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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21世纪人类共同面临五大冲突，面对这五大冲突，儒教在今天还能否启示人类应走之路？能否具有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它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一、儒教对化解人类所面临冲突与危机的启示 21世纪儒教还能否启示人生应走之路，这是东亚各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儒教在东亚历经2500多年，在现代究竟有无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应如何选择？也是世人所热心探讨的问题。 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五大冲突，并由此而引发了五大危机，如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和利益。为了求索化解此五大冲突之道，追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做了求索。 但如何化解生态危机？治理环境污染，防止臭氧空洞，整治土地沙漠化，解决资源匮乏，计划人口生育，防治疾病肆虐。如何解决社会危机？协调国际社会南北贫富不均，东西发达与不发达失衡的冲突；解决以逃离经济困难为主，以及民族冲突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移民浪潮带来的紧张、冲突和暴力；制止预防国际和地区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拐卖人口、妇女、儿童，以及金权交易、政治腐败等社会问题。如何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化解道德失落、行为失范、社会失序、人际疏离等问题；制止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见利忘义，公然抢劫，谋财害命，强暴妇女，杀人放火等危害人际关系的种种丑恶现象。如何消除心灵的苦闷、痛苦、烦恼、焦虑、悲哀、愤怒、压抑等的紧张，获得精神的愉悦、舒畅和快乐？如何化解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使不同文明间同情地理解，宽容地接纳，平等地对话，互爱地尊重，不搞对抗、杀戮和战争，等等，并没有解决，也还没有系统的化解冲突和危机的理念。 鉴于此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世界上任何地区、国家、民族、宗教以至个人，都已深受其害，而都逃脱不了。世界上有远见、有理智、有胆识的思想家、谋略家、政治家面对此情境，都应以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的幸福为担当，寻求化解之道。儒教在今天还能否启示人类应走之路？能否具有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资源？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依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类良知的原则，以儒教思想为核心，和合学提出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作为化解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整体性理念，也是儒教思想资源经和合的诠释，对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如何应对的启示，这是从广义上说明人生应走之路。 二、现代人与人冲突而带来道德危机的化解 人生应走之路，是人的自我选择，这种选择是基于人的某种欲望和心理驱动。对于人的欲望和心理驱动的本质的体认，有认为是善的，有认为是恶的，有认为善恶混，有认为无善无不善等，见仁见智。儒教认为，人可通过修身养性，而“止于至善”。《大学》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修身养性的次序和工夫，“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穷极事物之理，吾心知之无不尽，在此体认知识理性的基础上，便可达到意诚，做到心之发动处诚实无欺，进而正心，使心无邪欲之念，无忿怒之心，如此便修身养性。《大学》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内圣”工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修身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只有修身，才能推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这是 一条由“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所示人生应走之路。 当今，儒教“修身为本”“止于至善”还有其现实的价值。这是因为，人与人的冲突而带来道德危机，从中国大陆的情况来看：是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出现了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单一经济形态的垄断，从而引起了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分配形式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人们对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样化，便有差分，有差分，便有可能产生冲突：如利益的多寡、价值的好环、分配的肥缺，职业的高低，生活的贫富等等，在利益的趋动下，既有积极的、合理的、公利的方面，亦有消极的、非理的、私利的方面。譬如追求公平的效率，崇尚科学和知识，尊重个人和利益，重视竞争和创新；但亦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贿赂公行，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假冒伪劣，以至人欲横流，见利忘义，污染人的心灵，腐蚀社会伦理道德。 