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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分三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国哲学大纲》是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体系，是他研究综合出来的中国哲学的基本框架。二是根据此书，可以知道张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一些特点，并有一些不足之处。最后肯定张先生是哲学家，才可能写出这样优秀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关键词：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哲学史家 哲学家 综合创新 问题解析体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名著之一。我读了这部巨著，有一些想法，不知是否妥当，提出来请教读者，欢迎批评指正。 一、作者心目中的“中国哲学”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有什么不同呢？差一个“史”字。这个差别究竟有多大呢？ 蔡元培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说对于古代学术的叙述形式有两种：一是平行法，一是系统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典籍如“《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而胡适是从西洋人的哲学史中学习来的系统法，“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所谓系统法，是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顺序演进的脉络，也可以叫发展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说：“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系统论或者发展论，就是哲学的发展过程。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用系统法即发展法来写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所谓“大纲”，就是宏观研究，抓住主要的线索来叙述。这是胡适著作的特点。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与胡适著作不同，但也不是蔡元培所说的“平行法”。那是什么法呢？张先生在《序论》中列出四条标题：一、哲学与中国哲学；二、中国哲学之区分；三、中国哲学之特色；四、中国哲学之发展。讲的都是“中国哲学”，都是从整体上讲中国哲学的区分、特色与发展。以下正文，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宇宙论；第二部分人生论；第三部分致知论。这样，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这里没有说哪一家的宇宙论，哪一派的人生论以及哪个哲学家的致知论。 在《宇宙论》中分两篇：第一篇本根论，第二篇大化论。在《人生论》中分四篇：分别是《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分两篇：知论与方法论。每一论中又分若干章，最多的是《人生问题论》，共分九章：第一章，义与利；第二章，命与非命；第三章，兼与独，以后是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人死与不朽。每一章讲一个人生的问题。一个问题还要叙述发展过程，例如讲义与利，从先秦的儒家孔孟荀和墨家，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儒者关于义利的论述，最后，张先生进行概括，“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共分三派。孔子、孟子、朱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与利为一。荀子、董子、张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在历史上，此三派中，以第一派势力最大。”（第398页） 在张岱年先生的心目中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还是从《中国哲学大纲》书中看，首先是宇宙论的问题。张先生在该书第一部分《宇宙论》的开头，就引《庄子·天下篇》中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墨经上》里的“久”、“宇”，《尸子》中的“宇”、“宙”，以及《庄子·杂篇·庚桑楚》中的“宇”、“宙”，再加上儒家的天命、墨家的天志、道家的道。将各家的关于宇宙的说法都罗列出来，说明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论的基本说法。（第1-5页）在《宇宙论》中，第一篇《本根论》，先从《庄子·外篇·知北游》中摘出“本根”一词作为“宇宙中之最究竟者”（第6页）的名称，用以代替西方哲学中的所谓“本体”或“本原”。接着列出道、太极、阴阳、气、理气、心等都是中国历代哲学家用来表示“宇宙最究竟者”的“本根”。最后，《本根论综论》对各种本根论进行综述，归纳为三种：一是理则，二是气体，三是心。这三种类型，“即唯理论，唯气论，与主观唯心论。”（第89页）对于“唯”，张先生注云：“所谓唯者，非谓一切惟何，乃表示最究竟者为何。”这三种类型“实相生互转”（第90页）。中国的本根论，不同于西方的原子论。接着叙述本根论在历史上的兴衰变化的过程。全书各篇后面都有“综论”，实际上就是张先生所提倡的“综合创新”中的综合的部分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再吸收国外的各种有合理性的理论思想，作更广大的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创造一个新的哲学体系。 宇宙是怎么发展变化的，张先生从《荀子·天论》中的“阴阳大化”，用大化来讲宇宙的变化，“大化即自然的变化”（第92页）。张先生认为，中国哲人对于变化，多有深澈的见解。多数学者认为变易是普遍事实，变化是有规律的，对变化的根源也多有精深研究。认为反复是变化规律，两一是变化根源。对于有无的讨论，“天地万物为有，物之未生或已灭为无，有无孰为根本？”（第92页）这种讨论，提高了哲学思辨水平。最后张先生在《大化论综论》中说：“中国哲学关于宇宙大化之根本见解，即在于认为宇宙是变动的，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变易历程，所以名之曰大化。西洋哲学中有认动为假相者，印度哲学家更多认变化为虚幻，在中国固有哲学中则认变动是实在的；虽或认为究竟本根乃‘寂然不动’者，而亦必认为‘感而遂通’。变易是现象，但中国哲学家皆认为现象即是实在。”（第162页）“在西洋哲学，大化论之中心问题是目的论与机械论之争。在中国既无纯粹的目的论，亦无纯粹的机械论。”中国最发达的是“一种非机械论的自然论，即神化论。”这种神化论认为一切变化都是自动的，起于内在的能变的动力。这个动力经常被认为是阴阳。所以荀子称“阴阳大化”。 中国对于宇宙论的研究起步晚，而且始终不在中心位置上。中心是在人生论上。