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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华民族自宋以降，经历元清两次草原文明对农业文明和工商文明的残酷的打击，使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差距逐渐拉大[1]。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工业文明依靠其军事和经济势力不断侵略中国，不断强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国人以巨大的耻辱感。各列强假“租借”之名，行瓜分中国之实，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的共同呼声。在民族危亡的深渊中激发了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人士认为要救亡必须学西方，他们拿来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作为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伦常的网罗的指导。谭嗣同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2]他抨击“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3]。二千多年来，由于儒学的政治化、制度化，谭氏的批判是对于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冲决，是对于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君主制度体系的冲决。这种“冲决”的思维方式，便导致“破坏”的思维理念。梁启超说：“吾请以古今万国求进步者，独一无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国民，其例维何？曰：破坏而已”[4]。这种“破坏”思维理念便导致了“不破不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紧张，换言之，要学西学，必须冲决儒学，冲决孔子。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与这个制度相依的、政治化、制度化儒学也随之成为批判的对象，“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5]。“《论语》一书多半言仁……其根本观念盖在防人犯上作乱，欲使天下为忠臣孝子”[6]。凡人认为，由于孔学定于一尊，才造成两千多年来学术专制，使“今中国学术之黑暗与进化之迟滞”[7]。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模仿西方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治化、制度化儒学就在这建制中退隐。然而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曾抬出儒学和孔子，这就更坚定了知识阶层以儒学为保守、落后的认识，也加剧了对儒学的批判和解构。吴虞说：“主张孔学者，其精神必与共和政体相反，此其较然者也！”[8]这个被誉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在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中，将儒学的“仁义道德”当做“吃人”后，吴虞对其做了论证，并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9]满口讲儒学关键理念“仁义道德”的人，却张口“吃人”！“理能杀人”，“仁义道德吃人”，儒学便成为以“软刀子”杀人的凶手！ 五四运动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掀起了批儒批孔高潮。陈独秀等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将民主和科学与孔教和礼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学与西学绝对对立起来，要拥护此，必反对彼，做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由于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被当时知识界所认同，并成为主导思想，在知识界普遍崇拜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潮流中，中国传统儒学，孔学的价值评价就不可避免地被非理性的情感化所代替，儒学的被片面化、被误解，也就是情理中了。 1949年以后儒学、孔学在大陆的命运，基本上是被否定的。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说：“《论语》中讲仁的地方最多，孔子并且提出‘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作为实行仁的方法。可是孔子所说的‘已所不欲，毋施于人’，也就只打算对于他本阶级以内的人适用，他绝不会想到他自己不愿意受别人剥削，因此他也不剥削别人。”[11]把孔子说成是剥削阶级代表，其思想为剥削阶级服务。 在“文化大革命”中，儒学是作为“四旧”之一被打倒的，后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把儒学作为反动的、落后的、保守的思想，孔子为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钻营奔走，为奴隶主大贵族出谋献策，效尽犬马之劳。他疯狂地诅咒奴隶起义，攻击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及其他各国的改革措施。同时，他为了篡政夺权，利用教育作为搞复辟的工具，他一方面按奴隶主阶级的要求，整理并窜改文化典籍，一方面招徕门徒，传移、宣扬复辟之道，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这样，以孔丘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他们以研究学问为名，处心积虑地进行复辟奴隶制的阴谋话动[12]”。把孔子说成是历史的罪人。又无中生有地把两千年后的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把‘克已复礼’作为反党的政治纲领，把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妄图在中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壁资本主义，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13]。孔子便成为罪大恶极，帮助林彪颠覆、复辟、建立法西斯王朝祸首。 毛泽东在1973年8月5日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七律一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14]批孔学为秕糠，颂秦政行百代，他以秦皇自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百倍”[15]毛泽东的儒学价值观、秦皇价值评价以及其孔学观，是反儒反孔的。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仍然把孔子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而且在以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和利用。他的那套唯心主义理论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被改造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统治达两千年之久”[16]。又说：“孔丘的天命观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最后根据，也是他直接制止劳动人民犯上作乱的法宝”。[17]儒学和孔子仍然受批孔批儒思维定势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