二是钱财观的膨胀，而导致为富不仁。一些人为获取金钱财富，满足私欲，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侵吞救济款、防洪款，上下勾结，大肆盗窃国家财产，并携款上逃，逍遥法外。他们不择手段以权谋私，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弄虚作假，甚至抢劫钱财，杀人放火，拐卖儿童、妇女等等，严重破坏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加剧了道德危机和社会的冲突。 三是意识形态伦理与民众信念伦理，典范伦理与行为伦理，官方伦理与大众伦理，理想伦理与现实伦理，口头伦理与实际伦理的差分，这种差分促使人的自我意识、自我伦理的觉醒，加强了伦理道德的自律，增强了伦理道德的舆论监督和控制，但亦发生了伦理道德两极化，单方面膨胀，败坏了社会伦理道德，污染了社会道德风气，腐蚀了人们的道德灵魂，使人民大众对意识形态伦理，典范伦理、官方伦理产生一种疏离感、非亲和感，从而削弱了伦理道德的说服力、劝导力、教化力的力度和效果。 四是社会转型、道德变换中的缺失，导致人们不知如何做人？应怎样做人？为什么活着？应怎样活着？应走什么样路等问题的迷惘。特别值得关注的如独生子女问题：在家中是“小皇帝”，自我为中心；不尊敬父母和长辈及老师，无规矩、无礼貌；不爱护公物，不守公共秩序；比豪华等。青年人中有的学习不用功；迷恋网络，造成辍学和犯罪；逆反心理，与父母对着干；不尊敬父母、师长；怕劳动、怕艰苦；无礼貌等。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道德素质的教化和制度的保证措施，致使青年人恶性犯罪事件频频发生，而成为社会问题。 三、儒教对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遵照北宋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确定自己的宗旨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孔子思想精华，提升国民人文素质，建设人类美好未来。这个宗旨蕴涵着对儒教文明基本精神的体认：儒教以其对人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切情怀，从成德之教出发，成己成物，仁民爱物，和合人与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学说，并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内尽心性，外穷天道，从形上道德理想，圆融现实世界生命智慧和百姓日用之学。它是礼乐文明的根据，价值观念是非的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艺术审美的尺度，由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它在现代仍有其积极作用，经选择可转生为对现代社会，人生应走之路的启示。 1、敬养父母。孔子回答子游问孝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孝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奉养父母。这一点连犬马等禽兽也能做到，人若仅做到这一点，就同犬马没有分别了。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能奉养，而且要尊敬父母，孝是做子女的应尽的道德义务。如何做到孝，从礼仪次序上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同上）有事情，弟子代劳，有酒肴，让父兄吃喝。从礼节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上）。父母活着、死了、祭祀都要按照礼节来做，不能违背礼节，这是孝道。具体来说，便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按照父亲的意图、行为去做，便是尽孝道了。做子女的不要由于自己的疾病，而引起父母的忧愁，也是孝的表现。孝和慈都是出于爱心。 孟子从孝的负面，来说明孝的内涵及如何才是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五不孝的正面，就是要不懒惰，不赌博，不好喝酒，不好钱财，不纵欲，不好勇斗狠，而不奉养父母，或使父母受辱、受危，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有现实价值的。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 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i]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所以古人讲“孝子出忠臣”，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维护社会的道德和安定，它所示现代人的人生之路是有价值的。 由于时代变迁，科技发展，社会家庭的变化，价值观念的转换，儒教所讲的有些孝道的原则，也有了变更：如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三”是指“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这“无后为大”，造成了重男轻女，生了七女，还非生一个男孩不可，为了不绝先祖之祀，与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相悖。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与现代法制社会不相符。儒教把养亲、慎终看做人生的大事，在通讯不方便时期，孔子主张“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在现代信息社会，即使远游也可以每天早晚问安。其实，在古代社会，儿子远离父母在外应考、做官，都要出远门的，“不远游”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2、克己复礼。《论语》记载：“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何晏《集解》：“马（融）曰：‘克己，约身也’。孔曰：‘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克己就是约束自己。朱熹为了宣扬他的天理人欲理念，在其《集注》中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阮元认为，朱熹解己为私欲，与下文“为仁由己”不相合。