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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张进教授在百忙之中与笔者第四次探讨“罢黜百家”问题，使笔者受益良多。笔者总算没白抛砖，终于引出了玉，张教授的讨论进入了核心论题，讨论也有了“蓝天日暖玉生烟”的景象。但张教授刚以进入核心论题，又以更骇人听闻的方式，偷天换日，使讨论无法在正常的轨道继续进行。有些问题仍需请教。 关于班固在第三策中的“画蛇添足”问题。 张教授坚持认为，班固在第三策中的“画蛇添足”问题，是笔者在《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中的问题，他一指正，我就说不是核心论题，“实在有‘耍赖’之嫌。”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执只能留给读者辨别，以后不赘。笔者再作几点陈述： 1、笔者概括核心论题在先，张教授指正该问题在后。我的核心论题的提法是在“二答”中概括的，张教授是在“三谈”中指正我这个问题的。我“二谈”中，将我的核心论题概括为“四点”，其中没有这个问题。我不是在张教授指正我这个问题之后才声明说它不是核心论题的。这里的逻辑关系清楚，张教授和笔者，谁有“‘耍赖’之嫌”，读者一看就清楚。 2、指正我的核心论题应以什么为主？班固在第三策中的“画蛇添足”问题，是我在《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中提出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对《天人三策》是伪作的根本论述是在《〈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中，而《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只是对这个论述作点补充而已，其附带性、次要性和不独立性甚明。张教授与我探讨“伪作”问题，不以我专门论述此问题的论文和“概括”为依据，而以次要的补充为依据，才有“‘耍赖’之嫌”？ 3、张教授还有贼喊捉贼之嫌。张教授不听我的话，遭到我的否定，理所当然，只能证明我确实童叟无欺，我实话实说了。他别出心裁，曲解我的核心论题，即在我的“四点”之外、把常人都不能将其作为我的核心论题的问题，作为我的第一位的核心论题来指正，本身就有“耍赖”之嫌。当我戳穿后，他就说我“耍赖”，这是不是还有点贼喊捉贼之嫌？ 关于“第三策”是不是汉武帝初期的作品问题 张教授认为“第三策”中的“法制问题”出现在“黄老之治”的汉武帝初期“完全可能”，笔者不敢苟同。 1、现行的中国法制史，对“黄老之治”的法制状况的叙述都较真实、客观，没有一本书认为，汉武帝初年的法制是：“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出现在汉武帝初期，依据就是现行的“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别出心裁。 2、这种观点是张教授的新说。这种观点先别说让我“口服”，先要征询法学界，看法学界的专家同不同意。因为他这种说法，挑战笔者是小事，他是向整个法学界宣战，同整个法学界开玩笑！希望张教授不要将这一观点只对准我，应作为“新说”推出去，打败法学界，意义会更大。 3、张教授对此问题的论述，没有汉武帝初期的直接证据，只是间接以汉景帝晚年的“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然后作出的推论，或然性太大，猜想性太大，不可靠。 4、张教授所引，汉景帝晚期的这则资料，也不是景帝晚年法制状况的证明，只是一般“吏治问题”。稍微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个皇帝的晚年，都有“吏治问题”，不独景帝晚年如此。这种现象往往都随着新皇帝的登极而渐渐消除，新朝新气象，只要不是这个王朝的晚期，这种现象是延续不下去的。 5、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很难想象，在他上台后，“吏治”会如此之坏，从景帝晚年一直腐败、越来越腐败，直到“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地步。就算汉武帝初期可能有点吏治问题，但与“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6、这个问题既是“法制问题”，就当与酷吏相关，不能作为一般吏治问题看待。如果一般吏治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法制坏到什么地步真难想象。张教授同意笔者多次对汉武帝中期后的法制状况的论述，认为，杜周当廷尉后，“刑狱才滥”，“诏狱逮至六七万。”可见，“刑狱滥”是与酷吏分不开的。