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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伦理道德》序言 2002年在韩国赵骏河教授家里，他赐给我这部书，我建议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而今，终于在中国面世了。在拜读当中，引发了许多思考。祭祀，是“礼”的起源和内容，在该书当中有专门阐述，这是韩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特色。写出两点有关祭祀的往事，以祝贺此书在中国出版。 20世纪如年代以来，我在国内外以至韩国多次接触赵教授，他给我许多教育和帮助。1997年盛夏，在河南省洛阳大学出席中韩二程思想学术讨论会期间，他邀请与会学者参加他策划并主持的二程墓碑揭墓仪式。他受山东曲阜“孔林”的启示，以韩国程朱学会会长的名义，出资为二程墓建立“二程夫子森”墓碑。揭幕仪式之前举行了隆重祭祀二程的仪式，主祭的贡品、所用器皿等都是从韩国空运来的，十余名韩国学者身着特制的白色礼服与当地二程的后世以及大陆学者同祭先哲二程。韩国学者主祭和敬诵祭文，大家在34℃高温之下席地而跪，行四拜跪伏之礼，仪式共进行了四十余分钟。由于中国大陆已经长期不举行此种祭祀活动，人们已经不习惯这种礼仪方式，赵教授事先申明：中国学者可自愿参加。因此，只有北京师范大学郭齐家教授等个别学者加入了跪拜的行列，我本人没有加入。围观的当地乡亲和青年学者，对于如此隆重的祭祀活动，对于韩国学者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如此虔诚为二位先哲树碑祭奠，既有惊奇、更有不解，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老百姓以至大学生当中，知道二程及其思想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事后得知赵教授已经为孟子、曾子、张载、朱熹等中国古代先哲修墓建碑，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片赤诚。 2000年8月我应邀到汉城，出席成均馆儒道会举办的儒学会议。来自韩国各地五百余名儒林代表，会前在汉城孔庙大成殿，举行了隆重的祭孔仪式。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被奉为上宾，由专人帮助我穿上具有中国宋代官服特色的祭祀礼服，加入了席地而跪，行四拜跪伏之礼祭孔的全过程。事先，赵教授给我讲解祭祀之礼，由孔、孟倡导的中国先王之礼在韩国有较完整的保留，他亲自教我四拜跪伏之礼的每个动作及其内在的虔诚。这次祭孔活动令我兴奋与感动，记得我在儿时读私塾，每天清晨进书堂，都要向孔圣人的牌位行跪拜之礼。近六年过去了，居然在异国他乡重复我儿时的虔诚，怎不使我热泪万分。据赵教授介绍，韩 国现有孔庙二百余座，多是与乡校合二为一，前校后殿的格局。每月的初一、十五，少则几十、多则几百韩国百姓，到孔庙进行祭祀活动。另外，每年春、秋还有两次全国性的祭孔活动。这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愚昧落后意识的展现，而是对于古代先哲的崇敬，是后人对前人的伟大贡献的感激与承扬。这种感恩的意识，正是代代相传的民族美德。孔庙不仅是纪念 孔子丰功伟绩的场所，而且是强化历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国大陆上的孔庙已经所剩无几。如果一代代新人，少见或不见这种物质载体，又在教科书中很少读到和体味有关先哲的思想，久而久之便会失去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记忆，而没有历史文化记忆的一代，是难以养成民族精神的。 一个民族的新生代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无知，是最可怕的，因为无知可以胆大妄为，并有可能衍生出一种砸烂已往一切文化的“灵感”和“勇气”，还有可能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名，将祖上名人及其思想的载体，变成“摇钱树”、挣大钱的“工具”。无论是将文化作为砸烂的对象，还是变成挣钱的工具，都是数典忘祖、破坏文化的表现。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偏重物质层面的破坏，后者则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内伤。 令人振奋和鼓舞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调整了长期将传统文化作为批判、打倒和革命对象的错误路线，重新评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儒学，引导国人重新树立对于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尊，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将中华文化再次推向世界，在新世纪人类文明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只有中华文化得以复兴，才能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2年7月，赵教授再次亲自开车陪我在汉城观光。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有其名，大东门是“兴仁门”，大西门是“敦义门”，大南门是“崇礼门”。大北门是“弘智门”。仁、义、礼、智，正是孔、孟倡导的“四德”。独具匠心的是将坐，落市中心的“钟楼”，定名为“普信阁”，普天之下都讲信用。这仁、义、礼、智、信，正是汉代确立的“五常”，这些主要建筑的名称，表明了“以德治国”的基本理念。韩国近代以来，共同的社会道德规范，仍然是中国宋代确立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对于自先秦至今，这些传统美德在韩国的演变，赵教授在这部书中都有阐述。道德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在历史与现实之中，不断生成、演化和变迁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二是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协调，三是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这其中承接中华美德，就是讲道德传统，讲道德的历史继承性，讲道德教育和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历史已经证明，如果在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建立所谓新道德，就等于用自己的手，揪住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土地那样愚蠢。在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新理念的指引下，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华美德格言》，于2003年初面世了，并且被列为所有学校的“教材”。至此，中华美德再次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中国学校的课堂。然而，道德教育与建设需要一两代人的奋斗不息，才能见到社会成效。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建设。进行中华美德教育，需要大声疾呼，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做。然而， 由于历史的原因，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师，大多没有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教育和训练，这就成为此项教育的主要瓶颈。因此，急需帮助他们了解中化文化与道德的关系，了解文化典籍与道德传统的关系，了解中华美德的产生、演进、价值及其规范体系。赵教授的这部大作正可以担当这一重任。尽管《东方伦理道德》在”三纲”与“祭祀”等方面，容易产生“守旧”之感，但是，就其全书的体例与见解所凸现的特色，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在我国大陆少见的有中国特色的韩国著作。建议教育工作者能够读一读，若能决心读懂，一定大有裨益。 韩国以“礼”为中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是从中国引进的，它使韩国成为“礼仪之邦”。我们当代中国人，要以“礼失而求诸野”的气概向韩国学习，并且从读这部书开始。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 王殿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