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促使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形成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明清之际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政治斗争的新形势,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以及王阳明心学的内在启发等都是影响黄宗羲民主思想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 民主思想 经济基础 内在引发
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要点有:
黄宗羲是从“天下之利”这一视点出发来论述其“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思想的。他说,古代君主“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所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凡引此书只引篇名)而三代以下的君主则把天下视为己有,独占了天下之利。君主在他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去博取个人的“产业”;得到天下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压榨这份“产业”的“花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直接对封建君权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这里,从形式上看,黄宗羲用的概念是古老的,但其中含有新鲜的内容,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非常著名的命题,是黄宗羲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也是他的民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黄宗羲还进而区分了“天下”与皇帝。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的巩固,封建统治思想一直认为“国”即皇帝,这二者是一致的。由秦始皇开创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历代统治者所承袭。直至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才举起“天下”的旗帜,说明“天下”与君主的区别。这种观点,显然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非常宝贵的。
黄宗羲关于“学校”的主张表现出远见卓识。他认为学校不仅是为了“养士”,而且应当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和议政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公其是非”的论坛,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一些。黄宗羲提出这个观点,是着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学校作为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这些都含有限制封建君权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级官吏、即臣,是层层服务于帝王特权而奴役人民的统治者。对此,黄宗羲尖锐指出,臣不应当是君之臣,不能“私其一人一姓”。“臣”的出仕,不是为了皇帝一姓,而是为了“万民”。在黄宗羲的理想中,“君、臣”应当是共同负责人民公共“利害”事务的人员。他比喻说:“夫治天下犹曳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透露出君臣平等的思想。
封建主义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本”,黄宗羲则认为工商“皆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倡。关于土地制度,他主张应在不触动“富民”利益的条件下,平均分配政府所支配的“官田”。可以看出,黄宗羲的上述思想是非常系统的,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封建的杂质和糟粕,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这些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因而是非常宝贵的。黄宗羲比洛克早生22年,比孟德斯鸠早79年,比伏尔泰早84年,比卢梭早101年。《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而洛克的《政府论》成书于1690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成书于1762年,比前者整整晚了100年。
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黄宗羲为什么能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早于西方启蒙学者提出系统的民主启蒙思想呢?本文认为,明清之际经济关系的新因素、政治斗争的新形势、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王阳明心学的内在启发等是促成黄宗羲民主思想的关键因素。
1、资本的经济因素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①明中叶,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到已经完全烂熟而进入它的末期,与之俱来的是新的资本经济关系开始萌芽。自嘉靖以来,经济关系当中开始出现新的因素。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②在明末清初,我国的商品生产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1)开始具有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自明代开始我国的商品流通已经相当发达,商业资本有了大量积累。不但农村形成了大量定期集市,还发展了固定的城市商业。有了市肆、店铺及商业者的组织形式。当时,全国大商业都市有北京、南京等33个,大量人口逐渐集中到都市,许多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化了。其时对外贸易也颇具规模,据《明史》记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同明朝都有外贸关系。
(2)开始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十六世纪,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明代后期工匠制度的改革,减弱了各行业手工业中的封建依附关系,促进了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化。首先是商业资本侵入手工业生产,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前门设店、后门设厂、产供销一条龙的手工业已很多,所雇佣的工人也是很多的。其次是出现了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来的手工业资本家。徐一夔《始丰藁》一书曾描述了一个手工业资本家生产棉布的情景:“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这个工场有织机四五具,工人十数人,靠工资收入生活。当时这样的工场以及规模更大的工场为数不少。
(3)出现了方便资金周转的钱铺钱庄。商品货币经济逐步发展,商业资本也开始活跃,随着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货币、资金的流通、兑换也随之出现了。体现和发挥这一作用的形式便是钱铺、钱庄。到了清朝中叶,这类银行性质的活动已见诸于正式记载。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尽管处于萌芽状态,它却呼唤着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封建经济向资本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出现反映它的存在、适应它的需要的意识形态,要求政治上从专制走向改良,从改良走向民主。这些新的要求必然对封建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形成挑战。
