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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儒学”镜像(3)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未知 张云江 参加讨论

    已有学者指出,伏尔泰等人所接受的“儒学”思想,有太多的理想化色彩。在孔子早期著作里面固然不乏伏尔泰所希望看到的内容,但关键是这些思想从未在中国得到过完全的落实,伏尔泰等人未免夸大了中国政府受“纯”儒学指导的程度。而且当时法国对中国文化的负面报道丝毫不亚于耶稣会士著作里面光辉灿烂的图景,也正是随着这些负面报道的声音越来越强,中国及儒学才最终在十八世纪末的欧洲声誉扫地,而渐渐地湮没无闻了。
    安松的《环球旅行记》中便对中国人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中国人都是贼,都很贪婪,他们以对财富和富人的崇拜而著称”,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曾向中国居民购买食品,回来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沙子、石块。出版于1700年的费内隆《死者的对话》也借苏格拉底对孔子进行了抨击,书中苏格拉底对孔子说,“我从未想过让人民成为哲学家,”同时攻击中国的古代历史是荒谬伪造的,认为中国文化是从巴比伦文化传承来的。即便在耶稣会士的著作里面,也不乏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如1700年马若瑟在江西抚州曾写有一信云:
    “一旦生活于中国,一旦开始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就不会因诸如母亲杀死或遗弃新生骨肉、父母为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卖掉女儿、人人都谋求私利以及小偷成群等事情而诧异了。”
    1703年沙守信则说:“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腐化堕落是和基督教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只要能在外表上维持体面,就可以在暗地里放纵自己干出一些羞于启齿的罪恶勾当。”[8]
    为什么伏尔泰等人对这些负面的报道视而不见呢?是他们慧眼独具,发现了儒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对这些屑小之处毫不在意,还是他们为了自己启蒙、革命的需要,而对儒学及中国文化作了断章取义的裁剪?
    时光轮转,一百年后,当西方“民主”、“平等”、“民权”思潮涌入中国的时候,激发了晚清思想界的一个新发展,即以儒家经典比附西方观念,重新发掘其现代意识。这一工作进行的异常顺利,是否是因为这些西方观念自身原本就有儒学的因子在里面?余英时先生认为:“与其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毋宁说他们扩大了儒学系统,赋予儒学以现代的意义。”[9] 这句话的潜台词便是,儒学和西方观念在核心价值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才能以儒学之“旧瓶”装西方之“新酒”。
    余英时并就此考察了明清之际儒学自身有一“内在的转向”,即在明初“致君尧舜”、“得君行道”之途径被堵塞之后,很多儒者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如王阳明学派便转以“致良知”为务,以曲线方式抗拒专制,又多以书院讲学制度为媒介。至东林儒者,变曲折反抗为公开訾议,终于酿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悲剧。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是一个顶峰。即便清儒专以考据为务,但其最后归宿仍旧在康有为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张目,再次酿成“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戊戌悲剧,“三百年遥遥对应,适成历史的奇诡”。[8] 则儒学内在之“以道为归”、“理重于势”之真精神固未尝断绝也。说伏尔泰等人独具慧眼,能够发现儒学含有“民主”、“理性”等核心价值,亦称允当。
    但自科举停、帝制废,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学在民族文化中折射出却是另一种“镜像”——封闭落后、“礼教吃人”,专为帝制作伥……,儒学在中国教育系统中的比重越来越轻,以至完全消失,学子非惟不读、不懂儒学经典,耳濡目染的更多为对儒学的讥讽谩骂之词。二千多年民族积累的儒家道德资源,经过一百年的消耗已经快要殆尽了。儒学“游魂”犹在,只是无处安身。余英时对于儒学之前景抱有一乐观态度,认为儒学在放弃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想法之后,剩下的由明清儒者开辟的“日用常行化”或“人伦日用化”的新方向,仍然有现代社会开发价值。儒学“培养智慧”、“养成道德”之修身为己之学,更可补现代社会“徒法自行”的弊端。余氏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看到的儒学“镜像”当然更多是来自美国社会文化这面镜子的折射。
    时下带有某些官方色彩的“国学教育”刚刚兴起。二百多年前,伏尔泰等人通过耶稣会士“折射”的儒学“镜像”开出一哲学、历史新境界;而经过历史、现实的多重折射,儒学又将在当前的“国学教育”热中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镜像”呢?儒学核心价值定位的问题,似乎仍是此种“国学教育”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儒学并不特别强调知识、真理结构的建构,而重在由真实人格的感发,使人当下对生命有一诚敬、庄严之道,并在日常行事中表现出来。由此看来,现在儒学经典虽在、方兴未艾,但人师匮乏、身教无从,且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则儒学之新生,毕竟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注释:
    [1]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7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2]《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第251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3]《一六**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I)第87—113页,卷(III)第222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5]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文集》第。
    [7]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325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8]《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卷(I)第150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9]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第15、5页中国文化1995年11期,春季号。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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