杜周“滥刑狱”也要有个发展过程，不是一下子就敢“诏狱逮至六七万”，而是从“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开始的。所以，“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应当是汉武帝重用酷吏初期的情况，还没发展到最严重程度的结果。 7、张教授说我不懂“中国法制史”，可能只是笔者没他胆子大，不敢作伪“中国法制史”。张教授所用这则景帝晚年的资料，笔者早就审查过，只是张教授敢用，而我当年赞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都不敢用。因为这只是间接证据，性质又不同，主要靠猜想来结论。这在逻辑上极不严谨。张教授要坚持此说，必须要补充更多的证据，还应对此做详细的论证。（可能需要一篇论文，张教授要改写“中国法制史”啊） 由此可见，张教授在此问题上，不仅假设“大胆”，而且求证一点都不“小心”——他在“四谈”中教诲笔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笔者坚持认为，张教授的说法根据不充分，第三策不是汉武帝初期作品，将其作为董仲舒在汉武帝初期的对策不合适。 关于“第一策”到底是“公共考卷”还是“复试卷”？ 关于这个问题，张教授既没提出新证据，也没对笔者的质疑作答，笔者对他观点再综合批评如下： 1、张教授引入“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和“古文知识”来说明此问题有“拾人牙慧”之嫌。按张教授“拾人牙慧”说的逻辑，早在张教授这样指正笔者之前，周桂钿先生就从这两方面同笔者进行过该问题的讨论，笔者也明确作答过。张教授不要老是以为他懂“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和“古文知识”，别人都不懂，笔者过去同周先生的讨论，证明我不用张教授说，对这些问题都是“知晓”的，而张教授本人还有“拾人牙慧”之嫌。笔者也早料到张教授会从这两方面同我辩解，因为他不会想出更好的主义。 2、张教授引入“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解释“褎然为举首”不妥。不用张教授反复解释，即使不懂“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程序”的人，也会笨想到，各地送来的文学贤良，都是当地的首选，即“推举”出来的第一。这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不是只有张教授才知道的秘密；每次举贤良都是如此，张教授不用神乎其神地说别人都不知道“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考试题中有没有必要说，“你们都是各地推举出来的第一”？如果是首次举贤良，这样说似乎可以，在多次举贤良后再说这样的话，几乎不可能。而且，对众多贤良说你们“褎然”为“举首”，这样褒奖不合适，也不合情理。相反，像第二策说的“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则很得体。而且，如果董仲舒参加了考试，他在统考中被擢为第一，是无疑的。班固在叙述这一事件时也是这样认定的。这也符合“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对在统考中被擢为第一的人，复试题中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张教授却说，他“翻遍《汉书·董仲舒传》也没有找到董仲舒被取为第一的记载。”张教授这样说，是真懂得“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和真读懂了《汉书·董仲舒传》的表现吗？ 3、张教授说笔者不懂“古代汉语知识”，“子大夫”只能是复数，也不妥。笔者承认，古文水平不如张教授，但我说“子大夫”可作单数，不是空口无凭。我的根据就是张教授崇敬的班固，班固比张教授的古文水平高，班固认为，《天人三策》第三策是汉武帝给董仲舒的复试考题，其中考题就有“子大夫”字样。试问：在班固的眼里，难道“子大夫”不是可作单数吗？孙景坛错了，班固也错了吗？这个问题请张教授不要将矛头只对准孙景坛，先要批评的是班固，都怪班大人先有了与张教授相左的理解。既然“子大夫”可作单数，从古文来看，将“子大夫褎然为举首”，解做“你在考试中被取为第一”，错在那里？ 4、张教授不以第一策本身为据来研究第一策亦不妥。事实上，要想真正弄懂“第一策”是不是复试考卷，只需研究该策自身就可以了，这是唯一正确的捷径。第一策考题说：“子大夫明先圣之业……，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对众多考生说，你们“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可能吗？而对某个特定的人，如复试者这样说，则无可挑剔。