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1〕
    此語亦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庚戌條。這是王安石同時代人較早在文章中以「新學」二字指稱王氏學術。此處所謂「新學」，是指由王安石領銜修纂、熙甯八年宋廷頒佈的《三經新義》所代表的一種新經學。熙甯四年，王安石進行科舉改革，經士科廢詩賦，專以經義、策論取士，士大夫紛紛改習經義，《三經新義》頒佈後，寫作經義更以新義作為標準；而所謂「舊學」，指《三經新義》頒佈之前作為考試標準的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所代表的舊經學。元祐元年，由於舊党當政，重新恢復了詩賦考試，同時寫作經義也不必專守《三經新義》，可以援用先儒舊說，或自抒己見。司馬光分析朝廷事先將這項規定下達，目的就是要讓那些專習王氏之學的考生對科場的改制有所準備。我們注意到，司馬光在新學之前還加上「王氏」二字予以限定，說明了他刻意要將王氏之學與先儒之學區別開來，而且所說的「新學」確實專指王安石的學術。
    當然，北宋文獻中還有不加「王氏」而徑稱「新學」的。如蘇軾為歐陽修《居士集》作序，有云：
    

    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2〕
    歐陽修逝世于熙寧五年，他死後十多年正值元豐後期，此時，王安石已不在相位，但他制定的科舉改革措施仍在實施，《三經新義》照舊大行其道。正是借助科舉制度的影響力，新學開始成為北宋學術舞臺上的一門顯學，而「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云云，是舊党中人經常加給新學的一大罪名。關於這篇序文的寫作時間，《東坡全集》收錄時沒有說明。《四部叢刊》本所據元刻本《歐陽文忠公文集》載此序，末有「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並注「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可見這篇序文的寫作時間存在兩說，或為元祐三年，或為元祐六年。〔3〕然而無論是哪種情況，〈六一居士集敘〉必寫于元祐元年朝廷頒佈恢復科舉舊法的詔令之後，文中云「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亦可證明這一點。蘇軾使用「新學」一詞雖晚于司馬光，但他的話對於考察「新學」這一名稱的內涵很有意義。首先，它證明了即使不與「王氏」二字連用，「新學」一詞也不是泛稱，而是專指王安石學術。因為，相對于漢唐重視章句訓詁的經學而言，北宋的經學都可說是一種「新學」，歐陽修的經學自然也不例外。而蘇軾這裏所說的「新學」，顯然不包括歐氏經學在內；其次，蘇軾指出了士子們開始鑽研新學的大致時間是在歐陽修死後的十多年，即元豐後期；再次，他所說的「新學」包含了某種貶義，對此下文再予詳論。
    當時，使用「新學」一詞指稱王氏學術的，還有洛學領袖程頤。他評論弟子楊時說：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王安石）之學，大抵支離，伯淳（程顥）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4〕
    此條為呂大臨在元豐二年所記。可見程氏非但比司馬光、蘇軾更早稱王安石之學為「新學」，程顥與弟子楊時還認真研究過。〔5〕楊時先師事程顥，據《宋史》本傳知其四十歲始從學于程頤。正如程頤所說，楊時對新學頗為精通，著有《三經義辨》、《王氏字說辨》等著作。與一般舊黨人物的泛泛攻擊不同，他注重在學理上對新學加以批判。新學在南宋初年的失勢與楊時的批判也不無關係。
    在當時人的詩歌裏，也有用「新學」來稱王氏學術的。蘇軾〈次韻答頓起二首〉其一云：「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何蕃。」王十朋注引趙次公云：「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6〕施注云：「王注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7〕而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繫此詩于元豐元年。〔8〕又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陳師道，作〈贈二蘇公〉詩有云：「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淵注：「新學謂王介甫新經學也。」冒廣生繫此詩于元祐元年。〔9〕從熙甯八年頒佈《三經新義》到元祐元年正好十年，故「十年新學」應指王安石新學無疑。宋人云：「《三經》、《字說》簧鼓群聽，學者至欲以黃昏湯洗其腸胃，乃獲與焉，正論安在？」〔10〕說的也正是陳師道這兩句詩。
    看了以上幾個例子之後，「新學」一詞被王安石同時代人用以指稱其學術，對這一點該是毌庸置疑的了。人們之所以這樣稱呼，首先因為王安石等修纂的《詩義》、《尚書義》、《周禮義》被時人稱為「三經新義」。 《宋史·王安石傳》載：
    

