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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近，康晓光发表一篇重头文章《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他指出：一方面，目前国际间的文化竞争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就国内形势而言，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康晓光，第9页）为此，必须发动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目标是，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康晓光，第10页）他在这一运动的方案中提出三大任务：“首先要整理国故，根据时代精神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其次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在国内外推广儒家文化。”“第三，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制度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康晓光，第22页）为了实现这三大任务，他又提出四项必要措施：“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第二，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第三，儒教要进入日常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康晓光，第22页） 在这篇长达两、三万字的文章中，康晓光对于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大部分论证是较为充分和合理的，其预想也不是不存在逻辑上和客观情势上的可能性。但是，该文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问题。在此，我们仅讨论两点： （1）儒学具备成为现代宗教的资质吗？对此，本文提出一些反面的理由。我们知道，宗教必须具备作为现世层面归依和根源的神秘层面，在现当代世界学术的映照下，儒学曾经具备的这一层面（比如“天道”观念）已经丧失，再想建立恐怕极为困难。与此相联系，孔子作为教主的神秘色彩（比如汉代谶纬给他涂抹上的）已经退去，成为一个大致符合历史真实的现世智者，即使再被人为地涂上一些“夸张”的色彩，又有几人能够接受？还有，上个世纪初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创立孔教运动成为时人和后人眼中的“闹剧”，除掉时势对其不利的原因外，难道没有儒学本身对现代世界缺乏宗教解释能力的因素吗？客观地说，儒学可以被阐释成为当代社会的有效道德资源（如前文三例所证明），也可以被阐释为具有某种解释力度的哲学体系，但如果想将它阐释为宗教，其难度远远大于前二者。 （2）如果由于特殊的偶然因素使儒学成为中国的国教，对于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国内外各种宗教、族群之间制造许多“文明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所带来的麻烦和危害是我们今天不可估量的。也许有人说，儒学向来讲究“和而不同”，成为国教后也会坚持此一原则。我们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则的存在，作为国教的儒教具备的排他性及因此导致的冲突可能会比其他国教少些，但恐怕并不能完全避免。这是因为国教的权威性及对此的维护不可能不损害其他文化势力的利益，也就不会不导致冲突并带来危害。从康晓光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和四大措施来看，就会在现实之中直接导致与其他思想势力的矛盾。因此，考虑到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遇到的险恶国际环境和复杂国内形势，进行创立国教这样重大的意识形态变革及对此的设想是需要慎之又慎的。 坦率地说，笔者同意康晓光当代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不太同意将这一主义过分夸大和加强的思路，同时也认为将儒教定为国教似乎有些狭隘。另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康晓光对于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证较为充分，但对这一文化民族主义就是儒教（为什么不是佛教、道教）的论证较为薄弱。 2、最近，蒋庆出版了一本颇值得从各个方面解读的著作《政治儒学》。坦率地说，这本书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真有“叹为观止”的感觉。这倒并不是说这本书有多少深刻、合理的内容，而是让人对中国当代思想空间的容纳程度赞叹不已。在此，本文无力对这本书做出全面评价⑥，只想就蒋庆对未来儒学政治功能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讨论。 蒋庆认为：“中国当代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政治制度的权威与服从的基础不仅要来自理性与民意的认可，还要来自历史与传统的认可。”（蒋庆，125页）如果只有前者的认可而没有后者的认可，“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不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权威亦不会得到人们心悦诚服的普遍认同，此政治制度亦将是一个随时处在崩溃边缘的脆弱的政治制度。”（蒋庆，125页）那么，什么才是得到两者认可的政治制度呢？“具体说来，就是体现礼乐精神、王道理想、大一统智慧、三世学说以及天子一爵等儒家思想的政治制度。”（蒋庆，126页）他进一步指出：“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与儒家在历史上曾建立过的政治制度是建立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若离开儒家的思想资源与制度资源，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中国式的政治制度。”（蒋庆，126页） 我不知道学界其他人士读到此处的感觉是什么，坦率地说，我的感觉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当代政治制度得到民意和理性的认可还不够，还是“随时处在崩溃边缘的脆弱的政治制度”？从实际上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只要能得到民意和理性的认可就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政治制度还可能随时崩溃。当代政治学中真正的问题是有太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得不到这种认可。蒋庆要求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还要得到历史和传统的认可。可是历史和传统已经消失在茫茫的时间黑洞中，如何作为主体来认可未来的政治制度呢？谁又有权成为历史和传统的代表来表达这一认可呢？历史和传统又如何来认可他的这一认可权呢？又如何让人们知道他代表历史和传统而不是在“自吹自擂”、“瞎话骗人”或在“发神经病”呢（这种事我们见得还少吗）？蒋庆接着明确地指出，政治制度“得到历史和传统认可”就是体现出了他从传统儒学中抽象出的一些政治观念。我们说，礼乐精神、王道理想等观念如果得到合理的阐释确实能或多或少地有益于政治制度的建设，但是它们在当代及未来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恐怕不容高估。这是因为它们毕竟是两千年前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理想（其在历史实际中落实的内容极为有限），它们的理论本身毕竟相当朴素和粗糙，在现代深刻细密的政治理论面前毕竟处于理论弱势。所以，在当代和未来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它们只能起一些简单的借鉴作用，儒家的其他制度资源和思想资源也应该作如是观。因此，本文不同意蒋庆将政治儒学提到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中那样崇高的地位，但我们也肯定它是一支可以有所借鉴的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