明末清初,激烈的阶级斗争给予具有启蒙性质的哲学思潮以强大的推动力。在明末农民战争总爆发的前夕,新兴市民的反封建斗争,曾经一度蓬勃兴起。最为激烈的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其规模之大、威力之猛、战果之辉煌,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同时,在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地主阶级也发生政治分化。部分在野开明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不满朝政的腐败,要求改革现状。天启年间市民的反封建斗争,得到在野开明地主的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支持与配合,使斗争增加了一些政治内容。黄宗羲的启蒙思想,显然受到了市民反封建要求的启示,特别是农民大革命的直接影响。
黄宗羲个人的经历对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东林党领袖黄尊素的后代,黄宗羲从小受到反封建思想的熏陶;在东林党遭到残酷镇压、黄尊素被杀害之后,黄宗羲反封建激情一度被推向顶峰。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宗羲开始冷静地思考社会治乱的原因。明朝末期的腐败政治,使他看清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清兵入关及清初政权的残酷暴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认识。清初统治的40年里,为维护其统治,前期政府用“全副精神”(梁启超语)对付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摧残和打击,对百姓的思想进行严酷的控制,黄宗羲也曾被悬购缉捕。明末清初这种残酷的现实使黄宗羲大半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深深影响了黄宗羲的思想。
2、王阳明心学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黄宗羲所处时代已经走到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③从李贽开其端,方以智、黄宗羲及同时代南北崛起的许多思想家,从不同方面掀起了针对封建社会、针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思潮。他们把批判宋明理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任务,抨击王学末流的空疏和清谈误国。但是,王学在晚明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中,充任了不可思议的双重角色,它既是被批判的对象,又成为批判者手中的武器,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起到引发意义。在宋明道学中,以王阳明为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的王学与理学的最大区别点在于:理学注重的是人的内心自主精神的抑制,心学则恰恰相反,重视人的内心自主精神的挖掘和弘扬,心学反对理学对思想的控制和禁锢。王学内在包涵的思想解放观念有这样几点:
(1)王阳明肯定“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的规定性,认为“良知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传习录》中),“良知人人皆有”(《传习录》下)。按照这种思想的逻辑,圣贤与凡人百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应该是平等的。这在客观上激发了人们对个性平等的渴望,促使人们进一步“解缆放舟,纵横由我”,冲击封建礼法的束缚。
(2)王学反对绝对权威,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认为,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是个人良知,不是孔子或朱熹的言论。所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言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书》)换句话说,封建道德的准则就在每个人自己心中,凭心中本来就具有的道德准则,自然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必那么拘泥成说,拘泥教条。他甚至说:“学,天下之公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同上)这种反对绝对权威的言论,立论的目的虽然为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在当时受朱熹哲学的繁琐教条所禁锢的思想界,不能不耳目一新,而在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促进了个人价值的觉醒。王阳明高举批判和怀疑的旗帜,激发人们去破除偶像,反对迷信权威。这些思想,对晚明以来至清初的启蒙思潮具有引发意义,并且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黄宗羲是王学的后裔,王学内在的思想解放观念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
3、渐入的西学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说,“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大概受……影响不小。”④在近代社会之前,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渠道主要是传教士的传播。晋唐间的佛学传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接受外来文化。那么,明末清初以宗教为载体的外来文化可以说是第二次大规模的传入。在马丁·路得创新教后,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耶稣会”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途径之一是传教海外。之后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艾儒略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挟其广博的世界知识,来到向来闭关自大的中国人面前。他们带来的一是天文历算知识,二是地理知识,传教士还带来了音韵知识。传教士的到来和他们在中国对教旨教义及西方文化的传播使中国人的观念和思想认识发生了几点显著的变化(至少这种变化在朝廷和当时的知识层已很明显):
(1)世界中心的观念。在之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朝廷被尊为天朝。传教士的到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地球是圆的,世界有五洲万国。这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朝廷统治的自信心,打破了夜郎国自大的梦幻。
(2)科学的观念。实在说,传教士们所带来的绝不仅是天文、地理和音韵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科学、民主和开放的思想观念,这些知识和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科学和民主面前,愚昧无知、盲目自大、闭关锁国、封建专制的观念首先受到了冲击。
(3)国家的概念。古代中国的知识界,是将中国视为“天下”的,虽然有“四夷”之属,但仅被视作“天朝”的附庸,也就不会自以为“国”。而蒙古族和女真族的入主中原,实则是一种民族矛盾,并未产生国际矛盾。当欧洲人远涉重洋,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肤色、眉眼、头发都与自己各异,而且对自己构成强大的威胁之时,“国”的观念才开始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思考并逐步明确。也由此出发,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进而萌发追赶先进的想法,并深入到对社会变革必要性及其途径的探求和实践。