    帝（神宗）嘗謂王安石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八年，頒王安石《書》、《詩》、《周禮義》於學官，是名「三經新義」。
    因為在此之前，士子應付科舉考試的經典是唐孔穎達的《五經正義》，王安石領導編纂的這三部經義，相對于孔氏之書是新的經義，故稱「三經新義」。「三經新義」亦簡稱「新經義」或「新經」，王安石同時代人魏泰《東軒筆錄》卷六中說：「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蘇軾《復改科賦》云：「昔元豐之《新經》未頒，臨川之《字說》不作，止戈為武兮，曾試于京國；通天為王兮，必舒於禁鑰。」〔11〕張舜民在為王安石寫的悼詩中亦有「奇字新經志不成」句，〔12〕可見無論是「三經新義」，還是「新經義」或「新經」，皆是當時人們對王安石等編纂的《三經新義》的專稱。
    「新學」之名正是由《三經新義》而來。熙甯八年《三經新義》頒佈之前，「新學」一詞雖亦見諸文獻，但與王安石及其學術毫無關係。在此之後，由於新經義的官學性質，其影響迅速擴大，人們就開始以「新學」稱王安石之學了。這也可以解釋上文舉出的幾個稱呼「新學」的例子為什麼皆出現于熙甯八年之後。
    既然「新學」在當時就已成為一個專用名詞，那麼為什麼王安石本人及其門生後學不稱自己這派學術為「新學」呢？個中原因非常複雜，不過我們不應忽視政治權力的因素。
    在王氏之學成為官學之前，它和蜀學、洛學一樣，在士大夫中已頗有影響。成為官學之後，由於和政治勾連過於緊密，在科舉考試中凡不用新經義者多被黜落，這種借助權力強制推行新學的做法，將別的學派擠兌到邊緣地位，引發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滿；再者，由於新學本身學理上的某些不足，以及在解釋儒家經典時引入陰陽、性命等範疇甚至佛教教義，更招致別派學者的反感。因為在當時，以儒家學說為正統的觀念是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故而新學中出現的這種「異端」傾向尤其無法讓人容忍。在熙甯、元豐間，大多數學者迫於政治壓力和科舉制度的規定，沒有對新學多加詆毀。到了「元祐更化」之後，隨著新黨的失勢，朝野便響起一片反對新學的聲浪。關於元祐初年對熙甯科舉改制的批評，學界已多有討論，我們想指出的是，反對者稱王安石一派學術為「新學」，其潛臺詞是：它不屬於那個古老的正宗儒家傳統。用今天的話來說，它與傳統是「斷裂」的，它是傳統之外的，與佛、老等「異端」糾纏不清的一種新奇古怪的學問，這就是反對派眼中的新學之「新」。
    上文提及蘇軾加給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的罪名，其實就是試圖將其與儒家傳統割裂開來。蘇氏說元祐間詔修取士法是「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正說明「新學」在他心目中也屬於異端。對於這一層意思，元祐元年閏二月侍御史劉摯進言時表述得更具體：
    

    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氾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甯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究詰之論，爭相誇尚，場屋之間，群輩百千，渾用一律，主司臨之，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深知聖人本旨，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在所棄而已。 〔13〕
    這段話中雖未提及「新學」二字，實質上卻對新學作了嚴厲批判。而且，這種批判主要不是在學理層面上展開，而是站在道義上，即儒家正統的立場上進行的。劉摯指責士人「專誦熙甯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究詰之論」，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新經》、《字說》可以用莊、列、佛氏之書來佐證呢？自然因為其本身就含有「異端」的內容。而一旦給「新學」扣上「異端」的帽子，證明它與佛、老之間糾纏不清，那就等於將新學剔除在正統儒家之外。這樣一來，即使新學在政治上佔有優勢，攻擊者仍可以從道義和輿論上擊倒它，令其處於劣勢；況且，當時新學盛行，已使「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氾濫荒誕為之辭」成為一時的治經風尚，這顯然與儒家傳統大相鑿枘。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舊黨將新學判為異端的目的，是想將自己的學術樹為正統，主要是道義上的正統。不妨以司馬光的門生晁說之為例，他曾批評新學對「中庸」一詞的解釋說：
    

