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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条大河，那么儒家文化就是这条大河的主流。它跌宕起伏，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终于打开了国门，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迅速汇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走向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尽管如此，在这大潮中，儒家文化传统还时隐时现，展示着它那坚韧的生命力。似乎海内外的许多中国人对儒家思想都情有独钟，始终摆脱不了复兴儒学的情结：有人把它当作一种健康的生活指南，有人把它当作医治现代文明病的一剂良药，而飘零海外的中国人则把它当作民族文化之根来追寻……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七十五世孙说：“把孔子比作‘东方的太阳’是再恰当不过的。……我愿孔子这颗照耀了中华大地二千多年的‘东方的太阳’，再度在中国、在世界辉煌。”并认为：“国外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这种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位香港流行歌手带进大陆的一曲《我是中国人》的歌，既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对日寇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与祖国生死与共的爱国情怀，也代表了许多中国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信赖和依恋： 沉默不是懦弱 忍耐不是麻木 儒家的传统思想 带领我们的脚步 八年艰苦的抗战 证实我们坚毅的民族 不到最后的关头 决不轻言战斗 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同胞受苦河山待复 我会牢牢记住 我不管生在那里 我是中国人 无论死在何处 誓做中国魂 孔子这颗“东方的太阳”，是否能再度辉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否能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怎么唱，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亚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学人纷纷尊孔崇儒，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研究社会发展大趋势的著名作家约翰·奈斯比特所说的那样：他们“想借此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败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亚洲大趋势》第53页）不论他们是否能达到目的，至少说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还希望借助复兴儒学来保持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 “儒”，最早是指从事祭祀、掌管礼仪（巫、史、祝、卜）的术士，后指见多识广的学人。儒学之所以被冠以“儒”字，或许与其创始人孔子早年热衷于习礼司仪有关。儒学自其创立至今，两千多年起起落落，经历了许多风风波波。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前479年）并不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神化的那样，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也是人，人最可贵的是他具有人性，有喜怒哀乐。孔子学无常师，相传他问道于老子，习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他“学而时习之”，且一生“学而不厌”，甚至“不知老之将至”。直到晚年还继续整理《诗》、《书》，修订《礼》、《乐》，诠释《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主张“诲人不倦”，宣扬“有教无类”，号称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正值中国社会处于被后人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时代。在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于保守，主张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他曾周游列国从事政治游说，但终不见采纳。他以仁爱为基石创立了儒家学说。可以说儒学在它创立之时就以直面人生、参与人生、表现人生的姿态出现，从而成为入世的人生哲学，带有鲜明而又古朴的人道主义色彩。 继孔子创立儒学之后，孟子（名轲，约公元前372－前289年）以其“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民贵君轻”、“以德王天下”的仁政学说，全面发展了早期儒家的思想。直到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子，活动年代约公元前298－前238年）批判地吸收了先秦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的精华，一反早期儒学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从而把即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先秦儒学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时，秦始皇（名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便给了它沉重的一击。秦始皇消灭割据称雄的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接着便下令焚毁六国的史书和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籍，活埋了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46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 如果说秦始皇是通过“废封建，立郡县”而在体制上首先统一了中国的话，那么在思想上首先统一中国的则是汉武帝（名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血缘宗法制度，汉武帝采纳了儒家学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便在政治上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以儒家的宗法思想为核心，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加快了儒学的经学化、神学化、政治化的进程。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便作为较为完备的封建宗法意识形态而与君主专制制度融为一体，成为历代王朝推行伦理道德教化、实行思想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盛行起来，出现了“儒雅蒙尘”、“洙泗之风，缅焉将堕”的局面。到了隋代，王通（字仲淹，公元584－617年）站在儒学的基本立场，明确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而唐代的韩愈（字退之，公元768－824年）则尊儒排佛，维护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并仿照佛教和道教，编造了儒家的道统，以张大儒学复兴的旗帜。他还与柳宗元（字子厚，公元773－819年）等人共同倡导古文运动，把文学革新与儒学复兴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韩愈不同，柳宗元对待佛教以“诸子合观”的分析态度，主张“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儒、道、佛三教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儒学家们熔三教于一炉，并使儒学哲理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宋明理学。可以说宋明时期的儒学已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极致。有人将这段时期的儒学称为“道学”或“新儒学”，并尊周敦颐（原名敦实，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公元1017－1073年）为其开山鼻祖，甚至将周敦颐与佛教禅宗的菩提达磨、道教的张天师相比拟。宋明道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700年的统治思想。 宋明时期的儒学主要表现为两种理论形态或两个学派，即“理学”和“心学”。理学家们热衷于从本体论的高度研究理欲关系问题。他们把封建伦理纲常看作“天理”，把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说成“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主要代表有程颢（字伯淳，公元1032－1085年）、程颐（字正叔，公元1033－1107年）二兄弟（俗称“二程”），以及朱熹（字元晦，公元1130－1200年）等。而心学家们则以“心”来代替理学家的“理”。陆九渊（字子静，公元1139－1193年）是宋明时期心学的开创者，他把儒家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吸收二程的有关思想，提出了“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明代王守仁（字伯安，公元1472－1528年）继承了陆九渊的思想，使心学发展得更加完备。 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在封建主义的土壤里艰难地生长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就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沉重的大门。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逐步接受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儒学的灵光逐渐隳沉。“五四”时期，一大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反对儒学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开始分崩离析。面对此情此景，许多受儒学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莫不痛心疾首，试图通过复兴儒学来恢复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及其价值观念体系，人们把这种思潮称为现代新儒学。其主要代表有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便转移到海外以求进一步发展。直到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复兴儒学的思潮才重新登陆，在大陆开始孳生蔓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她不仅以“四大发明”而闻名世界，而且向世界展示了她那“礼仪文明之邦”的风采，成为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雄伟壮丽的东方帝国”。其中，儒学自然是功不可没的。但近代以来，儒学之所以会遭到激烈的批评，主要还在于从总体上来说儒学代表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后期封建社会，儒学成为禁锢民族智慧的精神枷锁，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思想阻力。所以近代学者对于儒学的批判，应该说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如今，作为儒学成为文化主流的封建土壤业已消失，儒学的时代已成过去，这就使我们可以用比较客观、全面、审慎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儒学，可以发现儒家思想中还存在着某些当今可资借鉴的东西。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一份沉重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因为它曾经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全盘否定它，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丰富我们的人生。 有一天，孔子来到一条小河旁，望着那滔滔不绝的河水滚滚而去，不禁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犹如那东逝的流水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家的人生智慧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却仍然可以给现代人以有益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