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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宋翔凤治经不专主今文，常混淆汉宋。他虽然是今文经学家，但却并不拒绝古文经学，在学术研究之中，时常采用古文经学的观点。周武王何时去世问题，今古文经学家有不同说法。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采用古文经学家的观点，认为“武王崩年，亦六十内外耳。”刘歆据二《戴记》，称文王十五岁而生武王，即位九年而崩，崩后四年武王克殷，克殷之时，年已八十六矣，再过七年之后方去世。《礼运》、《文王世子》采纳今文经学家的说法，认为“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宋翔凤却不采纳今文经学家的说法，而是采用古文经学家的说法，认为“案之事理，（今文家说）多有龃龉，不如古文家之为当也。”〔71〕又如关于太姒去世年龄，据今文经学家的说法，太姒去世时“当已百余岁”；而据古文，则年五十耳，“揆之事理，古文说是。”〔72〕 宋翔凤对于今古文经的许多矛盾说法，不是一边倒地接受或拒绝，而是“揆之事理”地进行分析，择善而从。“古今文家说者各异，在读书者折其衷矣。”〔73〕不仅对于今古文的矛盾说法如此，对于古代的其它著作亦应如此。在他看来，《史记》因博采众书而成，其中往往有矛盾之处，“势难齐一”；周秦百家之言，多托之于孔子，互相矛盾之处更多，“后之学者，亦但求其当于理而已。”〔74〕对于矛盾的说法，认真地考察一下，看看它们是否与“理”相合，合则取之，否则弃之。我们从宋翔凤的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用这种方法去取史料：“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见。”〔75〕“理是而文恐非”〔76〕，这些言论，都表明了宋翔凤的治经特点。 宋翔凤治经，混淆汉宋。中国学术史上，本无所谓“汉学”、“宋学”之分。汉学家以为宋明道学家所讲的经学中混有佛老的见解，故欲知孔孟之道，就必须求之于汉人之经说。他们以宋明人所讲经学为宋学，以别于自己所讲之汉学。清代康熙年间，毛奇龄治经，力辟宋人旧说，表彰汉儒经说，始揭汉学、宋学之名。此后，汉宋之间争论不休，形同水火。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宋翔凤，却混淆汉宋。在他看来，自孔孟以后，西汉有董仲舒，宋朝有程朱等人，可称为儒学大家。他并肯定程朱等人所讲的性命义理之学有益于实用，“最为学问入门要路”。后来的学者只要掌握此论，便可“不流于释氏”。至于朱熹所阐发的《大学》之道，“合之《中庸》、《孟子》之义，无不合。……朱子之学，自足继往开来，非他儒所能及。”〔77〕宋翔凤充分肯定程朱理学对于儒学的巨大贡献，这对于一位汉学家来说，实属难得。 宋翔凤治经不同于时人：他虽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治学以今文经学为主，但他又像当时的一些考据学者一样，从《说文解字》、《小尔雅》等字词训诂的研究入手，企图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寓于朴学研究之中，因此龚自珍称赞他为“朴学奇材”。但是由于朴学不便于发挥“微言大义”，致使其在治经时常有穿凿附会。不过他的这种附会，尚没有陷入谶纬神学的泥淖之中。另外，宋翔凤治经，不专主今文，常混淆汉宋，有分析，有批判地采纳今古汉宋的不同说法，表现出极其难得的超脱。 总而言之，宋翔凤是常州学派的重要人物，他通过庄述祖的传授，接受了今文经学，并试图用《春秋》大义阐释群书，从而扩大了今文经学的阵地。龚自珍正是通过他和庄绶甲的介绍，得知庄存与的治学精神。龚自珍对宋翔凤不仅有“朴学奇材”的赞语，还写有“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78〕的诗句，于此可见龚氏对他的钦配之情。宋翔凤在今文经学的研究上，秉承常州学派的观点，以为《左传》、《周礼》等古文经典里有刘歆窜乱之处，对于疑古思潮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宋翔凤在治学上有着鲜明的特点：他以朴学方法研究今文经学，治经虽不专主今文，却难免穿凿附会，从而影响到他的学术成就。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82[Z].宋翔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68。 〔2〕清史稿[Z]作新宁，据张舜徽说：应为兴宁，即今资兴，见其所著.清儒学记[M].490.济南:齐鲁书社.1991。 〔3〕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二[M]，4. 王先谦主编.皇清经解续编卷400[Z]，南菁书院本（下同）。 〔4〕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四[M].20.皇清经解续编卷402[Z]。 〔5〕〔7〕〔19〕〔20〕〔26〕〔33〕〔39〕〔42〕[49] 〔50〕〔52〕〔53〕〔60〕〔63〕〔64〕〔65〕〔66〕〔69〕〔70〕〔71〕〔77〕宋翔凤.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9,148－149, 121，118, 83,214, 150,13－14, 87－88, 109, 88, 113,29－30, 216, 86,119, 120, 72－76, 10, 116,212. 〔6〕〔12〕〔14〕〔16〕〔25〕〔46〕宋翔凤.论语说义一[M].10,1,7, 1, 1,3－4皇清经解续编卷389[Z]。 [8][21]宋翔凤.论语说义三[M].13-14, 2－3.皇清经解续编卷391[Z]. [9][75][76]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四[M].7－10.皇清经解续编卷402[Z]. 〔10〕〔11〕宋翔凤.四书释地辨证下[M]，皇清经解卷1330[Z]，2,1.学海堂庚申补刊本 〔13〕宋翔凤.论语郑注序[A].1.食旧堂丛书本。