所以，张先生在第二部分《人生论》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引端 人生论在中国哲学中之位置》，开章明义就是：“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较早。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孔子，及继起者墨子，都是谈论人生问题，而未尝成立宇宙论系统。孔子所以是中国哲学的开端，乃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一个人生论系统的。”（第165页） 在《人生论》中，张先生列出四篇，分别谈“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天人关系论，在历史上多与政治有关，天命论、天人感应论以及天人交相胜，都在为政治作论证。人性论是圣人制订政策的依据，孟子从人性善出发，推导出仁政思想体系，民为贵，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许多具体的仁政措施。荀子从人性恶出发，推导出一套隆礼重法的政治理论体系，成为后代政治操作的指导性理论。以后性三品说也是与政治密切联系的。韩愈《原性》中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人生理想论，以孔子、墨子、道家、荀子、子思、朱熹、陆九渊以及清初的王夫之为代表，讲了八种理想类型。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作为墨家兼爱理想的体现。人生理想，实际上就是社会理想，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中的人生论包含个人修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按郑昌淦先生的说法，“孔子大半生最关心的是政治，政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为的也是做官行道，他教弟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都是为从政作准备。孔子理想政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的弟子子游当武城宰，就是以礼乐教化民众。射御都是当时为政者所必备的素质。在六经中，学《诗》似乎主要是文学方面的素质，但在孔子看来，学《诗》也是从政所必须有的。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篇》）子路问：如果卫君请孔子执政，孔子应该先干什么？孔子的回答是：必定先正名，然后讲正名的理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同上）这里所说的正名、言论、礼乐、刑罚，都是治理人民的工具，也就是指导人民行动的方针。要指导人民，首先自己要学好礼乐刑罚一套制度，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否则就做不好官。因此，孔子儒学强调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孔子强调个人修养，是为了从政。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张先生虽然也讲到志功的问题，着重于讲个人修养，对于政治哲学着墨不多，没有突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政治哲学。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讲的政治比较多，而宋明以后讲心性修养比较多，冯友兰先生接着朱熹讲，自然也比较重视心性问题，重视精神境界。也许张岱年先生也受此影响，比较重视心性修养方面。 在第三部分的《致知论》中，分知论与方法论两篇。知论论述了知之性质与来源，可能与限度以及真知的问题。可谓相当全面。没有讨论“知之力”，也许是不足之处。王充讲“知为力”，而且说知的力量比筋骨之力更伟大更光荣。在培根之前一千五百多年，有此超前觉醒的科学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各章中，既有平行法的排列，也有发展法的顺序。既有横的，也有纵的，将中国古今各家综合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来论述。因此，如果说，古人是横的、空间的、平行的方法；胡适是纵的、时间的、发展的方法，那么，张岱年先生的方法可以称为包括时空、结合纵横的、综合平行与发展的系统方法。蔡元培所谓的发展法，应该说是直线型的小系统法。张岱年先生的综合性的大系统法。经过这样概括，张岱年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就被描述出来了。共分三大块：宇宙论、人生论与致知论。各论又分若干篇，各篇还分若干章，每章又综合古今各家的思想，作出系统的综述。 日本人翻译这本专著时，书名改为《中国哲学问题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方立天先生撰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华书局1990年3月）。张岱年先生于1985年1月为此书写序说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与这一本都是“问题解析体”的中国哲学史专著。虽然如此，我认为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张先生将中国哲学，以问题为纲，分为三大块，构成一个体系。每一块还包括许多内容，这些内容也是相关联的，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而方先生所论述的十二个问题，是相对独立的，虽有内在联系，并不是有机的整体。我的看法，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是用系统法撰写的综合性的问题解析体。方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才是真正的“问题发展史”，是比较单纯性的问题解析体。该书选十二个问题：一、宇宙生成论，二、本体论，三、时空观，四、常变观，五、矛盾观，六、形神观，七、人性论，八、人生理想观，九、历史观，十、名实观，十一、知行观，十二、真理观。每一个问题又按时代顺序来叙述，一般分为三四节来叙述，最长的分为六节，如第七章《中国古代人性论》，下分六节，分别是先秦时代人性论，两汉时代人性论，魏晋南北朝时代人性论，隋唐时代人性论，两宋时代人性论，明清时代人性论。我的《中国传统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二版）又是一种形式，先是介绍主要概念如天、气、阴阳、五行。接着介绍学派，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再下来介绍思潮，经学、玄学、佛教、理学、心学。最后是问题，如形神论、人性论、义利论、心力论、德才论、知识论、历史观、大一统论、分合论以及现代化的问题。相对于前二者，它应该是复合性的问题解析体。应该说“问题解析体”的写法，区别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已经出版的有这三种不同的形式，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其他形式。相对于平行法，问题解析体则是发展法。