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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企业就象一个国家，既有内部管理的问题，也有外交关系。内外虽有不同，实行德治，则是共同的。 对内实行德治，就是以修身为本，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管理。以小况大，都要关心职工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是对应的，就象君臣关系那样，“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分配上，重点在于义，即合理分配。同时要讲礼让，先人后己。 《论语》上有很多记载，都说明孔子儒家极端重视当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做政治工作，就是要自身正。你带头做正确的事情，谁敢不正？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自身正，政治就不难了。如果自身不正，怎么能正别人呢？那么政治就非常难了。当政者应该做百姓的榜样，“子欲善而民善矣。”（同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自身做好了，“近者说，远者来”，要做什么，都会很容易成功的。如果远方的人不愿意来，怎么办呢？财富吸引，高薪聘请，都是当下许多人所采取的办法。有的领导在招商引资时，用盛宴招待客人，却把客人吓跑了，因为客人不敢在有这种风气的地方投资，害怕自己投下的资本被这些官员吃掉了。孔子说“君子怀德”（《论语·里仁》），“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修文德，首先是修身，修身必须先正心、诚意。自己思想解决了，觉悟提高了，道德高尚了，就能吸引远方的人们来。这个修文德的，当然是当政者自己。 孟子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精彩论述。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仁言，就是说了仁义的话。仁声，是说当政者自己真正实行仁义，说到做到，群众中流传着对他的赞颂。孟子认为仁声对人民影响更加深刻。朱熹注说：“谓有仁之实，而为众所称道者也……感人尤深。”（《四书集注》）如果说得再漂亮，自己就是不实行，或者实行不了，那么连自己的妻子也不会相信，怎么能让别人相信呢？领导别人不按道理，连自己的妻子也领导不了。孟子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因此，孟子认为，作为君子，就应该一辈子注意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不当官时，自己做好了；当官的时候，要为天下人做一些好事。 所谓德教，就是身教，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来教育别人。所谓说教，就是言教，向别人宣传道德来进行教育。俗话说“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这个意思。政治上、社会上是这样的，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妻子、子女都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有浓厚的亲情，如果自己行为不端正，对她们的说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更何况他人呢？ 从儒家的传统说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讲“为政以德”，讲“德治”，讲“仁政”，实际上都是强调当政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示范，来进行领导。治国不能没有法，圣人“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法法》）。但是，执法的人必须要守法，要公正执法，这也是道德。如果执法者自己不守法，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那么，法再好也不能正确实行。孟子说得好：“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总之，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 对外仍然要坚持德治，对外，应该主持公道，照顾各方利益，与大小企业和平共处，友好往来。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与魏武侯乘舟浮西河而下，到了中流，魏武侯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魏武侯以为山河险固是国宝，吴起认为过去许多有险固山河的国家（如三苗氏、夏桀、殷纣等）都由于不施行德政而亡国，真正的国宝应该是德政。如果不修德政，那么，乘坐这一船上的人，都成了敌国。意思是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敌人，众叛亲离，外面有再险固的山河又有什么用呢？ 秦始皇也是只相信实力的人，他认为有可能威胁中央集权的家天下的统治的，就是北边匈奴，因此筑万里长城以备胡，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历史事实与秦始皇的愿望完全相反，才传到二世，天下就大乱了，勉强拖到三世，就彻底灭亡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首先揭竿而起的是名不见经传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徒隶！他带领的队伍只是手无寸铁的没有经过组织训练的九百名戍卒！就是这样一伙不起眼的乌合之众，居然推翻了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原因何在？陈胜说：“天下苦秦久矣！”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虐行则怨积”。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汉时代的思想家都认为秦亡的原因就是“不施仁义”，是缺乏“德治”。德治与文明相联系，因此，古人有诗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竹帛是书，是文明的象征。只要关河，不要竹帛，秦朝很快就亡了。 《史记·陈涉世家》载：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地形险固是需要的，军事与法律也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先王是以仁义为本，加强边防和完善法制起辅助作用。有些人以为有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建全的法制，就可以称霸天下。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不讲仁义，不施德政，不主持公道，以我为中心，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多行不义，积怨甚多，别人敢怒不敢言。这样，它也必然象秦王朝那样在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下垮台。 由此可见，防外不防内，是片面的。防的办法，只讲军事实力与法律制度，不讲道德，是更严重的片面。因此，治国最根本最需要的在于道德，道德主要应该在于修身。 周厉王暴虐，人民都批评他，当时叫做“谤”。