按原文脱“法”字，宋翔凤曾著有论语师法表[M]，故增。 〔15〕〔24〕〔32〕宋翔凤.论语说义二[M].4,6－8,32.皇清经解续编卷390[Z]。 〔17〕宋翔凤.论语说义十[M]].2－3.皇清经解续编卷398[Z]。 〔22〕[43]宋翔凤.论语说义五[M].1, 7.皇清经解续编卷393[M]. 〔23〕侯外庐.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1－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09亦将礼运[M]篇列于“秦汉之际之儒家”一章里论述。 〔27〕[73]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三[M].8, 21.皇清经解续编卷401[Z]。〕 〔28〕〔29〕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二[M]，12,15.皇清经解续编卷388[Z]。 〔30〕康有为.礼运注序[M].孟子微礼运注中庸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236。 〔31〕关于礼运注[M]及大同书[M]的成书年代，参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698－701.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房德邻.大同书起稿时间考.历史研究.1995,(3). 〔34〕萧一山.清代通史[M]. 1744.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A]及答问[A]九篇，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M]，作于道光三（1823）年；宋翔凤以《春秋》之义贯群书的思想主要表现于《论语说义》之中，而是书成于道光二十（1840）年，远远后于龚氏成文年代。如果从成书年代上分析，似乎龚自珍影响宋翔凤。但龚自珍对今文经学的学习和研究，则是源于庄绶甲、宋翔凤的介绍及刘逢禄的传授；宋翔凤自幼便随庄述祖学习今文经学，又年长龚氏十余岁，若言龚影响宋，似于情理不合。存疑待考。 〔36〕〔38〕〔41〕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M].1,1－2,18－19.皇清经解卷1294[Z]. 〔37〕刘承宽.先府君行述[A].刘礼部集[M].思误斋道光十年刊.7. 〔40〕宋翔凤.论语说义七.2.皇清经解续编卷395[Z]. 〔44〕关于《左传》是否传经其中是否有后人增窜的内容，自古及今，学者们争论不已，详参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A]，洪业论学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223－189. 〔45〕汉人之疑《周礼》者，见皮锡瑞.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信周官之证[A]，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7－49.洪业.礼记引得序[A].洪业论学集[C].207－208. 〔47〕〔54〕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二[M].4,12皇清经解续编卷400[Z]. 〔48〕刘逢禄.书序述闻.刘礼部集卷6[C].2. 〔5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1970. 〔55〕龚自珍.己亥杂诗[Z].龚自珍全集[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522.龚自珍在此诗后注里说，这是他“二十年前目君语”，逆推二十年，应为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又龚氏于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M]后自记里说：“越己卯，之京师，识公之外孙宋翔凤。”（见143页。）二者相合。 〔56〕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六[M].2－3.皇清经解续编卷410[Z]. 〔5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M].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Z].332－33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58〕〔59〕张之洞原著，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44,346－347. 〔6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86. 〔62〕宋翔凤.论语说义五[M].1.皇清经解续编卷393. 〔67〕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三[C].47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8〕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47.有人对此说提出疑义，以为谶纬之间没有区别。见钟肇鹏.谶纬论略[M]，长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5－11. 〔72〕宋翔凤.论语说义四[M].10.皇清经解续编卷392[Z]. 〔〔74〕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一[M].10.皇清经解续编卷387[Z]. 〔〔78〕龚自珍.投宋于庭[M].龚自珍全集[Z].4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