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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来考察“强者胜”的问题。治国必须有实力，也行德政。只强调实力，忽视道德，不能稳定社会。在乱世的时候，强者可以取得一些胜利，终不能长久。秦朝强盛，却被除数农民起义推翻，最能说明问题。两千年前的《淮南子》对此作了很好总结。仔细考察，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界，也不都是“强者胜”。恐龙是强者，灭绝了，当时一些弱者还保存下来。人类如果依仗自己的智力消灭其他动物，破坏生态，最后也会导致自我毁灭，成为当代恐龙。 关键词：优胜劣汰 强者胜 治国 秦王朝 淮南子 胜者为王 恐龙 生态 西方有一句名言，叫“优胜劣汰”。原来可能是正确的，后来被理解为“强者胜，弱者败”，再运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强盗逻辑：我是强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挨打，没有什么道义可言。什么正义，合理，平等，博爱，同情心，所有基督教所宣传的道德，都被强者所击破，弱者的呼声，没有人管，好象这是当今社会天经地义的铁的法则。我从中国历史上看到过去对“强者胜”的说法有所评论，究竟有没有道理，提出来让世人评议。以下按我的思路来罗列古代的说法，不按历史顺序来讲，这样也许更清楚一些。 一、治国之道，唯力不足 治理国家，需要有两个方面：德与力。因此，王充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徐偃王修行仁义，陆地朝者三十二国，强楚闻之，举兵而灭之。此有德守、无力备者也。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韩子之术，不养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驳，各有不足。偃王有无力之祸，知韩子必有无德之患。”（《论衡·非韩篇》）王充讲的养，似乎表面化了一点。实际上，养德，是一个多方面综合的整体性的政治。养德，应该包含在所有的方针政策之中，养德应该包括对待人民，对待外国，对待政敌等诸多方面。主要是对人民有好处的、合理的、正义的内容。如果只养几个有道德的人，名气大的人，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好处，那么，恐怕也难维持统治。养力自然也不是只是养几个力气大的武士，而应该包括所有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古代讲耕战，一方面鼓励参加为国家的战争，一方面鼓励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富国强兵。王充的说法，要扩大起来理解。理解为发展实力与实施德治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只有德治，没有实力，就会象徐偃王那样，被强大的楚国所消灭。只有实力，不讲德治，就会象韩非所支持的秦国那样，虽然能够一时战胜山东六国，却很快就被广大人民所推翻。从这个理论的角度讲，缺少德，只有力的强大不一定就能胜利，即使一时胜利，也不能保住胜利的成果。 “强者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立，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强者会失败。韩非法家理论“必有无德之患”，从秦王朝的灭亡，得到证实。关于这一点，桓范在《政要论·臣不易》（《群书治要》卷四十七）中也有更明确的论述：“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应该补上“纯用德，弱而亡者，徐偃王也。”说明治国“偏用”刑德必亡的道理。秦朝“强而亡”是最典型的、否定“强而胜”的例子。 二、乱世无义，争于气力 “强者胜”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这是什么条件呢？乱世！孟子讲“春秋无义战”，既然大家都没有道德，那么，谁强谁就能胜利。战国时代，诸侯纷争，韩非认为那是“争于气力”的时代，也是无义战的时代，当然也是“弱者亡，强者胜”的时代。所以，韩非子和李斯都特别重视实力的发展，不怎么重视仁义道德的问题。荀子认为，忽视道德就是失去根本，即使暂时胜利，也不会长久。秦始皇就是靠实力取得胜利，李斯以为事实证实了他的观点，时过不久，秦就灭亡了，李斯也当了殉葬者，只可惜他未能见到秦亡，还带着强秦不可战胜的观念离开人世。如果他是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一定会想到秦朝很快就要灭亡。不过他局限于法家理论，看不到推翻秦王朝的势力就在百姓中间，看不到秦王朝的灭亡原因就在于缺乏道德、只有军事实力上。因此，他至死也不能领悟他的老师荀子的以德为本的精神实质。汉代的思想家将秦朝兴亡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总结，作为后世的旁观者自然要看得比较清楚一些。陆贾认为秦亡的原因“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举措“暴”（急）而且“众”（多），用刑又太残酷。官逼民反。他认为：“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新语·道基》）这就肯定了秦王朝不重视仁义道德，才导致速亡。贾谊在《过秦论》中讲：“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也是讲秦王朝不行德政，不施仁义，是亡国的最主要原因。秦王朝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是强者，没有人会怀疑。陈胜、吴广以及手下的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徒役，是弱者，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强弱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居然将强秦推翻。