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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中国传统学术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术，历代儒学大师针对中国国情都提出了修身养性、治国安邦、社会和谐的系列解决办法，也产生出了系统的思想和学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承担了“国魂”的责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身价值，也是中国人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精神根本。作爲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学术，儒学已成爲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血脉灵根，也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今天儒学更是民族精神振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建的固有传统源泉，也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软实力。 目前大家在欣赏中华国力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在感慨社会道德失范、人心不古。这表面上是缘于技术发展和经济竞争的功利性带来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以及价值理性的极大萎缩，根源上却是我们几代人缺失儒学传统精神护佑滋养而造成的后果。儒学传统在百余年的西学东渐大潮和中西古今之争中蒙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质疑和劫难，要结束这种传统文化“花果飘零”和儒家精神“游魂无归”的状态，真正使中国走向文化复兴，必须从国家的文化教育体制、社会的观念意识以及学人的学术良知等方面的全面改善入手，在儒学学科建设、儒学教育考试、儒学研究和普及等方面进行重塑，让儒学的复兴获得制度保障、资源保障和观念保障。 在建设文化强国和小康社会的当代中国，儒学作爲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怎么强调都不爲过。《论语·先进》中载孔子与子路、冉求、公西华、曾点四大弟子言志时，就说明一个政权要想长治久安，文化建设一定是必须的功课，都将经历“强兵以巩固政权”（子路之志）、“富民以安百姓”（冉求之志）、“礼乐（或文化）以定民志”（公西华之志）三个阶段，然后才能实现孔子所赞赏、曾点所向往的“悠然天地同乐”的幸福境界。同时，《论语·子路》中表达的孔子“庶”“富”“教”三步走的治国方略，以及中外大国崛起的历史实践，也从正反两面证实“富国强兵”与“文化建设”并重的必要性。 二 如何发挥儒学淑世济人的功能呢？这是历史形成的百年难题。解铃还须系铃人，复兴儒学的首要之举，还在于从政策上尽快恢复儒学的学科地位。晚清民国初期，中国积弱积贫，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志士仁人反思自身传统、学习西方长处，矫枉过正，一度误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拖累，民国伊始便将“经学”学科废除了。一时间改书院建学堂、拆孔庙建学校成爲潮流，儒学因而失去制度依托和信仰空间而流离失所、孤魂游荡。后来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思潮，更使儒学成爲没落王朝的“替罪羊”。 改革开放时期“拨乱反正”，儒学虽然重新得到研究和肯定，有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但至今在教育和科研体制中仍无恰当的名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急于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的教育体系和学术思想不免存在良莠不辨、片面接受的现象，一些半生不熟、囫囵吞枣的西方理论，适用主义、工具至上的教育体制，以及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管理的学术体制，至今仍然充斥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人们常说的“以知识教育取代人格教育，用政治教育代替品德教育”等现象，更是当下各级教育的基本特征。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学生可以在各种国际性知识竞赛中屡拔头筹、获得大奖，但是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公共礼仪中，却常常交了白卷。“官员不廉，士人无耻，下民无赖”，甚至“十三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位摔倒的老人”等丑恶现象，也就自然会层出不穷了。 儒学至今仍然只在学术研究领域热闹，除了研究著作的层见叠出、学者自言自话外，儒学普及和社会公众参与还基本没有推行。究其根源是自从民国初年取消儒家“经学”学科之后，在现有以西学体系爲主的所有学科体制和学术分类中，都没有“儒学”对应的学科和名目，而有的只是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真正自得体系的儒学研究与知识普及基本还没有得到来自公众的、政府的资源扶持，儒学研究或普及难以获得体制性的资源保障，许多学者投入儒学的研究与普及、继承与发展等工作纯属自发性质，不足以形成有组织、有计划、有阶段、有规模的系统化、持久化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应用转化，儒学传统资源的发展和利用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 我们认爲，儒学无体制保障这一境况的形成，既有历史观念解放和转变滞后的思想原因，也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现实原因。前者症结在于，没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特殊时期对“儒学”的特殊态度，不能与时俱进地用正确的态度面对传统；后者症结在于，拘泥于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体制及其管理模式，不能正确贯彻“古爲今用，洋爲中用”的内核，即以我爲主的中国主体性原则和中外传统皆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甚而一方面迷信西方学科体系，食洋不化，作茧自缚，另一方面无视中国优良传统和文化软实力，邯郸学步，自废武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