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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留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12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完全反对神学。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稍为温和一些，在他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须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孔子”这一守护神给他们撑腰，没有中国儒学给他们启示，很难想象启蒙运动会有如此辉煌的成绩。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另外在经济学方面儒学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他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也是完全继承自孔子思想。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皇帝虽有权力，却必须守此自然法，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而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则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儒学”是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左派领袖阿贝尔又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让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但此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认为： “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6]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17和18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而且这种相似不是肤浅的、表面化、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7]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刚刚出版，富兰克林对此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例如，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孔子及其儒学，难道真的在家乡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参与了人类“民主”、“理性”、“平等”等观念的制造过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思想影响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处理，例如，谁又能说清楚科举时代儒学经典对古代士人的精神思想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顾立雅、朱谦之在儒学和西方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上寻找立论的依据，还是能够说得通的。 几点有趣的比较 路易十五、十六时期，中国趣味统治了当时的宫廷和贵族的嗜好，贵妇人杜巴丽、彭帕杜尔等人，曾挥霍掉国库中几千万的里佛尔，来满足她们的“中国趣味狂”。这也是造成当时法国财政困难、政治局面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克里姆《文学通讯集》中有一故事：路易十五请大臣贝尔坦拿出一个可以革除积弊、消弭革命思潮的方案来。几天后贝尔坦回答说：“陛下，只有为法国人灌输中国精神。”路易十五深以为然。 “百科全书”派的旗帜是“中国思想”，法国国王的旗帜也是“中国思想”，两派“斗法”的结果，则是“理性”、“平等”的中国思想战胜了“忠君”、“专制”的“中国思想”。他们所接受的“中国思想”，都是经过耶稣会士著作折射的“镜像”，那么，到底哪个“镜像”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本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