周厉王依仗自己的权力，不许别说“不”，更不许别人批评自己，就派人监视，发现诽谤者，就抓来杀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民都不敢说话，但是，不是没有意见，只是把怒气暂时压在心中。忍耐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会强烈地暴发出来，那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周厉王不知道不让说话的严重危机，认为别人再也不敢说他的坏话了，就很高兴。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弭谤”即止谤。召公认为这只是一时不说话，并不是解决了人民的怨气。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水要导之入海，不能用堵塞的办法。堵塞的结果，只是暂时堵住，一旦崩溃，会淹死更多的人。对于人民的言论也是这样，人民有想法不让说，他们就会将怨气憋在心中，积怨太深，一旦暴发就会很强烈。正如召公所预言的那样，周厉王就在国人的反叛中逃到彘地，以后就死在那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行德政的教训。企业不但需要内部职工的批评，也要欢迎外部消费者的批评。 人际关系，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虽然一时得逞，终究要遭到反抗的。哪儿压迫最厉害，那儿反抗也最强烈。正象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那样，是相对等的。霸道行为不得人心，是很自然的。有的人缺乏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思维方法，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无视他人的利益，没有公道正义可言。总是以自己的实力去压服别人，到底是压而不服。孟子说：“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以力服人，就是霸道；以德服人，就是德治。 《淮南鸿烈·汜论篇》上的一段话，正是这一方面的理论总结，在两千多年前，能有这种认识，不能不使人惊叹不已！今录于下：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妇皆能论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闵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牖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已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国所以存在，靠的是道德。家所以灭亡，原因就是无理。尧没有一百户的城郭，舜没有插锥那么小的地方，却得到天下。禹没有十个人的群众，汤没有七里的地面，成为诸侯拥护的王者。周文王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能立为天子，是由于有王道。夏桀、殷纣最兴盛时，人迹所到之处，车船所通的地方，没有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但是，他们自身却死在别人的手里，被天下人所取笑。因为有亡国的表现。现在说“强者胜”，就测量土地的大小，统计人数的多少。说富的好，就量粮食的数量，称金的重量。如果这样，那么，千乘的君主就没有称霸的，万乘的诸侯就没有败亡的。如果存亡规律就是这样简单，那就太容易知道了，连愚蠢的普通人也都能说清楚。赵襄子靠晋阳城称霸诸侯，智伯有三倍晋阳城的地方却当了俘虏。闵王有齐国那么大的地方败亡，而田单却靠齐国的一个小小的即墨县收复整个齐国，立了大功。所以说，国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实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的存在由于得道，不因为大；国的灭亡由于失道，不因为小。《诗》上说：经常向西边张望，只因为周文王住在那里。这就是说大家都想离开殷纣王而去投奔周文王。这就是人心所向。所以亡国的君主，努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而不实行仁义，积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不关注道德。这是放弃存在的做法，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桀被囚于焦门的时候，还不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却后悔没有将汤杀死于夏台。纣居于宣室，不检讨自己的过错，却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于牖里。这两位君主处于强大地位的时候，如果修行仁义道德，那么，汤武克服自己的错误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考虑谋反的事。如果上违背天道，下失去民心，即使没有汤武，谁不能夺他们的权？现在不好好检查自己问题，却责备别人。天下不是只有一个汤武，杀了他必定还有继承者。而且汤武处于弱势，能够当上王，是由于行道。桀纣处于强大而被夺了政权，是由于无道。现在不学习人家实现王道的成功办法，却想强化自己被夺权的失败做法，这是趋向更快灭亡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强大者失败，都不会吸取失败的教训，不知道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失误，却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因素。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敌人太利害了。西楚霸王项羽失败时，认为不是战之过，而是天命。扩大来看，古今中外，所有强者失败，都缺乏正确的认识。都象夏桀、商纣那样，后悔没有将对手在萌芽状态时扼杀掉。实际上，他们不是没有扼杀掉新生的反对者，而是扼杀了很多，冒出了更多的反对者。扼杀一个，就激起几十个。杀得越多，反对者也就越多，他们失败也就越快。这些失败者就是不了解其中的辩证法道理，根本也无法正确吸取教训。贾谊在《新书·先醒》中说先生是“先醒”，同时还有“后醒者”和“不醒者”。那个“不醒者”，就是彻底的失败者。放眼中国历史，夏桀、殷纣、秦王以及后代的许多末代皇帝，都是不醒者。 总之，以仁义为本，实行德政，就是王道；以实力为本，不讲道义，就是霸道。一个国家应该与世界各个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和平共处，不要以本国强大去攻击弱小国家，也不要凭借富强对一些贫穷国家进行经济制裁，不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遍的是非标准，强迫别国服从，要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作风。一定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仁爱传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己的高尚道德树立文明的形象，这才有安全感。如果发生争端，首先要思考的是自己存在什么毛病，如孟子所说“返身而诚”。射箭不准，不能埋怨靶放歪了，要反省自己。 管理一个企业，就象管理一个国家那样，注重道德，不能依仗实力。一个强盛的国家会因为失德，以力服人，最后垮台。国家尚且如此，一个企业更不能在不讲仁义道德的残暴管理者手中维持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