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长坤 （西北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二十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给文化界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引起了多元文化不断地趋同与融合,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时代的任务就是对多元文化及其冲突进行整合，整合的方法应该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趋同趋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趋同趋势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世纪之交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但全球化至今仍是一个边界难以界定的多元的综合的社会概念，对其内涵，不同人士的理解差距很大。全球化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但其对世界造成重大影响，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则是80年代中期开始，1992年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指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了。”[1]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其他现象和结果则是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或副产品，因此认识全球化，首先要了解经济全球化。 “相对而言，经济全球化争议较少，但也只能大体定义为：指商品（包括服务）、信息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和趋势。”[2]其实质不过是在新的科技条件和世界形势下，以知识经济为基石，以高科技为手段，以跨国公司（特别是西方的跨国公司）为依托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在调整。[3]经济全球化开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国际性的，正如列宁所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4]（P545）回顾现处于世界权力顶端的西方七国的历史，就会看出它们的每一页都是国际性的，它们通过数百年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侵略，奴役和掠夺，终于确立了强权地位，可以讲数百年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西方的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自己经济、科技、军事的优势，加紧形成自己的全球化优势，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全球化虽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也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全球一体化造成60个国家经济比过去倒退。”[2]但总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辨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5] 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它给文化界带来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引起了多元文化不断地趋同与融合，迫使它们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对于这一趋势人们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流行的观点似乎是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到来，民族文化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与民族文化无关的（非民族的）全球化文化。正象大部分西方人所坚信的那样，他们把握了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价值或终极价值，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具有普世性，因此所谓的全球化文化也就是西方文明不断地全球化的过程。这也正是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所说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终点，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那些自认为是西方文明脊梁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们，则更是充当了西方文明对外扩张的急先锋。 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文化特征就是文化同化趋势的出现。“文化全球化，简言之，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会、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1]我认为这种文化同化趋势是以多元文化的存在为前提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全球同质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一趋势应是趋同而不是同化。这是因为所谓文化“是指和自然相对而言的人文化，是‘人化自然’的结果，人的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文化性质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著名的《人论》中，把人与文化紧密地联在一起进行考察。他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动之中’，这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和文化的内涵。”[6]（P2~3）从文化是人文化这个基本概念出发，文化首先是全人类历代积累起来的生活体验和智慧财富，它既为全人类所创造，又为全人类所享有、所继承。但同时文化按其产生与存在而言，本来都是民族的，越是古老的社会，文化的民族性就越鲜明。因为民族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它是形成于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共同体。从这些因素出发，文化首先应该是民族的，其次才是全人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民族间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就造成了一种现实可能性，使各民族在吸收世界最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构成，从而使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和人类共同性的有机统一。如果有些文化是全人类所共有，那么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表现风格，也往往是民族的，而引进、学习外国、外族的先进文化，也必须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中，使其民族化。所以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点，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7]（P250） 从文化是人文化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一切文化上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类共同性、民族性、阶级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有机统一，所以把全球各地的民族、种族的文化“化”成整齐划一，是不可思议的。文化永远是多元的，这与全球化中的经济层面的要求是根本不同的。所以费孝通先生在预测21世纪的局面时说：“未来地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8]这种形成的过程，就是经济全球化中文化的多元趋同趋势，它应该是东西互补、多元并茂、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走向幸福、实现“大同”理想的过程。 二、全球化中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为主体，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结合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文化多元趋同趋势日益加快。这种文化多元趋同趋势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东西互补、多元并存、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走向幸福、实现“大同”理想的过程，而是文化的西方化。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在政治和文化上积极推行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其实从历史上看，整个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这一特征是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迥然相异的。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明对外扩张的趋势有增无减，特别是互连网成为全球化的一个推动力后，某些信息输出大国更容易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高科技手段传递给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殖民主义和扩张。面对这种新文化扩张受害者当然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就引起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价值冲突。据此，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在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割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文明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将成为将来的战斗线。