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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月16日，《北京科技报》发表了张星海记者采访我关于“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的新观点，又意外地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大网站对此都纷纷转贴了。3月24日，《南京日报》、《金陵晚报》同时发表了张进和管怀伦教授批评我的观点的文章，《南京日报》的文章是记者李冀对张进教授的采访，题目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提示性的标题是“南京学者‘新说’引发学术界震动，南师大教授张进予以反驳——”。（1） 张教授是“省‘十五’社科基金项目——‘独尊儒术与汉代学术的整合’的秦汉史专家”。我能得到专家指正，是件大好事，但有些问题还想做点说明：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我十年前的观点（2），该观点当时在学术界也曾意外地引起轩然大波，我看到的摘要，就有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等。张教授好像对此一点都不知晓。 其次，现在又引起“学术界震动”的是我的新观点，就是最先提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汉书?董仲舒传》，其中的董仲舒的对策及《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作的伪。（3）这次张星海记者对我的采访，主要写的就是我的这个新观点，他采访文章的大标题虽是《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但醒目的提示性标题是“司马迁未提，班固造假，孙景坛教授提出”。张教授对此好像也不知晓。 再次，张教授对我的批评，不是我现在的新观点，而是将我十年前的旧观点当新观点来批。 尽管张教授的批评没批评到点子上，有的批评跟十年前管教授对我的观点的批评（4）很类似，我很愿意同他就此问题再做些深入探讨。 一、司马迁对儒学的关注相对较少吗？ 张教授说：“司马迁深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崇尚黄老无为之说”，“对儒学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应当说，司马迁确实深受其父司马谈的影响，可能崇尚过黄老无为之术，但他对儒学的关注并不少。在《史记》中，他设了《儒林列传》，开创了对儒家人物专门设传的先例。在《儒林列传》中，他对儒家和儒家同黄老的斗争、直到田蚡“绌黄老、崇儒学”，都做了如实记载。而且，他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专列了一传，并违背自己《史记》的体例，作《孔子世家》，“世家”是只有诸侯才能享受的传记体例。在其他列传中，例如《郦生陆贾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等传中，司马迁都有有关“尊儒”问题的记载。尤其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还引述了自己跟董仲舒学儒家的《春秋》的“笔记”，记述了其父司马谈用儒家的《孝经》对其进行教育的话。这里不详引了，相信张教授自会能核实到。 二、《孝武本纪》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吗？ 张教授说：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心中自然有所怨愤，因此他在写《武帝本纪》时，多记求仙问药之事，对汉武帝的评价有失偏颇。” 这里：1，《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一字之差，内涵不一样。2，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自己写过《孝武本纪》。可是，该本纪在流传时有缺失，只剩了个开头，是残篇。后人是用《史记?封禅书》将《孝武本纪》补全的，真的《孝武本纪》我们已看不到了。而《封禅书》是专记汉武帝“求仙问药”之事的篇章。3，张教授将《封禅书》当成了《孝武本纪》来读，不妥。张教授以《封禅书》为据，揣摩司马迁对汉武帝“有所怨愤”、“评价有失偏颇”，是对司马迁的不公和真的“评价有失偏颇”。司马迁受过宫刑，可能对汉武帝有“怨愤”，但从残存的《孝武本纪》中反映不出来。 三、研究“罢黜百家”非要以《汉书》为根据吗？ 在张教授看来，既然司马迁对儒家关注少和《孝武本纪》有问题，我们研究“罢黜百家”就只能以《汉书》为据了。“而班固撰写《汉书》已是数百年后。……《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这正是《汉书》对《史记》具有重要补充作用的突出体现。” 这里：1，司马迁与班固的时差只有一百多年，不是“数百年”，我在接受张星海记者采访时也说是“一百多年”，张教授两用“数百年”，不妥。2，张教授研究“罢黜百家”的主要根据是《汉书?董仲舒传》。其实，尽管《史记》可能有问题，但其《儒林列传》和《董仲舒传》都是完整的。在《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当时儒家与黄老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事实。在《董仲舒传》中，司马迁不仅记载了董仲舒的一生，还记载了他的学生、同仁、及其子孙。尤其是，司马迁还为董仲舒未受重用鸣不平。司马迁对武帝时期的尊儒活动和董仲舒的事迹是说清楚了的。司马迁也许对汉武帝确有“怨愤”，可他对董仲舒是尊敬有加，他不会不记对董仲舒有利而对汉武帝不利的事。3，《汉书?董仲舒传》关于董仲舒的对策和《天人三策》都是班固伪造的。董仲舒作为汉武帝父亲时代的有名的儒学博士，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天人三策》从考题到答题，每一考题、每一答题都有问题。张教授完全回避了《天人三策》的真伪，不妥。4，要知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思想史事件，如果存在，在当时就应轰轰烈烈，要有一系列举措，秦始皇焚书和后来的文革都分别有诏书和中央文件传世，为什么唯有这次没有一点历史遗存？