约束自己和胜己私欲两种解释都是讲道德修养，都是使自己的视听言动符合礼节和行动的规范。在终极目标上虽然一致，但其诠释的意义和理路上有异。 涩泽荣一与朱熹的诠释有别，他说：“克己，邢昺曰：己，身也。身有嗜欲，当齐之以礼义。嗜欲与礼义战，礼义胜私欲。……三岛中洲曰：复，履之省字，复礼即履礼。己以心言，礼以事言，下文四勿之礼，皆以事言可证。为仁之工夫在事，事当礼即是无私心，内外一致。”（《论语讲义》第5卷，讲谈社1986年版，第8页）涩泽荣一认为“克己”可做两方面理解：一是从内向的心来说，是修身、诚意 、正心，约束自身的嗜欲；二是从外向的事来说，是履礼、奉公、无私心，践行礼义之正。他把这两方面融合起来，使己与礼，心与事内外一致，克己与复礼双修。 “克己”而达内在超越，使己之心从嗜欲中解脱出来；复礼而一切合乎礼仪，它能“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苟子·劝学》）。履礼就是使人的行为规范符合社会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要求。克己复礼是为仁，仁的主旨是爱人。仁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人的内在美德，要通过外在形式来协调和规范人的行为，即凭借礼的一整套社会文明体系来体现。 如何约束自身？进行“为仁”的道德修养。仁以爱人为出发点，首先是家庭的父母，兄弟道德关系，因此，以“孝弟”为仁之本，其次推及他人、社会、天下，便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待人接物态度要庄严恭敬；宽厚治国待民，容纳不同意见和做法，便能获得群众拥护；言而有信，便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而不懒惰怠慢，能获得成功；仁爱恩惠，顺着老百姓谋利的路子使之获得利益，百姓就会听你的。这是约束自己的种种表现。如果按照孔子说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去做，对于现代人应如何“克己复礼为仁”是有启示的，“恭、宽、信、敏、惠”此五种美德，虽然《国语》 已提出，但经孔子的诠释，使其成为社会、国家、人生各种关系的五种美德。它具体表现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五不”就启示人生路途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界线，以及主体道德修养的自觉、仁道的内涵、克已的目标等，对弥补现代人这方面道德缺失大有裨益。 3、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孔子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实践仁道的方法，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作为实践仁道的指导原则。“己欲”是积极的要求：自己要立住脚或独立，也使别人立住脚或独立，自己要通达或发达，也使别人通达或发达。“己所不欲”是退一步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立人”、“达人”与“勿施于人”也构成了正负两方面对于实践仁道的不同方式。 如果说“克己复礼为仁”，其主旨是内圣的道路，强调人认识自己、约束自己，由内向型价值取向而要求人的视、听、言、动与礼相符，以礼为标准克制自己的行为活动，那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侧重便在外王方面，由己及人，以己的仁爱之心和成业之心施诸人，使人同自己一样站住脚、独立和事业通达、发达。以这种精神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便可以使冲突得到化解。即使有冲突，也可以使冲突导向和谐，而不会导向战争或以怨报怨，以暴易暴。若冲突引向以怨报怨，以暴易暴，只能使怨恨愈结愈深，暴力愈演愈烈，对话愈来愈困难，真是怨怨相报何时了。这种以怨报怨，以暴易暴，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人民，它使无辜人民的安全、生命、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害，而策划者，指挥者、衅事者只是极少数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人民的生死存亡。如果他们有一点儒教的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就应反省一下以怨报怨，以暴易暴所带给人民、国家、民族的危害以及世界人民的危害。 人对于“他者”，如自然、他国、他社会、他民族种族、他人、他人心灵、他文明，都不能采取以怨报怨，以暴易暴的方法和心态。若征伐自然，对他国发动战争，强行改变某一社会制度，消灭他民族，打击他人，制造他人心灵痛苦以及削弱或毁灭他文明等等，自己也会受到报应。虽一时逞强获利，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是一瞬间而已。计瞬间之利，而不计人类千秋万代之利，这种不顾人类福祉的非道德行为，是应该抛弃的。只有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之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化育人心情感，培植道德行为，天下才会太平，人民才会安居乐业。 4、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国语·晋语》说：“夫义者，利之足也”，“义以生利，利则丰民。”义普遍地充满于主体的利益活动之中，利益活动使人民生活丰厚。利依义而建立，义依利而体现，义利互即互涵。“利，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左传》襄公九年）。这句话，后被《周易·乾文言传》所引用，并作为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利”的意义。如果《乾文言》为先秦儒者所作，可以作为儒教思想资料。虽然孔子以义利来区别、认识君子小人，但他并不否定利，也不否定个人利益。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只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如果财富可求的话，即使从事卑贱的工作也去做。孟子也在不否定利的情境下，反对不以其道得之的不正当手段。