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作为西方世界一个杰出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这里只看到了文明冲突的表面，他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正是由于西方的威胁才是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冲突论”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扭曲和敌视，其实质不过是重弹“欧洲文化优越”论的老调，宣扬西方文化霸权论，为美国对外扩张公开张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乱炸在某种程度上已验证了这样的结论。 文化多元趋同趋势不会使民族文化消失，而应该是多元并存、东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因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及其发展的活力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实现的。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9]（P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方面不断地引起不同文化价值间的冲突，但另一方面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更容易得以实现。这将使不同文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共同的文化难题：如何在保持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同时接纳现代性，形成一种既适应现代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整合。[10] 人类的文化从来都是多元、互补、共进的，也是一个不同文化间不断地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两种片面的主张：一种是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具有现代价值的“民族虚无主义”，进而认为“现代化”就是全盘西化，要求走西方发展的道路。这种观点片面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忽视了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如1988年连续播放的六集电视系列片《河殇》）。另一种是无视经济全球化，对文化的多元趋同趋势缺乏认识，在片面强调民族性的借口下搞国粹主义，搞排外主义（如阿富汗塔利班的毁佛运动）。这两点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三、儒家“和而不同”文化观念的意义和作用 全球化中的文化应是多元并存、东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这是因为人类将永远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既成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始终或永远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因而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环境中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情趣和习俗、心态和气质等等，总是有差异的。因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应是多元、多彩、多姿的世界，而全球化中的文化也肯定应是多元、多彩、多姿的文化，所以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用某一种文化去“统一世界”搞所谓的“西方文化优越论”，或“世界的前途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语）[6]（P333）将是不现实的。文化全球化将是不同文化间不断地冲突与融合，借鉴与整合的过程。其实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只不过是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更加突出和加快而已。如何解决这一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我想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早在西周后期，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1]（《郑语》）的原则，认为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配合在一起才生出百物，而只有一种东西就不能继续下去，朴素地说明了事物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孔子对此加以发展，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礼之用，和为贵”[12]（《学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子路》），认为君子能够听取各种意见，研究各种不同事物，不能闭目塞听，盲目附和。孔子在这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观点：事物的同一是基于多样性的同一。孔子将这种认识论应用于他的文化学术研究工作，作为处理不同文化冲突的原则，形成了他的文化观。孔子尊重三代文化遗产，广泛吸取历史上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但又有创新和发展，开创了儒家学派，这无不体现着“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使儒家文化一开始就具有比较广泛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同化力。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本是齐鲁文化，秦汉以后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逐渐和道家文化合流，在汉武帝时期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所谓的独尊的儒术，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而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而开创的新儒学。董仲舒崇尚“和”，他说：“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13]（《循天之道》）以“和”作为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这种“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融合与创新，所以董仲舒开创了汉代的新儒学。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儒家又销溶了佛教文化发展为宋明理学（宋明新儒学）。宋明理学家们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忽视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注意解决儒家思想中哲学思辨欠缺的问题。他们“和而不同”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之长，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由此形成并促使了中国文化继先秦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的到来。[14] 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儒家文化又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西方文化，“现代新儒学”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现代新儒学是“五四”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一批有民族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解释和重建儒家精神所建立的第三个“新儒学”理论形态（前两个就是上面所论述的汉代新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这一理论形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70到80年代东南亚地区经济的腾飞而逐步为东西方人士所接受，走向了世界。 可见，正是由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才使儒家文化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可以讲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融合与贯通，是儒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今天，相信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主张会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也必将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熔铸一新型的理论体系，为人类的“大同”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高永晨.文化全球化与跨文化交际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2） [2]鲁志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J].管理世界，2000，（6）. [3]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J].人民论坛，2000，（3）. [4]列宁.列宁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江泽民.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N].人民日报，1998-03-10. [6]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7]李筠泉等.哲学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J].读书，1998，（11）. [9]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0]王锐生.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J].新视野，2000，（5）. [11]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2]杨伯俊.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王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4]蔡方鹿.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及其时代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199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