(4)经世致用的观念。中国学者向来所讲的都是伦理道德,而“罕言利”,带来的结果是贫穷与愚昧。利马窦说: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国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颇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歹堇,国计亦绌焉者,何也?(徐光启《泰西水法》序文中所引)这段话实在能指出中国的弱点:地大物博,而常患贫。利氏因此进言兴修水利,以此为富民之计。后来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邓玉函著《远西奇器图说》,种种实用的学问技艺逐渐输入。自此之后中国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也开始留意。徐光启既受其影响而著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而清初诸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亦启发于此了。当时西学有广泛的输入,其治学方法亦影响到各方面。利马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为千古不朽之作,《天学初函》、《崇祯历书》等几十部书,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讲西洋建学育才之法,把当时欧洲教育制度、学问门类已介绍其大概。总而言之,因受西学影响,一切经世致用之学而渐渐为人所关心和注意了。
4、自然科学研究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自然科学研究逐渐形成热潮,产生了许多科学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及其主编的《崇祯历书》、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王锡阐的《晓庵新法》、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等。这些论著不仅总结了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而且继承发展了我国科学思想的优良传统,标志着十七世纪我国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这片封闭的国土。首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混合着宗教宣传,也传入、翻译了一些古希腊和西方近代的科学论著。对此,启蒙学者坚持了继承与革新相统一、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原则,“欲示超胜,必先会通”(徐光启语),“深入西法之堂奥,而窥其缺漏”(梅文鼎语),对外来文化认真加以吸收、溶化,又继承发扬自己的优秀传统,作出了科学贡献。黄宗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也曾积极倡导并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并且在天文历算领域有一定的建树。他的著作有:《授时历假如》、《西历假如》、《大统历推》、《回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律吕新义》、《今水经》、《春秋日蚀历》、《割圆八线解》、《圆解》等,可惜这些著作大都散失了。自然科学研究为启蒙思想家的哲学创造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民主本为伴生之物,愚昧落后与专制也同为伴生之物。
5、开放的治学观念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任何有成就的思想家大都与他(她)自己的个性有关,哪怕这种相关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实际上他在政治和哲学方面写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间接产生于他那复杂而不幸的个性。他的《忏悔录》清楚地呈现出他个性中那深深对立的方面,即性变态和宗教变态心理。黄宗羲是一个思想解放、思维敏锐、见解深邃、勤奋著述的思想家,他客观开放的治学观念与治学方法,为他研究形成系统民主思想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黄宗羲在清理道学的过程中,亲手编写了《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后书由清全祖望等续修完成),开创了我国系统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例。在编写学术史时,他推崇尊重史实,兼容并蓄、不断探讨的学风。他认为学术思想史是复杂的,“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传授者,有剽窃者,有浅而实深者,有深而实浅者。”⑤对于这些渊源不同、水平不一的学术思想言论,必须如实加以介绍、评论,反映其真实面貌。他强调,编学术思想史不应囿于“一家”,而应着眼于各家的“相反之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⑥尽管他为理学之修正者,但他绝不囿于理学,而是以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其他思想。他认为,“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⑦,在不了解一个时代整体背景的情况下,仅仅依据少数的著作或暮志碑铭,想完整准确地评价这个时代的人物和思想,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把善于进行分析的方法和勤于历史考证的功夫结合起来,才能不为传统的和当代的偏见所囿,独立地对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为了编写《明儒学案》,他不仅搜集整理了数百家著述,还参考了有关乡邦文献、人物传记,乃至典章制度、地理水利、天算历法等专门资料。他坚决反对不顾史实,仅根据自己的宗旨强为附会,或是杂收的作法。这种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使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视野非常宽广,使他在学术探讨时不拘泥于成说,不拘泥于权威和经典,敢于冲破旧的传统束缚,敢于冲入封建道学所设置的禁区。
综上所述,黄宗羲的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由于明清之际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使黄宗羲的思想具有特有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它根源于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王学的影响,个人经历和实践的影响,这是黄宗羲思想形成的重要土壤。这几个因素互相影响、互相交织、熔铸,成为一个新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源泉,终于培育出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巨人。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选集》第2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0—11页,东方出版社。
⑤黄宗羲《南雷文定·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耕余楼藏本。
⑥(清)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凡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⑦黄宗羲《南雷文定·谈子需木墓表》,耕余楼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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