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然而陈涉壅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蠃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弱者起兵，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最后取得胜利。正如吴起所说：如果不行德政，众叛亲离，舟中的人都是敌国，自己还能靠山河的险峻来保证安全吗？说明强者未必胜。对于秦王朝的灭亡，如果能结合以前的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来研究，自然会得出更加深刻的教训，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也会得出更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来。这一方面的工作，由淮南王手下的一批理论家作出了很意义的总结。 三、秦亡教训，历史总结 《淮南鸿烈·汜论篇》上的一段话，正是这一方面的理论总结，在两千多年前，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使人惊叹不已！今录于下：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闵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牖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已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国所以存在，靠的是道德。家所以灭亡，原因就是无理。尧没有一百户的城郭，舜没有插锥那么小的地方，却得到天下。禹没有十个人的群众，汤没有七里的地面，成为诸侯拥护的王者。周文王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能立为天子，是由于有王道。夏桀、殷纣最兴盛时，人迹所到之处，车船所通的地方，没有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但是，他们自身却死在别人的手里，被天下人所取笑。因为有亡国的表现。现在说“强者胜”，就测量土地的大小，统计人数的多少。说富的好，就量粮食的数量，称金的重量。如果这样，那么，千乘的君主就没有称霸的，万乘的诸侯就没有败亡的。如果存亡规律就是这样简单，那就太容易知道了，连愚蠢的普通人也都能说清楚。赵襄子靠晋阳城称霸诸侯，智伯有三倍晋阳城的地方却当了俘虏。闵王有齐国那么大的地方败亡，而田单却靠齐国的一个小小的即墨县收复整个齐国，立了大功。所以说，国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实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的存在由于得道，不因为大；国的灭亡由于失道，不因为小。《诗》上说：经常向西边张望，只因为周文王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大家都想离开殷纣王而去投奔周文王。这就是人心所向。所以亡国的君主，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实行仁义，积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不关注道德。这是放弃存在的做法，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桀被囚于焦门的时候，还不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却后悔没有将汤杀死于夏台。纣居于宣室，不检讨自己的过错，却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于牖里。这两位君主处于强大地位的时候，如果修行仁义道德，那么，汤武克服自己的错误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考虑谋反的事。如果上违背天道，下失去民心，即使没有汤武，谁不能夺他们的权？现在不好好检查自己问题，却责备别人。天下不是只有一个汤武，杀了他必定还有继承者。而且汤武处于弱势，能够当上王，是由于行道。桀纣处于强大而被夺了政权，是由于无道。现在不学习人家实现王道的成功办法，却想强化自己被夺权的失败做法，这是趋向更快灭亡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强大者失败，都不会吸取失败的教训，不知道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失误，却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因素。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敌人太利害了。西楚霸王项羽失败时，认为不是战之过，而是天命。扩大来看，古今中外，所有强者失败，都缺乏正确的认识，都缺少反省意识。都象夏桀、商纣那样，后悔没有将对手在萌芽状态时扼杀掉。实际上，他们不是没有扼杀掉新生的反对者，而是扼杀了很多，冒出了更多的反对者。扼杀一个，就激起几十个。杀得越多，反对者也就越多，他们失败也就越快。这些失败者就是不了解其中的辩证法道理，根本也无法正确吸取教训。贾谊在《新书·先醒》中说先生是“先醒”，就是先觉悟，提前认识到事情的盛衰兴亡的道理。“故未治者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初速悟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犹俱醉而独先发也。”就象都是醉了的人，有的人先醒过来。同时还有“后醒者”和“不醒者”。那个“不醒者”，就是彻底的失败者。放眼中国历史，夏桀、殷纣、秦王以及后代的许多末代皇帝，都是不醒者。贾谊认为先醒、后醒、不醒，除了人主，也包括卿大夫和布衣之士。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存在是否知道的问题，即醒与不醒、先醒与后醒的问题。 