荀子在承认义利有别的情况下，主张义利的融合：“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使欲利与好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和谐。既然圣王都不能取消民的欲利，民的欲利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为义与利是主体的两种价值追求与需要，但他亦以“先义而后利者荣”（《荀子·荣辱》），他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有义，主张先义后利，义利有分有合。 从做人而言，应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甚至舍身取义。董仲舒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作为一个有仁德的人，只讲道义而不计较功利，这是从道德人格上说的，但义利从生活的需要来说，“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篇》）利义是身心所不可缺的，在人身上达到义利的统一。宋明理学家认为利应分公利和私利，公利就是义，张载认为“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私己之利为私利，为国家谋利为公利，即是义；国家对于天下而言，为一国谋利为私利，为天下谋利为公利。义利纳入公私的价值评价，义利就出现层次上分别和层次上的相对性。 这种公利私利之分，即义利之分，启示现代人生不要见利忘义，以权谋私，图财害命，以自己私利而损害公利，如防洪堤坝的“豆腐渣”工程，桥梁和建筑的偷工减料，所造成的决堤和倒塌，使千万人民生命财产深受其害，应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谴责。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毒品，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 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5、诚信守正。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公共道德生活中最普遍、最平常的现象。人作为社会公共关系网络中的一员，无时不与“他者”发生交往关系。在这个交往关系中无不流露出国家、民族的伦理道德的风尚和特质。儒教在社会人际交往的为人处世中强调诚信守正。诚信是真实无妄的意思；守正是诚意正心，保持正道而不邪。诚体现了天道的真实无妄的品德，人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品德，这便是“诚之者”、“思诚者”。诚信在本质上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人在效法、遵循天道的真实无妄中所获得的本性和合法性。 诚信守正对己的为人而言，而坚持某种信仰、原则和言行的诚信守正，这是对自己诚实不欺，不昧自己的天理良心，这是一切诚信的发动处。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信念、原则和言行的负责，而且是对国家、民族道义的担当。因此，儒教把诚信作为立人、立国、立世之本。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子贡问治理国家政事时，比较了食、兵、信三者的关系。子贡问：食、兵、信，不得已要在三者中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兵”，即军备；又问：在食和信二项中再去掉一项，去哪一项？孔子说，“去食”。孔子认为，自古以来人免不了都要死，但不能没有信，没有诚信国家何以站立于世。中国谚语曰：“民以食为天”，孔子把诚信看成比“食”更重要，便赋于诚信为世间最高的价值。 诚信守正也是立人之本，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一个人立足于世，与社会、他人以至自然交往，诚信是交往首要条件。诚是人内在的道德意识和精神，信是诚见之于行为的现象，诚信是从意识到行为的统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ii]个人不讲诚信，就好比驾车没有輗和軏一样，寸步难行。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活动中，自己要取得他人的诚信，首先自己要对他人诚信，才能建立和扩大自己道德信誉，给人的各种交往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换言之，如果在各种交往活动中不讲诚信，言而无信，就等于欺骗；不守正，便是歪门邪道，不正直光明。人第一次可能受骗上当，第二次就很难再受骗上当了。所以，一个人不讲诚信守正，等于在毁灭自己。 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不搞阳谋阴谋，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这样社会交往活动的公共道德就会得到提升，社会风气就会得到净化，社会秩序就会得到安定。因此说，诚信是人类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虽然社会演化，物换星移，但儒教的敬养父母，“克已复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义利和合，诚信守正，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扬着陶冶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道德情操、为人处世、思想品质的作用，启示着人生应如何做人，如何修身养性，如何诚信立世，以及如何推己及人等的价值。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幸福，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应该光大儒教伦理道德、价值理想中有益于人类“安身立命”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注释： [i]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本”就是根本、基础的意思。 [ii] 古代用牛力拉车叫大车，马力拉车叫小车，车辕前有一横木，是驾牛马的地方。大车横木叫鬲，小车横木叫衡，鬲、衡两条有关键（活塞），輗是鬲的关键，軏是衡的关键，车依以套住牛马，否则无法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