张岱年先生说，这种体的长处在于：“较易于体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可以比较清楚地阐明某一哲学问题的提出、争论、演变与解决的历史过程，就可以比较明确地表述关于某一问题的若干观点之间的肯定、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演进过程，如此，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也就彰显了，从而许多哲学范畴的创立、分化、融合、发展的轨迹也就随之厘然莹澈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序》）张岱年先生说自己研究的方法与胡适、冯友兰都不同，“不是史，是论。”史，是按时代按人物逐一加以描述，穿插一些评论。这是至今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的写法。而张岱年先生是从理论上概括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张先生“综合创新”的结果，也是张先生心目中的“中国哲学”，还是张先生创立的新的中国哲学体系。 二、中国哲学的特色 张先生在《序论》中说：“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第5页）然后提出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要的有三，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的有三，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他在附注中又说：“中国哲学的特点是一个比较艰深的问题，此处所论，简而未晰，今后当另撰专文论述。”（第9页）。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八期上），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民族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致的。有四个基本特点是：“第一，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第二，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第三，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第四，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此外，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并争论过一些有特殊提法的问题，也都可以说是特点，但都是比较次要的了。”（《张岱年全集》第五卷第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版）讲到唯物主义观点与辩证观念互相结合时，提到《老子》、《周易》，认为它们的宇宙观“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主义的”（同上书第131页）。提到的哲学家有王充、范缜、刘禹锡、张载、王夫之、戴震等。张先生认为张载“把唯物主义与辩证学说都提到新的高度”。王夫之“对于唯物主义与辩证学说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上）。张先生后来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中国唯物主义传统的专著《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同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总之，张先生认为中国有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唯物主义是与辩证学说相结合的。我认为，可以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 开放改革以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先生再次谈到中国哲学的特点，著《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文中讲了中国传统哲学四个基本特点：（一）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二）整体与过程的观点；（三）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四）经学与哲学的结合。在（一）中又分两节：（1）宇宙本体与道德伦理的联系；（2）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的一致。这两个问题，相当于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整体与过程的观点，经学与哲学的结合，都是过去没有说过的。可见，张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越来越全面、越深刻。（见《张岱年全集》第五卷第498-51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八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是《试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载《百科知识》1988年第十期），共分五个问题：一、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二、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方法；三、分析方法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地位，也包括两点：一是思与辨，二是模糊性。四、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具体思维模式，值得注意的有二，一是阴阳五行模式，二是经学模式。五、思维方式变革改进的正确方向。在这里张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点：辩证思维、直觉方法、模糊性、具体模式（阴阳五行、经学）。这些特性确实是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所罕有的，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却又是相当普遍的。 张先生在其他许多文章中还具体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某些特点，例如理性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本体论的问题，民主思想的问题，主体观念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人格观念的问题，人学问题，德力、刚柔、心物、义利、理欲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辨析》一文中，他列出的问题有名实问题、道器问题、有无问题、理气问题等归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精神与物质方面则有天意与自然、形神问题、心物问题、能所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与西方哲学有相似之处，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应该说就是中华文化民族性的特点决定的。