未有过的自身的根本传统。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从历史事实上看是错误的，从哲学上看也不能这样假定,”Ivanhoe如是说。按照韩愈、朱熹的声称，儒家的真正精神或传统早在三代以前即已成型，后人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传承它而已，而不是在发展它。这是Ivanhoe所坚决反对的。 Ivanhoe认为，新儒家上述“道统观”，导致人们重孟子而对荀子思想的重视性产生了不应有的忽视。在其“荀子的人性及道德观”[[v]]一文中，Ivanhoe为荀子的人性论强烈辩护。他从西方语言学上的经验论与语言学上的先天论（language empiricists, language innatists）出发，来分析荀子强调人性后天可塑的观点是多么重要。文章重点反对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荀子的人性论为专制开了方便之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可以互补，二者无本质区别，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Ivanhoe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Ivanhoe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并不假定人有先天的道德意识。从道德上看，人心、人性犹如腊块，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易言之，人的道德意识乃是环境发展的产物。这种观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从语言学的经验论来看，人是从具体的环境中认识什么是道德或建立起相应的道德感的。正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在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和谐共存中，人们感受到快乐与痛苦，才有了正义与非义、道德与不道德的思想。如果脱离这种社会现实来谈论先天的道德意识，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Ivanhoe认为，荀子的人性论导致对社会制度设计等环境因素的高度重视，体现为重礼、重教育、重经典的阐释、重圣贤的示范效应等。相比之下，孟子人性论的“直觉主义”倾向，导致人们集中精力挖掘人性中先天就有的“道德”，结果陷入于这样一种危险，即对礼乐制度、经典阐释、教育方式等的不应有忽视。 儒家哲学不等于儒家传统 Ivanhoe对“儒家哲学”这样一种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信中跟我强调，研究儒学有多种不同的进路，人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儒学，也可以从宗教等其他的角度研究儒学。事实上，就他个人而言，他虽然主要从哲学方面来研究儒学，但是他的主要学术背景却是宗教研究。他并跟我强调，他个人认为儒家传统中的宗教成份比其中的哲学成份要浓厚得多。与此同时，所有这些从现代学科范畴对儒学的研究，都不能代替儒家传统本身。他对于当今学术界人们从学科分割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儒家传统的现象深表不滿，尤其反对人们将儒学归之于自己所在的某一个学科。同样，他还认为，研究儒学不能忽略历史上其他的传统，比如佛教或道家传统，事实上这些传统在历史上本来就是相互交融、难分难解的。如果我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正确、全面的判断。 我与Ivanhoe在儒学研究上的主要关怀或侧重点有所不同，我倾向于信奉儒家，而他主要只对儒学作客观的研究；他主要是从哲学视野出发来研究儒学，而我主要把儒学当作一种独立于一切西方学科的精神价值传统来对待，这些不同导致我对他提了一系列从专业分工的角度看可能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也很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使他感到生气。比如我想知道在他心目中儒学与儒家哲学有何分别，对儒学的哲学研究有何局限，如何看待儒家传统与现代西方学科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儒家哲学”赖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础何在，如何评价宋明新儒家，如何看待荀子、戴震等人在儒学史上的地位，等等。尽管我问问题的方式有时未必恰当，但是令我感到非常令人开心的是，Ivanhoe能够区分儒家传统本身与从现代学科的角度研究儒学这两种现象、并反对把儒学归结为“儒家哲学”等现代学科，这在我看来尤其难能可贵。 前面我们曾讲到英语世界里从“哲学”角度研究儒学的人，其实在即使西方，很多学者并不是、或者主要并不是、或者不仅仅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儒学。有的学者倾向于从史学甚至于社会学、文化学的视野出发研究儒学，Peter K. Bol就是典型一例；有的学者倾向于从宗教性的角度来研究儒学，杜维明、Rodney Taylor,Julia Ching都是典型例子。因此南乐山又在他的书中将一批西方现代儒学研究者称之为称为“职业汉学家”、“儒家”、“新儒家”或“波士顿儒家”。[[vi]]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