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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拙作中，曾对张进教授的“原始采访稿”的第一个问题提出质疑，“原始采访稿”说： “在采访刚刚开始时，当听说传媒都把这种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称为新论，张教授就感到有些荒唐。他认为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1） 对笔者的质疑，张教授在其第二篇大作中作了详细解答，而且仍放在文章的开头，他说： “孙教授批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他的新观点早在十年前就已提出，并且很有反响，而我‘好像对此一点都不知晓’。这实际是回应我说其观点‘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因为我竟然把他自以为得意的新观点说成拾人牙慧，他当然不能不质问我‘证据’何在了。但可惜的是，孙教授的质问虽然咄咄逼人，仿佛胜券在握，实际对秦汉史研究却并不真正在行。以下就随便举一个例子，至少也先让孙教授口服： “有人提出，过去说汉武帝在整个思想领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准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一种文化政策，严格地说，该政策仅作用于选立博士制度之中。还有同志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的一种主张，汉武帝并没有付诸实践。”（张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纪要》，《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14页） “按：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是在1986年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召开，而孙教授既然自称他的新观点是在‘十年前’提出，那么这究竟是不是新观点、‘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是不是‘知之甚少’，我想也就不用说了。”（2） 张教授认为，他的这一解答“至少也先让孙教授口服。”可是，笔者看了之后，感到对有关问题仍需求教。 （一） 先说几个细节： 一、张教授说我，在质疑此问题时“咄咄逼人”。我的语气过重了，在此深表歉意，望张教授海涵。 二、张教授说，这是我批评他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他自己误会了。这个问题两次都是他批评我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原始采访稿”即如此（3）），不是我批评他的“第一个问题”，我批评他时，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在第八节里（4））。 三、张教授说我，在质疑此问题时“胜券在握”，可能有点误会。我当时质疑这个问题，不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能或者一定要战胜张教授——这个问题与“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不是学术谎言”的关系不密，我怎么会将远离主题的问题作重点阐发呢？相反，是张教授本人，一直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证明我的新观点是“拾人牙慧”，而且胸有成竹。我只是想向张教授学习并澄清问题。我在拙作中说过：“张教授是秦汉史专家，他对汉史的研究比我多，知道的研究层面比我广。我还真没找到‘建国之后’就‘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找到的大多都是关于汉武帝如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讨论，像我这样说是学术谎言的好像没有。”（5）张教授是秦汉史专家，他说此话定有依据，这个依据，我一直在找但又没找到。我的新观点是不是“拾人牙慧”还在其次，主要是想知道学术界在我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便向专家学习，促进自己对这个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 （二） 张教授向笔者和读者出示的证据，不能说明问题，连“差强人意”都未做到。 一、两条证据只有一条与主题相关。“有人提出，过去说汉武帝在整个思想领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准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一种文化政策，严格地说，该政策仅作用于选立博士制度之中。” “有人提出”与笔者的观点明显不相干，张教授引来是虚张声势的。“还有同志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的一种主张，汉武帝并没有付诸实践。”“还有同志说”与笔者的观点较接近。 二、“还有同志说”的证据太单薄且为孤证，不能说明“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这个“还有同志”——连名字都未留下，可能是在“秦汉史讨论会”会上（很可能是小组会上）即兴发言时说了几句这方面话，并不是论文。（张教授的引文出自：张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纪要》）可以肯定，几年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也没有“还有同志”的论文，如果有，张教授一定会引来。张教授忘了：他当初说的是“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笔者和读者都知道他这话的分量：至少应当有一次以上的专门讨论会，并有一定的论文。张教授只举了一个非专门讨论会的一个“同志”的发言的一句话，怎么能证明他说的“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情况属实？ 三、张教授当初否认笔者的“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是“新论”也欠妥。众所周知，今年上半年，学术界宣传的我的“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核心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张教授在第二篇大作中已明确表示：孙景坛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应该说，这确实是孙教授的‘新’观点。”他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对“孙教授的新观点还算知晓。”（6）可是，“在采访刚刚开始时，当听说传媒都把这种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称为新论，张教授就感到有些荒唐。”既然他当时知道我的观点“确实是孙教授的‘新’观点”，试问：这“荒唐”在那里？是张教授本人逻辑不清，自相矛盾。 四、我的“新论”建国后曾“见诸报刊”吗？张教授说，“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从张教授的“引证”的《秦汉史论丛》来看，就算承认它那句话的学术价值，它根本不是报纸，算作刊物也很勉强，因为它不是通常意义的如《历史研究》之类的杂志，充其量是某一专业性的不定期的“研究文集”。