既使汉武帝时人（包括司马迁）都弱视，但西汉还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都当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过“秘书”。他俩都十分崇拜董仲舒，刘向将其吹捧到了极点，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尹、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5）可他们谁都不知道董仲舒的对策事和《天人三策》、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5，我对张星海记者说过，中国史学界有两大弊端：一越是原始的史料越没人信，二越是正史越没人信。还有一点没说，就是越是造假越有人信。班固的史德极有问题，他曾擅改严安的“上书”，别人的“上书”都能改，还有什么“史实”不能伪造？《汉书》用伪造的历史来“补充”《史记》，这种“补充”就是篡改。张教授将敢于篡改历史的史学家奉为神明，而他的史学理念和治史作风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和平思想专制”吗？ 张教授说：把思想专制的特点说成烧书杀人“显然过于主观。”秦始皇用“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结果激起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反抗。而汉武帝吸取了这个教训”，用和平手段实现了治国思想的转变。“历史发展证明，这种和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远比秦始皇坑杀400多个书生要大得多。” 注意，张教授承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专制，又认为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的是“和平手段”，这样问题就来了：1，“和平手段”的思想专制为什么要用“烧书杀人”的思想专制的方式来表述？要知道：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脱胎于李斯当年的“罢黜百家独尊法术”。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身并非不散发血腥，《天人三策》的《第三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而且，董仲舒在“辽东高庙、高园便殿灾对”中，要汉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6）3，将汉武帝用“和平手段”实现治国思想的转型说成是思想专制，这种做法妥不妥？ 五、“和平思想专制”的根据能成立吗？ 张教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思想专制应这样理解：以后“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儒学以外的学说由于传承的人越来越少就渐渐消亡。” 张教授是秦汉史专家，不知道他此说的出处在哪？我对史学是业余爱好，据我所知：汉武帝尊儒后，确通过五经考试录取了些儒官，但非儒的人照样可参加一般文学贤良考试（法家和黄老派除外）；有些不用考试，照样可提拔为官。如：主父偃是学“长短经”的，属“刑法”人物，不是博士弟子，后自学点儒学，通过上书，就当了官；严安、徐乐等都非儒官，都是上书得的官；卜式是放羊的，学黄老，也当了官；汲黯是黄老派的代表，没用考试，还当了大官，等等。尤其是《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对儒官不满时，曾“尽罢诸儒不用” ——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职。这也许是对张教授的“要做官就只能读儒家经典”的最好的注脚！ 同时，汉武帝尊儒后，儒学以外的学说，不只没有消亡，还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保护和整理。如前引的著名的刘向父子，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们校理图书，编写目录，形成中国古代最早的目录学、图书分类学。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删削《七略》而成。后来中国的许多图书是怎么消失的，张教授还是去搞搞清楚再说吧，反正这件事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直接关系。 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仅指“置五经博士”吗？ 张教授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途径是把儒家的五种经典著作（即《诗》《书》《易》《礼》《春秋》）定为国家设立的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 这种说法也不知张教授的根据在哪。我们且不说，“独尊儒术”要以“罢黜百家”为前提，不“罢黜百家”怎能“独尊儒术”？只想探讨一下，汉武帝乃至汉代，是否真的只将五经“定为国家设立的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 事实上，汉代尊儒，是以儒家的《七经》治国。注意：不是仅仅《五经》，而是《七经》，《七经》还包括《论语》和《孝经》。让老百姓笨想，既然尊儒，记载孔子思想最可靠的文献《论语》，无论如何都应是“经”。汉代还认为《孝经》跟《公羊》一样，都是孔子亲作，所以《孝经》也是经。汉人伪造孔子语录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7），《后汉书·赵典传》引李贤注说：“《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秦宓《与商书》曰：‘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谢承《后汉书》言赵典‘学孔子《七经》’。”