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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孔子倡导“仁爱”，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要求“泛爱众”；强调“仁爱”须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忠恕”为其仁爱思想的一贯之道；又进一步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多样性的和谐，反对单一性的专同。孔子的这些思想和智慧，虽然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的，但若扩而充之，也完全适用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孔子 仁爱 忠恕 和而不同 世界和平 （一）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高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人们的交往和联系方式突破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变得直接、简便而又迅速，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人类生活在许多方面形成了“一体化”的规则，以及能够共同认可、遵循的普遍价值和普遍伦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早已形成的国际关系秩序，而且还挑战着、或者说正在改变着多元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种本土文化都不再能够自我封闭，按照其固有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多元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形成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上的“一体化”，有利有弊，从其“弊”的一面来说，它限制了人类自由选择的空间，威胁到了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当其为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所利用的时候尤其如此。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地球村”里并不安宁。冷战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冲突依然存在，“文明的冲突”渐渐凸现、上升，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的摩擦与冲突在一些地区愈演愈烈，再加上霸权主义的插手、干涉和多方利用，已经成为威胁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维护和促进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政治家、思想家乃至平民百姓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欲寻求此一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重新学习、研究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无疑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孔子不仅主张和平，坚持“和为贵”（《论语.学而》），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达致和平的指针。我们完全可以说：人类要在21世纪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关于“和为贵”以及“仁爱”、“忠恕”、“和而不同”的智慧。 （二） 孔子主张和平，爱好和平，坚持“和为贵”，相信和平手段对于解决争端、化解矛盾而言，在通常情况下优于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除非迫不得已，不可轻易“谋动干弋于邦内”（《论语.季氏》）。 孔子主张和平，是以其“仁爱”思想作为出发点的。 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孔子时代，“言仁必及人”（《国语.周语下》，韦昭注曰：“博爱于人为仁”），孔子本人在回答弟子问“仁”时，即明确指出“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把“爱人”规定为“仁”的一项基本内容。孔子的“仁”固然以孝悌为本，但又能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而扩大为“泛爱众”（《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正因为“仁”的要求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认为，仁人必须“能行五者于天下”（《论语.阳货》），“五者”指恭、宽、信、惠、敏五种德行；再进一步则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的“仁爱”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爱，是有差等的爱，与墨子的无差等的“兼爱”不同。其实，这只是看到了“仁爱”的一个层面，即“亲亲”的层面。“仁爱”是开放的，向外扩展的。孟子曾把“仁爱”的展开概括为三个依次递升的层面，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爱”在其“亲亲”的层面上，的确是有差等的；但进至“仁民”的层面，就是“泛爱众”，也就是孔子弟子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在这个层面上，孔子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并无大的分别，所以，汉儒董仲舒正确地指出：“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及至上升到“爱物”的层面，“仁”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的天地之爱。可见，孔子的“仁爱”有其扩展的内在逻辑，虽然扎根于血缘亲情，却能够突破“亲亲”的局限而进至“仁民”的层面，成长为“爱人类”的普遍之爱；又能够突破“仁民”的局限而进至“爱物”的层面，到达天地之爱的境界。 孔子的“仁爱”，在其为普遍的人类之爱的意义上，无疑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的理论前提。“仁爱”要求人们相亲相爱，要求打破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类的畛域、界限，博爱一切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平等相待，亦平等相爱；只要能够做到“仁爱”，自然就会化解矛盾，消除敌意，以沟通对话代替摩擦对抗，以合作双赢代替你争我斗的两败俱伤。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世界上，多一份仁爱，就多一份温情，多一份互助，多一份和平。 （三） 在儒家看来，“亲亲”是“仁”的生长点和出发点，故《中庸》指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既然“仁爱”以“亲亲为大”，那么，在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层面上，“仁爱”又是如何可能的呢？换言之，“仁爱”如何由“亲亲”扩展至爱一切人？ 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乃是出自于血缘亲情，这非常容易理解。可是，当他进一步面对乡党，特别是面对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亦毫无亲情可言的陌路人，他还会有“仁爱”之心吗？