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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学引论》是蒋庆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所谓“公羊学”，是指以《公羊传》为主来讲《春秋》的学问。除了《公羊传》一书外，儒家五经中反映孔子“春秋”思想的内容，汉代董仲舒以至何休诸人阐发“春秋”口义的经说，汉代以后研讨《公羊》的各种思想，皆为“公羊学”所包含。 公羊学的历史已逾两千年，大致经历了汉代的极盛、三国至清初的衰微，以及清代的复兴等三个阶段。汉代的公羊学与王朝政治有密切的关联，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公孙弘以《春秋》而白衣为天子三公，汉武帝尝引《春秋》大复九世之仇义以征伐匈奴。既便是王莽篡汉、改行新政，原本《周官》之礼，也多少掺杂了《春秋》之义。更因儒经设之学官，诱以利禄，大师门徒甚众，天下人才归之，故尔公羊学极一时之盛。东汉何休之后，公羊学渐渐地衰落了，以至到中唐时，韩愈有“近世公羊学几绝”的说法。沉寂了一千多年的公羊学到了清代中叶忽然又起死回生，影响越来越大，终于酿成晚清轰轰烈烈的托古改制运动。清代的公羊学起自庄存与、孔广森等经师，但为今文经的学术研究而已；至龚自珍、魏源，风气为之一变，引“春秋”义发为政论时评；到了康有为，更是借助公羊学以为变法图强的依据，于是学术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公羊学渐归于沉寂；特别是废科举、举新政等措施和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使得传统经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西学观照下的现代学术研究非孔辱经，于公羊学攻击尤为激烈。如钱玄同以《春秋》为五经中“最不成东西”的东西；顾颉刚说公羊学穿凿附会，多为迷信与神话；更有学者视“三统”为“妖魔鬼怪之谈”，“三世”说多为“鬼话”（《古史辨》第一册）。经学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一般学者对公羊学更形隔膜，渐渐地不知其为何物。 稍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公羊学研究当推陈柱和熊十力二先生。上个世纪20年代末，时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的陈柱出版了他的《公羊家哲学》一书，以“革命说”等十四义阐发公羊思想，将“昔日治经之态度，乃变而为考古之态度”（该书《传述考》），提炼出旧学的现代意义。新儒学大师熊十力虽无关于《春秋》之专门著述，但在其《读经示要》（1945年）、《十力语要》（1947年）、《原儒》（1956年）等著作中，对春秋公羊思想多有现代诠释，饶具创意。如在《读经示要》中用将近百页的篇幅说明公羊的“三世”义，运用了现代进化论的观念，阐明三世的治道与治法，这可以说是超迈了前人的系统论述。又如对《春秋》与《周易》、《周官》等经之关系的考察，更是借助于现代哲学的方法和眼界，做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推论。 正是在先辈学者们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之上，蒋庆一方面拨乱反正、大力纠弹以古史辨派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史学研究对公羊学的涂污，以恢复对经典、对经史、对前贤的应有敬意；另一方面循着新儒家所开创的路向，把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和现代化的学术建设结合起来，寻求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之路。和新儒家不同的是，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一书中表达出一种更为急切的社会制度建构的愿望，将公羊学资源和现代政治理念嫁接起来，做了许多大胆的论断和臆想性的憧憬。他认为儒学可分为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心性儒学以宋明理学为代表，而公羊学则代表了政治儒学。经学解体以来，新儒家对心性问题阐发颇多，对心性儒学有重要的发展，对西方的精神性回应也算成功；但在制度化的建设方面却乏善可陈，长期地陷于困境。“现在的问题是心性儒学偏盛，政治儒学受抑，儒家传统不清、儒学资源不广，所以需要划清儒学的两大传统，全面正确地理解儒学，并需要重新讲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还儒学传统的本来面目”（《公羊学引论》，第9页）。所以他要做的工作似乎是想补上新儒家的缺失，为所谓“新外王”探寻一条可行的道路。 以制度化焦虑为核心的急切的现实关怀，使得蒋庆对公羊学寄寓了无限的深意，涂染上了过多的理想化的色彩。他不但相信《春秋》为孔子所作，《公羊传》为孔子自传，春秋公羊口义为孔子亲说；而且坚持孔子可以为王，孔子作《春秋》是在为千秋万世立法。在对公羊学基本思想（作者将其概括为“《春秋》新王说”等十二义）的论述中，处处可见作者的执拗，于历史上某些公羊家的说法确信不疑，很少现代意识的分疏和批评。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学术研究当中，殊为罕见；比之被时论视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新儒家们实在是又有过之。正像梁治平在该书序中所言：“他的立场是信仰者的立场，他的信仰是生命鼓荡其间的信仰。”而且《公羊学引论》也不可被视之为是恢复传统的经学述作，“这自然不是学究气的经学研究，而是贯穿以生命信仰的致用之学”。正因如此，学界以现代学术的眼光和标准对此书多不可置评，也难以置评，而大多保持了沉默。实际上，经学解体以来涉及到公羊学的研究，基本上是走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路子，而很少思想上的肯定和阐发，蒋庆《公羊学引论》的问世，不啻是为经学资源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创辟了一条新路，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出了一道待解的难题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