《汉官仪》也说：“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其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汉书》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8）；广川惠王孙去“师受《易》、《论语》、《孝经》”（9）；宣帝“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10）；匡衡上疏劝成帝“妃匹”说：“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11）等。又，汉代“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12）；有时诏征天下通晓“《五经》、《论语》、《孝经》”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13）；还有一诏书说：“《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14） 另外，汉代对《孝经》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经，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后汉书·百官》也说：“《孝经》师主监试经”；《后汉书·荀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把“举孝廉”作为基本的选官制度，把《孝经》作为必读经，不只文人要读，还令“虎贲士皆习《孝经》”、“自期门羽林之士悉通《孝经》章句。”（15）不要忘了：“举孝廉”试行于汉武帝七年五月，元朔六年冬十一月正式将其定为“基本的选官制度”。而且，汉代皇帝，除刘邦外，每个人的谥号前都加个“孝”字，如“孝惠”、“孝武”等。我在前面为什么说《史记》中的汉武帝本纪不能叫《武帝本纪》，应叫《孝武本纪》，原因就在这里。而《汉书》对此则忽略了，它径直叫《武帝纪》。 因此，怎么能说汉武帝或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把儒家的五种经典著作（即《诗》《书》《易》《礼》《春秋》）定为国家设立的太学唯一的教学内容”呢？ 七、“罢黜百家”是不是学术谎言在于如何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吗？ 张教授说：“产生这个争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有些学者并没有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汉代儒学的本质，“就是把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糅入儒学，从而形成了以‘霸王道杂之’为特征的汉代儒学，史称‘两汉经学’。” 此说也值得商榷。1，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是学术谎言，最根本的症结应在于《天人三策》是不是伪作，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即出自《天人三策》的第三策，如果《天人三策》是伪作，“罢黜百家”说不是学术谎言是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把如何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根本的症结，是在偷换“论辩的主题”。3，不管张教授怎样论证“汉代儒学的本质”，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在汉武帝尊儒前，汉代儒学还未被糅合成“霸王道杂之”的儒学，汉代儒学被糅合成“霸王道杂之”的儒学，是儒学成为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之后的事。张教授用后来汉代儒学的特征，来说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学术谎言，欠妥。 八、不要歪曲笔者的学术及观点 李冀记者采访张教授批评我的文章见报后，笔者用电话告诉他，您们的学术批评很好，但没有抓住我的新观点，有失偏颇。但李记者说：您的观点本来就非新论，早就有人讨论过了，我们的报纸没点名，您不要对号入座。我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我不对号入座，难道南京还有其他人对号入座不成？我又上网查了一下，全国各大网站，关于“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都帖的是张星海记者对我的采访。后经与李记者商量，他把采访张教授的原始记录给了我，那上面赫然写着：“在采访刚刚开始时，当听说传媒都把这种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称为新论，张教授就感到有些荒唐。他认为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像这种观点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16）我才明白：李记者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张教授的学术做后盾的。 这里：1，张教授是秦汉史专家，他对汉史的研究比我多，知道的研究层面比我广。我还真没找到“建国之后”就“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找到的大多都是关于汉武帝如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讨论，象我这样说是学术谎言的好像没有。希望张教授能准确指明出处，让笔者、读者和“大众传媒”都开开眼界。《三国演义》说曹操曾写过《兵法十三篇》，杨修见到后，说古已有之，并背诵了一遍，曹操当面把该书烧了。我的新说如真的是在炒前人冷饭，我不仅要学曹操，还得登报道歉。2，张教授作了多年学问，应当知道：作学问作的是证据。有的观点可能不新，但有了新证据，它就是新的。如“日心说”，是哥白尼先提出来的吗？但他证明了，“日心说”的发明权就归了他。我们的嫦娥女士“奔月”比阿波罗早几千年，可全世界都承认阿波罗首先登月，您为什么不去给嫦娥讨个说法？