四、正义必胜与“胜者为王” 有一句话很流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希特勒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只要胜利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他的背信弃义。这个说法，也正是“强者胜”的观念表达。他们还是迷信实力，认为只要胜利了，人民就会歌颂他们，他们也就成为历史上的英雄，就可以名标青史，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滥杀无辜，残酷暴行，失去民心，他们如何能胜利？希特勒也与秦王朝相似，虽然能取得一些战争的胜利，但终究要失败的，因为他们不是正义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与人民在一起，才是胜利的保证。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当然要失败。在乱世的时候，无正义可言，人民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愿望，实力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但是，乱世过后，社会总要变成有序的，到这时候，道德就非常重要了。能够保持社会有序、稳定，就要靠德治、仁政、王道。这三者说法不同，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以德治国。什么叫以德治国？德者，得也。能够让最广大人民得到实际上的好处，这种政治就是王道，德治。所谓“胜者为王”，实际上这是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只有实行王道的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胜利以后，才能当王。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那就是什么是王道？或者有人问，难道陈胜实行的就是王道？他也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呀？王道政治就是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王道也是相对而言的，秦王朝暴行使人民无法再忍耐下去。陈胜首先起来反对，就是替人民除暴，属于正义的。因此，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项羽与刘邦比较，刘邦更得民心，得到更多的拥护，因此能够战胜项羽。虽然看起来楚汉战争中，起作用的好象都是那些谋士与武将，而实际上人民的拥护则是更为根本的。公平、宽松、仁爱，对人民有吸引力，对谋士与武将也一样有吸引力。曹操有雄兵百万，猛将千员，谋士如云，也是打着为民除暴的旗子。曹氏之所以能够建立魏朝，也是推行德政的结果。魏朝与东汉末期的政治相比，有明显的进步。 五、 余 论 在自然界，也不完全是强者胜。老虎吃羊，强者胜，很容易理解。但也有许多不能用强者胜来解释的。例如恐龙是强者，已经灭绝了。而蚂蚁、蜻蜓、蜜蜂不是强者，至今存在。当然，老虎对于人类来说，还是弱者。羊有人类保护，免于灭绝。而老虎主要受到人类的威胁。要不是人类，老虎怎么会灭绝。恐龙那时候，还没有人类，而且恐龙比老虎好象还要厉害，却灭绝了。还有，老鼠对于人类不能算强者，而且也不受人类喜欢和保护，“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打了几十年，打了几百年，至今也没有能够把老鼠灭绝，而且世界上，好象老鼠的个数未必比人类少。此外，人类是最强者，人类所讨厌的小动物还有如苍蝇、蚊子、蟑螂，也都活跃于许多人类聚居的地方，近几十年还看不到消灭它们的希望。这些弱者为什么这么难淘汰？那些强者却为什么那样脆弱？人类现在是最强者，傲视所有生物界，大有“唯我独尊”的派头。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战争，每一次战争都要死很多人。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在战争中死亡和间接死于战争的人类只能用亿来计算。什么动物内部残杀大概都达不到这种程度。人类现在更强了，有了许多大规模杀伤武器，要再打起世界大战来，可以把人类彻底消灭。许多动物濒临灭绝，值得人们担心，最值得担心的，我以为还是人类自己。科学发达、经济富裕的国家总想将自己的意见和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人民，搞霸权主义。弱者被迫无奈，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包括使用肉体炸弹进行反抗。强者又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肆意侵犯别国主权，为所欲为。一边反霸权，一边反恐怖，不可调和。这样闹下去，人类是否要成为当代的恐龙？我以为这是最值得担心的。老鼠中肯定也有强弱之分，但是，老鼠的强者无法称霸，因为它们受到来自外来的威胁，只好团结合作，一致对外，巩固鼠类生存的条件。一旦，人类灭亡了，鼠类的强者也会称霸，搞霸权主义。然后等待它们的也是灭绝一条死路。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否这样，也值得探讨。现代科学对恐龙的灭绝的猜想讲了许多意见，都无法令人满意，就是现代科学家总是从外部条件的变化来找原因，缺乏的是从恐龙内部寻找原因。这样的问题往往不是自然科学所能解释的，因为现代科学占主流的是西方的外因论。人类打一场核武器战争，同归于尽，灭绝了。若干亿年以后，一些生物研究人类灭绝的原因，从自然科学方面研究，肯定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局部研究，到处可见“强者胜”，但是，如果能够从宏观上考察，综观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强者胜，都是暂时的。强者灭绝也是普遍的现象。所谓“物极必反”，就是一条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规律。 公元2003年3月3日 写于日本京都大学 公元2004年2月2日修订于北京师范大学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博士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