如果将“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和“子大夫明先圣之业……，讲闻高谊之日久矣”，联系起来，将它解做对被录取为第一者的复试考题，是没有漏洞的。相反，如果将“子大夫”解作复数，则与“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不般配；将“褎然为举首”解做都是“郡国选来的第一”，则与“子大夫明先圣之业……，讲闻高谊之日久矣”是有矛盾的。张教授用“汉代贤良文学推举的程序”和“古文知识”等来解该策，是舍本逐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附会之意十分明显，反而解之非通。 另，张教授对此又讲了一大堆脱离“核心论题”的话。 （画外音：张教授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不知道怎样扣“核心论题”，就这样“耍态度”。再和张教授谈态度：实在过意不去，笔者由于没接受张教授的观点，又让张教授“汗颜”了。而且，还要让张教授从1+1 开始教诲。张教授说：“这就好比1+1等于2，而孙教授却硬要说等于3，那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只是作为一个学者，要讲究理性思维，可千万不要被别人说成‘耍赖’！”张教授总是把自己看成真理的化身，谁不同意他的看法，就为谁“汗颜”，谁就是连“1+1等于2”都不懂，谁就是不“讲究理性思维”，还有“耍赖”的嫌疑。这些话不具有学术性，好像赵本山“卖拐”时，就是这样“忽悠”的。张教授拾任何一个学者的“牙慧”都有情可恕，拾“卖拐”者的“牙慧”就有点不厚道了，希望张教授能自重。） 关于张教授偷天换日，改换笔者核心论题的“前提”的质疑 张教授在“四谈”中突然提出：“殊不知汉武帝的三道策问虽然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里，但却都是所谓‘公共考题’，只不过为了突出董仲舒并完整记载他的对策才采用了二人一问一答的形式。”这话让笔者大跌眼镜。 如果这些话不是出自秦汉史专家之口，笔者一定会指着他鼻子说，在“秦汉史专家看来，你的那些论证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和逻辑判断。”（张教授教授“三谈”语录）出自秦汉史专家张教授的嘴，笔者就不敢说，只有虚心求教的份了。 1、笔者质疑“天人三策”是伪作的前提，是班固的“天人三策”说，班固大人认为：董仲舒在首次对策中被取为第一，汉武帝很欣赏，就复试他，再复试他。我的所有核心质疑都是围绕这一前提展开的。现在，张教授“琵琶起舞换新声”，认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我质疑的前提在我质疑的视线中消失，我“拔剑四顾心茫然”。不过，笔者不急。跟专家讨论问题往往一波三折，一会儿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会儿可能又“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2、既然“天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班固大人却硬说，第一策是“公共考题”，后两策是复试考题，这感觉有点“荒唐”（张教授语）啊。张教授以此指正孙景坛，也有点“荒唐”。张教授忘了：要指正孙景坛，先要指正班固，把班固摆平了，再谆谆教导孙景坛：你是受害者，是受班固大人欺骗了。笔者自然会迷途知返。而且，班固这样瞎说，肯定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有作伪“天人三策”的嫌疑，孙景坛说“天人三策”是伪作并非空穴来风，我张教授又给孙景坛的核心观点作了一点重要补充。笔者这厢先谢过张教授了。 3、既然“天人三策”都是“公共考题”，那么，张教授除了先要批评班固外，更重要的还要重新构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说，尤其是，要把“天人三策”的情况与“罢黜百家”的新关系说清楚。同时，张教授的新说，还要能自圆其说，至少在秦汉史专家看来，那些论证，不能“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和逻辑判断。”即对史学界有说服力。笔者只能静待张教授对此给出明确的说法后再同他继续讨论了。 其他问题暂不回答的说明 张教授在“四谈”还涉及了第二策的“夜郎康居”、第一策的“七十余年”等时间问题，由于他没有新观点，完全是“拾人牙慧”，笔者不想单独再说，希望张教授自行收回，拿点新说出来。其他问题，本来意义就不大，张教授一偷天换日，一切都要随之斗转星移，等张教授构造完新的“天人三策”与“罢黜百家”体系再说不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