“见诸报刊”的说法有点虚。况且，我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之“新论”，以前“报刊”上确实没有。既然以前“报刊”没有类似我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的“否认汉武帝‘罢黜百家’”说，“媒体”将其称作“新论”有什么不妥？而且，张教授还批评：“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是“媒体”弄错了，还是张教授没真弄明白？ 五，张教授的新解是诡辩。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在第二篇大作中，对此歪曲说：笔者质疑他这个问题，是我认为他不知道我“十年前的观点”，于是就在我“十年前的观点”上做文章。事实是：1、他当时对记者的谈话，是针对“传媒”对我现在观点的宣传而言的，而不是十年前的观点；2、我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观点，是我后来向他解释的，他当时并没有区分我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观点；3、他在批评我十年后的观点时，从未触及过我十年后观点的核心，说明他只是“知晓”，但并未概括出是什么。（7）他现在对他曾反复批评过的我十年后的观点的核心都如此陌生，他当时对我十年前的观点又能知道多少？ （三） 张教授谈的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一个著作权认定标准的问题。笔者对此所持的观点是： 第一，著作权的认定，一定要以论文或著作为依据，仅凭“会议纪要”里一句话不妥。我讲个理论界都知道的故事：早在胡福明先生完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之前，北京有部分学者就已讨论并试图撰写这个题目的文章了，结果由于有的领导不同意，文章胎死腹中。按张教授的说法，胡福明先生的划时代大作是拾北京学者的牙慧不成？张教授为什么不去打找胡福明先生的假，不比打我的假更有意义？张教授怎样区分胡福明先生的大作与笔者的学术活动两者的差异？ 第二，应当认各自的证据说话。笔者拙作中就提醒过他：“张教授作了多年学问，应当知道：做学问做的是证据。有的观点可能不新，但有了新证据，它就是新的。如‘日心说’，是哥白尼先提出来的吗？但他证明了，‘日心说’的发明权就归了他。我们的嫦娥女士‘奔月’比阿波罗早几千年，可全世界都承认阿波罗首先登月，您为什么不去给嫦娥讨个说法？”（8） 第三，同样独立研究的成果一般都是双重承认。如果以“讨论发言”为证，笔者在85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秦汉史专业研究者，长期在党校工作，没有机会参加“秦汉史讨论会”。但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从大学毕业、甚至更早，就热衷与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经常向大学历史系、哲学系毕业的专业人士请教，和他们开展私人性质的学术讨论。“还有同志说”的观点，我在85年与同仁讨论时就说过，只不过没办法发表“讨论纪要”而已。我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也早就写成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多次投稿都泥牛入海，最后一次投给《哲学研究》，只有回执，未被刊用，直到93年才蒙《南京社会科学》刊出。在整个学术界，同样独立研究而出的成果并不少见，如“微积分”的著作权是牛顿还是莱布尼兹？“星云说”是康德还是拉普拉斯？至今都很难说准。学术界对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双重承认，如说“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等。 （四） 张教授在第二篇大作中改指“我十年前”的观点是“拾人牙慧”。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值得商榷。 第一，认定方法过于简单化。86年秦汉史讨论“纪要”所载的“还有同志说”，仅是一句话，不能证明他的观点与我观点的核心相同。十年前，笔者对此的观点的核心有几层：1、“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就是说，汉武帝根本就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汉武帝时期实现思想转型的主要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3、田蚡的思想转型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不是思想专制；4、汉武帝以后的意识形态是，以儒学为主，这里的儒学，主要是“孝治”，百家合流，或“王霸道杂之”；5、要深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产生的根源及肃清其对中国古今学术界的影响。（详见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等（9））我的观点怎么会与“还有同志说”相同呢？ 第二，重专家意见，轻一般史学爱好者的研究。“还有同志说”，只是在讨论会上讲的一点意见，没有论文，而我是第一个写出一万五千多字论文的人——第一个全面、系统、正式阐发这个问题的人。虽然“还有同志”是专家，而我不是，但我论文的分量就没专家的意见重吗？文革中，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后来都没同意。现在，张教授搞专家意见“一句顶一万句”，——不，是“一句超过一万句”，这科学吗？这对一般史学爱好者公平吗？ 第三，对我的学术研究在结论上有武断之嫌。我是独立研究和得出“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的结论的。张教授说的“还有同志说”，以前我不知道，像《秦汉史论丛》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刊物（相当于“论文集”）不是容易找的资料，尤其是“某一辑”中的“一句话”，简直是大海中的一根针，像我这样“实际对秦汉史研究却并不真正在行”的人是找不到的。我在写这个题目时，没有参考过“还有同志说”，更不用说抄袭。我一直是独立研究的。我除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外，还有一些相关论文如《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等，还有许多后继研究以及与其他学者的商榷文章——读者都已看到。（10）所以，张教授说我这一观点是“拾人牙慧”，甚感冤枉。好在广大读者眼睛都是雪亮的，心中都有杆“称”，自会分辨。 综上可见，张教授认为“我的‘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说是拾人牙慧”很难成立。同时，希望他不要再“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来说明这个问题，应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真正拿出有说服力的实证，让整个学术界都“口服”。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错误，望张教授和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文中如有对张教授失敬之处，望张教授海涵，同时对笔者进行批评，笔者自当改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