张先生说：“在中国哲学中，理气问题可谓相当于西方所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心物问题可谓相当于西方所谓精神与物质的问题。这都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明确表述。”（见《张岱年全集》第七卷第16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张先生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分析研究，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进行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三、张岱年先生的哲学 中国古代典籍非常丰富，一般人都能够从中找出哲学语录，加以排列，对号入座。哪个是唯心主义者，哪个是唯物主义者，或者形而上学，或者辩证法。但是，要进行全面的综合整理，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评论，进行全面的概括、总结，没有很高的哲学理论思维的能力，是根本做不到的。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按照自己的哲学思维，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所产生的成果。没有高水平的哲学思维，这样的著作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优秀的中国哲学史家必定是哲学家。 我问张先生：“您的代表作是哪一本书？”他说：“是《天人简论（人与自然）》。”我又问：“那么，《中国哲学大纲》是什么地位？”他回答：“《中国哲学大纲》是我的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作。”《天人简论（人与自然）》收入《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65-279页，首都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现在这只是一篇文章，没有写成书。所列的小标题有十个：一、天人本至；二、物统事理；三、物源心流；四、永恒两一；五、大化三极；六、知通内外；七、真知三表；八、群己一体；九、人群三事；十、拟议新德。这应该是张先生的“哲学大纲”。这个大纲可以看出张先生深受中国古代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要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综合古代的哲学思想，吸收外来思想，在新时代建构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做的就是综合创新的工作。这个体系就是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利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来建构自己的新体系。以后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在这样观念指导下进行的。 我上大学时，方立天老师告诉我，张岱年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专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79年到太原参加开放后第一次中国哲学史大会，我就到张先生住的房间拜访。与张先生一起住的是金景芳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这样两位著名大师。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多次登门拜访，主要送文稿去，请教张先生。八十年代，开放的形势，引发了学者们的开放心态。那是学术气氛最浓的时期。当时，我正在撰写硕士论文《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我去太原参加会议时带去的论文是《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这一篇文章写了差不多一年，修改十稿。每次用复写纸塍抄五份，分别送给五位专家，请他们提意见，然后参考专家的意见，作了修改，再送出。除我的导师钟肇鹏先生，还曾经先后送给过容肇祖、王明、陈克明、石峻、方立天、陈元晖、陈遵妫、张岱年诸位先生。《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这篇文章是修改到最后一稿，才送到张先生手中。过了一周，我到张先生家取稿，张先生一开门见我，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进入房间。接着就告诉我，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有人来跟我打招呼，说不要支持你的这篇文章。我不管人事关系，只根据文章内容，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说着，张先生就拿出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下一段话：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对于对于汉天文学和王充的天文学说作了较深刻的研究，对于王充天文学说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论证详明，文笔流畅。希望作者更前进一步，对两汉天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作出更广泛的研究。 张岱年 80.5.22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我没有请求张先生支持我的文稿，更没有请他写这种评语。这是他主动写的评语。以后，他看我的文稿，从来没有再写过什么评语，说明这次的特殊行动是有针对性的。《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经过一些曲折，最后收入太原会议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后来，我的《王充哲学思想新探》要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当时的责任编辑许爱仙女士要我将学术界的评价和已经发表的论文寄给她，我将张先生写的字条和我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一起，都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很快来信说决定将此书稿列入出版计划，于1984年3月出版，负责编辑的是新到编辑部的李保平先生。这也是他编的第一本书，也是我的处女作。这一系列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这种人品正是中国哲学的体现。他有非凡的正义感，不仅写在书上，也表现在行动中。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是“知行合一”的。