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孔子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运用推己及人的方法将爱亲人与爱他人联结了起来，使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可能。 推己及人，在儒家那里，有着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就其心理学基础而言，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他举例说：任何人乍见孺子将要掉进井里，都会顿生“恻隐之心”，不假思索地去抢救这个孩子。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努力扩充这“恻隐之心”，就会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成长为博大的“仁爱”。就“仁爱”的社会学基础而言，《吕氏春秋.爱类》篇早已正确地指出：“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里特别强调了“仁”对于人的意义。“仁乎其类”，是因为“凡同类，举相似也”（《孟子.告子上》），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人皆圆颅方趾，属同类，同类相似，有共通共同之处，自然会同气相应，同声相求，所以“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大学》）历代儒家皆识此“机”，对此“机”看得很清楚。 在孔子看来，推己及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被称为“忠”的方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从肯定的、积极的层面说的，从自己的“欲立”、“欲达”，推想到他人的“欲立”、“欲达”，进而推想他人的“欲立”、“欲达”为自己所躬亲，乃积极促成他人的“欲立”、“欲达”。一种是被称为“恕”的方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或者“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这是从否定的、消极的层面上说的，从自己的“不欲”，推想到他人的“不欲”，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不欲”强加给他人身上。这两种推己及人的方法，都被孟子称为“仁术”，并说：“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善推其所为”，即善于由己之所为推而及于人，这是仁爱的基本要求，也是实行仁爱的基本方法。 比较而言，似乎孔子更加推崇“恕”的方法，他在回答弟子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曾明确指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忠”、“恕”同为推己及人的“仁术”，何以孔子的回答只言“恕”不言“忠”？这显然是值得留意的。应该看到，人之欲千差万别，一人之所欲未必是另一人之所欲。就孟子说的“口之于味，有同嗜也”而言，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好青菜者坚持让好萝卜者亦吃青菜，未免强人所难。这说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其适用范围，到处套用，很可能适得其反，好心办了坏事。相反，好青菜者自好而已，不去硬让别人亦吃青菜，双方相安无事，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当然，这里也有问题，即一人之不欲有时恰恰是另一人之所欲，如果这时仍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必定失去一次助人为乐的机会。可是，两弊相权取其轻。就弊的一面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多是对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帮助，而这个需要帮助的人毕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失去什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往往变成“己所欲，施于人”，把自己之所欲强加给另有所欲的他人，结果给他人带来不适，甚至造成伤害。这是现实生活中并非少见。由此看来，主动性、积极性的推己及人，只有在双方有同欲、因而对方乐意接受的情况下，才是道德的、可行的，否则很可能转化为不道德；而消极性的推己及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保持了对他人的尊重，即使对人无益，却也无害。无害于人，这已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正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含了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所以它是普遍适用的，四海之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但须注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可随意转化为它的反命题──“己所欲，施于人”。后者，或者其更准确的表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更高的道德要求，惟其更高，也就需要更高的实行条件，即人己双方之欲相同，人们对此须“明辨之”，然后乃“笃行之”，在其适用边界内积极推行而无过无不及。 必须看到，无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要首先立足于“己”，从“己”出发，推己及人。这自然就凸现了“己”的重要性。因此，孔子反复强调“克己”、“修己”、“正身”，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一个人只有端正了自己，自己的“欲立”“欲达”合乎正道，合乎理性，合乎人性，由此推己及人，才能与人携手共进于正道。 如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被尊为道德“黄金律”，并被推许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是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宗教、文明背景下的人们都能够认可和接受的伦理。自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上通过并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以来，世界各国不少宗教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学人都在积极参与探寻和讨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所能提供的有价值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中，至少可以选择出两条作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一是尊重别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端正自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一个人倘若心术不正，不但不能尊重别人，甚而至于还会以怨报德。这样看来，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应该有三条： （１）严于律己，端正自身； （２）尊重别人，待人如己； （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三条是相通的，有联系的。