张教授说这话时，看过我十年前和十年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将我的研究与“建国之后”有关“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对比过没有？如果这样做了，这样说是可以的，但从张教授的谈话来看，他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张教授没有这样做，就发起了议论，是否“显然过于主观”？3，把“目前大众传媒”对学术研究的重视，说成是“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可能也欠妥。 另，李记者在叙述我的观点时，说我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不符合我的原意，我从来没正式阐发过班固作伪《天人三策》的目的，过去有人问过我，我说一句话说不清，等将来写篇文章专门来谈吧，班固是大史学家，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伪造历史，不专门写篇文章能说清楚吗？ 综上可见，张教授对笔者的批评，精神可嘉，科学性还需商榷。排除他不回答“天人三策”的真伪，他所谓的“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根据仍不充分。希望张教授能在将来对笔者的批评中，抓住问题的根本症结，不要扯些无关痛痒的事。既不要用汉史常识性错误（如不知《孝武本纪》是用《封禅书》补全的，不知《史记》与《汉书》在年代上只差100多年，不知刘向父子校书的意义等），也不要用跟班固学的用伪造的历史办法，来指正我。希望张教授能从学术界的大局着眼，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重新写一篇能击中笔者要害的文章。我在等，学术界在等，读者也在等……。文中难免有错误，敬请张教授海涵，并不吝赐教，敬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注： （1）张星海和李冀的文章在网上均可搜索到；管怀伦教授的批评，见我的《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一文。本文所引张进教授和李冀记者的话，如果没有特殊标注，均出自李冀对张教授的采访文章。 （2）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3）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4）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6）（8）（9）（10）（11）（12）（13）（14）《汉书》：《董仲舒传》；《五行志上》；《宣帝纪》；《景十三王传》；《隽疏于薛平彭传》；《匡张孔马传》；《平帝纪》；《平帝纪》；《昭帝纪》。 （7）《孝经·钩命诀》。 （15）《后汉书·儒林列传》。 （16）李冀记者采访张进教授笔录（由李记者用电子邮件发给笔者的）。 附录： “罢黜百家”属班固伪造(白话文)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出自东汉班固的《汉书》，他在《董仲舒传》首次提出：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参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五经考试，并附录了考题和答卷，即《天人三策》，第三策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班固此言不能自圆其说。一，与《史记》不合。史记对武帝时思想斗争的明确记载是田蚡“绌黄老、崇儒学”。所有西汉文献都没有支持班固的史料。 二，《天人三策》是伪作。考题都有问题：考题1说：你现在被取为第一，我再考考你。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把考题1和考题2调换一下行不行？换了也不行。因为考题2说：你们把所学的百家观点都可往上答，不要有顾虑。这就明确：考题2不是五经考题，而是一般文学贤良考题。五经考试，怎么会冒出文学贤良考题呢？考题3说：你的学问已达到最高，你好好阐发一下，我将亲自研究。这哪是考卷，分明是请教，任何一个考官、哪怕是最蹩脚的考官都不会出这样的考题，何况汉武帝！答卷问题更大：答卷1说：我们汉朝建国已70余年。注意：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202年到武帝七年，才68年，怎么能说70余年？答卷2说：夜郎、康居二国，已向我大汉悦德归义。注意：康居归汉，在武帝七年之后。答卷3说：现在法制大坏，刑狱太滥，犯罪人数激增。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怎么会滥成这样？这一现象，是武帝中期后，重用酷吏的结果。董仲舒真比算命先生还神，在答卷2、3中，分别说准了武帝七年之后的事！以上笔者所言，均出自《汉书·董仲舒传》，不敢穿凿附会。读者如不信，可去核对《汉书》，我甘当靶子。一个百孔千疮、伪痕斑驳的《天人三策》，中国学术界读了2000年，没人发现其假，至今仍有人将其当作经典引用。悲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人三策》是伪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岂不是大笑话？ 三，《汉书》还自相矛盾。1、班固承认董仲舒在景帝时是有名的《公羊》（五经之一）博士，他怎么能再参加五经考试？既然他又考了第一，为什么不给他再授博士？同一人、在同一学科，能拿双博士吗？2、班固承认田蚡在武帝六年“绌黄老、崇儒学”，可又搞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者是什么关系？3、汉武帝在七年是怎样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的？烧书杀人的实证在哪里？班固都没说。 所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 （注：3月28日《金陵晚报》雨花石版。这里作了点技术改动，把“任何一个最蹩脚的考官”，改成了“任何一个考官、哪怕是最蹩脚的考官”，还补了几个漏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