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也有少数人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有的人智力并不差，由于整天思考的是关系问题，浪费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还可能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实际上得不偿失。写到这里，想起孔子的一些说法：“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篇》）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又想到老子的说法：“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老子》81章）于是，我想，既往不咎，希望后来者能够吸取前人的教训，以先哲的名言，时常提醒自己，在正道上专心致志，努力为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我愿以此与诸位读者共勉！ 我与张先生交往中，多次亲聆教诲。印象较深的叙述如下： 讲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时，他说到“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讲到独立人格，引孔子的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这些话，我是多次听到过，是张先生比较重视的格言。我也深受影响。谈到庄子哲学，张先生说：“庄子提出的问题多而且深刻，是汉代以后所不及的。”后来我看到鲁迅、顾颉刚、闻一多等许多名家都对庄子哲学评价甚高，都认为是先秦时代最高的代表。鲁迅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顾颉刚说“《庄子》是战国时代最高的哲学代表”，闻一多认为自己崇拜庄子超过所有其他圣贤，达到疯狂的程度。但是，全国流行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中都是将庄子作为反面的角色，说他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相对论的，认识论是不可知论，人生观是悲观厌世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为什么评价如此悬殊？我苦苦思索了几年，后来写了一篇《庄子新论》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一次中华孔子学会的前身中国孔子研究所的会议（北京孔庙）上，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象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只说了一声“是”。 有一次，我到张先生家拜访。张先生告诉我，有人要他支持《周易·系辞传》是道家的著作。张先生表示不能同意。后来，《周易研究》1992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论〈系辞传〉是稷下道家之作》的文章。我就针对这一篇，也写了一篇《道家新成员考辨——兼论〈易·系辞〉不是道家著作》的文章刊登在《周易研究》1993年第一期上。张先生的题字：“周易经传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只是表个态，没有写文章阐述这一观点。不能因为有人请求，更不能由于有高稿费，就可以违心地写一些文章支持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直道而行，不能因为情面和金钱而丧失学术良心。 在一次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年会（爱智山庄）上，张岱年先生说，大家给冯友兰先生庆祝九十大寿时，冯友兰先生引了庄子的话：“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表示很受启发，应该以此为座右铭。张先生说：“我给加个横批：早该如此。”理论坚定性是很必要的，做到也很不容易。我想可以尽量不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尽量不为了某种个人利益而说讨好权势者的话。张先生做学问做人一生坚持：不多说，不少说。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到日本讲学时曾经提到庄子这句话，说明庄子思想的深刻，绝顶聪明的冯友兰先生到九十岁才悟出庄子这句话的深刻性。冯先生最后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七册按自己的想法写，没按别人的意思进行修改，表明了冯先生不以举世的毁誉为念的理论坚定性，保持了理论家的晚节，令人钦佩！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关于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张先生说：张载是唯物主义者，又有辩证法思想，他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体系为什么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王夫之也是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能说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呢？有些文章一讲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都要在前面加上“朴素的”，张岱年先生说：“如是真理，朴素何害？如非真理，纵讲得精微，亦不过善于诡辩而已。”（《中国哲学大纲·结论》） 由于张先生的推荐，我于1985年获得美国王安研究院首届汉学研究奖助金的资助。花了两年比较完整的时间研究董仲舒哲学思想。1987年写成，请张岱年先生写序。1989年一月出版。可惜的是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全集》第八卷中没有收入这一篇序。 我在与张先生接触中，听其言，观其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大哲学家的哲学特点，都表现出特殊的智慧与正气。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真是达到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思想境界！ 根据哲学家的不同风格，张岱年先生将哲学家分为三大类型：散文型、诗歌型和戏剧型。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他认为孔子是散文型哲学家，老子是诗歌型哲学家，墨子是戏剧型哲学家。张先生说自己是散文型的。散文型哲学家平凡而伟大，平实而崇高，为世人的楷模，是道德的导引。孔子为“万世师表”，张先生也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2004年5月15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三枣红楼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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