首先是严于律己，端正自身；然后由此出发，尊重别人，待人如己，像耶稣的名言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再由尊重别人出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就是对别人的尊重。这三条最基本的、也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要求，人与人之间应该做到，扩而充之，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也应该做到！当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及各种宗教、文明都能够依次做到端正自身、尊重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时，也就是世界和平来临之日。 （四）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其内含的一个逻辑前提是：承认并尊重他人的生存权利，包括理解和宽容他人的言说与行为，以及尊重他人的生存、生活方式。这就自然要求人己双方互为主体、平等相对待。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并且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侵犯和侮辱。古人有宁死不食嗟来之食者，原因就在于施舍者居高临下，全无平等待人的气象。所以，在人己关系上，必须互以对方为重，互为主体，平等相对待，每一个人都堂堂正正做个人，既不自大于人，也不自卑于人。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以对方为重，互为主体，平等相对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何尝不应该如此！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国家或民族之间，强者以力服人者有之，弱者甘为附庸者有之；宗教或文明之间，水火不容、相互排拒者有之，自高自大、强人就己者有之，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乱象皆根源于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不能互以对方为重，不能互为主体，不能平等相对待。明乎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做到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互以对方为重、互为主体、平等相对待呢？这就需要汲取孔子的“和而不同”智慧了。 “和而不同”，是孔子总结、继承前人的智慧提出来的。孔子以前，古人已对“和”、“同”有所认识，并形成了一些的宝贵的思想。西周末年，一位叫作史伯的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在这里，“和”与“同”是指事物的两种存在状态。“和”是指多种事物间的谐和，“同”是指单一事物的堆积。多种事物的共存谐和，可以产生新事物，如“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所以说“和实生物”。单一事物的堆积，不能产生新事物，如以水灌水仍是水，以火添火仍是火，这叫“以同裨同”。 后来，“和”与“同”又被看作是对待事物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如：和孔子同时代而略早一点的齐国名相晏婴，在和齐景公论君臣关系时，严格区分“和”与“同”，指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叫做“和”；“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据”，指齐景公的佞臣梁丘据），这叫做“同”。在晏婴看来，君臣之间，君不专制，不搞一言堂，臣能提出不同意见，君能接受不同意见，以成就君臣之“和”，就可以做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反之，君搞专制，搞一言堂，君乾纲独断，臣唯唯诺诺，君云臣云，完全相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同理，再进一步将“和”与“同”推广应用到其他事物上，也是“和”有益、“同”有害。所以，孔子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和为贵”（《论语.学而》）及“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主张。 “和而不同”在今天仍然是普遍适用的，对于人们正确看待和处理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已使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趋同化”、“一体化”的迹象，并且正在形成、出现一些共同的规则、价值，如前面已讲到的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但这决不意味着人类文明正在从多样走向单一。多元文明之“和”，是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单一文明之“同”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桎梏。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本土文明都应受到尊重、理解与保护，也都应与其他文明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同文明间互以对方为重、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沟通，达到相互理解、尊重、宽容、扶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所必需的。那种出于一己的思想偏见，自以为是，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的做法，大搞“同而不和”，千篇一律，是文明霸权主义的表现。对此，我们必须有所警觉，绝不能允许文明霸权主义横行于世。不同文明如此，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同样如此。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国际或地区间推行一己独大的单边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霸权主义，违背了“和而不同”，是世界或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战乱的根源之一，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危害性。 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高度重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在美国访问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中、温家宝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都分别对“和而不同”思想做出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发展的真谛。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中国领导人对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的应用及所做的准确而恰当的阐发，昭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追求世界稳定、和平和发展的各个国家的共同立场，也充分说明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在21世纪光彩犹存，能够继续指引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 （作者：王钧林，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