    彼新學出，而拘攣以為法，穿逾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知無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也，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14〕
    這雖是從學理層面上辯說一個具體問題，但斷言「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這「新」字顯然隱含了貶義。在否定新學之「新」的同時，晁氏不忘對二程和張載大力揄揚一番，說明這三位方才「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同時，他也試圖努力與當時的新學學派劃清界限，如《答賈子莊書》云：
    

    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15〕
    在他心目中，自己與賈子莊同屬「好古」者，與那些「新學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從晁說之的話中，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當時學界「新」和「舊」之間的那條分界線是那樣鮮明，舊黨一般是絕不願意滑入到新學一派的，否則不就成了「異端分子」了嗎？
    新學批評者的努力並沒有白費，他們將新學視為異端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學術贏得了聲譽，儘管它在政治上一度處於弱勢，但在知識階層中影響頗大，用今天的話來說，成了一種與官學相對立的「民間性」學術。即使後來政局變化，理學本身被視為「異端」，它的聲望仍未減小。朱熹曾說：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徳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16〕
    南宋鄭公鯉在〈韋溪先生祠堂記〉一文中引述敷文閣待制黃宜的話說：
    

    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家則蜀學、洛學、朔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謫三家入元祐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既變，士氣亦靡。至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17〕
    這裏談到的「新學」，顯然已經異化為紹聖以後新黨打擊舊黨的政治工具，而蜀學、洛學、朔學這三種相對的「舊學」，儘管學術觀點迥異，卻由於同處新學的對立面，而獲得了「守正」的美名。既然被禁毀的三家是「正」，「新學」無疑就是「邪」了，看它與「奸臣」、「私憤」、「黨禁」等字眼聯繫在一起，所含的貶義不是顯而易見的麼？
    正因為「新學」一詞隱含了負面的價值判斷，王安石及其門生後學當然不會以之稱呼自己的學術了。反對者稱王氏之學為「新學」，正像王安石本人稱別家學術為「俗學」一樣，隱匿在「新－舊」這一判分背後的，其實是新潮與傳統、異端與正統的對壘，是北宋新黨與舊黨的角力。
    由此可見，「新學」一詞在王安石的時代已成為其一派學術的專稱，儘管這一名稱隱含貶義。至於「荊公新學」一詞，則是全祖望的創造，其目的大概是為了便於將王安石一派學術的各個發展階段都包舉在內，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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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1〕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五二。
    〔2〕 蘇軾：〈六一居士集敘〉，《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一〇，頁36。
    〔3〕 南宋周必大〈跋汪季路所藏張文潛與彥素帖〉（《四部叢刊》本《文忠集》卷一八）云：「某幼于武臣張可久家見東坡序《六一居士集》，起草至『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四句，每句上下兩字用筆與全篇濃淡不同，似初闕而後填者。蓋孟子又云：『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一書而文意交錯，疑混，故當審而用之耳。前輩言：『坡自帥杭後，為文用事先令門人檢閱。』今觀柬稿帖則已加詳矣。況暮年乎？況他人乎？」說明此序文也有可能先作初稿，後經修正。
    〔4〕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28。
    〔5〕 余英時先生也注意到這一點，參看《朱熹的歷史世界——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上篇，頁89。
    〔6〕 《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卷一七，頁867。
    〔7〕 施元之、顧禧、施宿：《施注蘇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五。
    〔8〕 施宿：《東坡先生年譜》，王水照主編：《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匯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版。
    〔9〕 冒廣生：《後山詩注補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卷一，頁25。
    〔10〕 邢凱：《坦齋通編》，《守山閣叢書》本。
    〔11〕 《蘇軾文集》，卷一，頁29。
    〔12〕 張舜民：〈哀王荊公〉，《畫墁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長編》卷三六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又見劉摯：〈論取士並乞複賢良科疏〉，《忠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 
    〔14〕 晁說之：〈答朱仲髦先輩書〉，《景迂生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五。
    〔15〕 《景迂生集》，卷一五。
    〔16〕 《伊洛淵源錄》，卷一一，見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版，冊12，頁1070。
    〔17〕 《赤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 
    （原載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一期，2005年8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