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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儒学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兴趣，儒学形态的多样性和理解的复杂性也日益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是从经典描述来定位，还是着眼于现实生活中活的形式？是重视经典的学习和儒学知识的普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推广儒家做人的道理并且实践之？入路的多样性和选择的复杂性，让一般的老百姓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而社会上对儒家的理解和看法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如何应对儒学复兴大潮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学界在不断的思考，处理我们熟悉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儒学内容和今天现实生活中所展现出的、复杂的儒学形态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真实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者着眼于所谓“民间社会”层面的考查，用实践性的眼光来分析儒学所发生的变化，试图从民间性来说明今天儒学发展的复杂问题，并且对未来儒学的走向做出大胆的寄望，欢呼民间儒学的兴起。但是说到民间社会，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究竟什么是“民间社会”？并没有一个准确而恰当的定义，可能学术界的研究，比如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或哲学，一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看法都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型。什么叫民间？按一般老百姓的理解，大概就是与官方对应的，就是一个体制外的，从今天的社会结构来讲，它不是一个单位，不属于企业或机关，而是私人性的，或者属家庭这样的场合，它不是官方背景的，不是单位体制的，这大概就是最通俗的理解。这样一种民间社会，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把儒学和民间社会联系起来，对于我们理解与分析当代儒学的境况究竟又有那些意义？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究的话题。 一、“王官学”与民间性 从儒学的视野来看民间社会，实际上是广大无边的。儒家学派在创立之初，它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主要是周代的礼乐文化或三代文明的遗产，那基本上是从贵族文化延续过来的，即带有“官”的背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刘向、刘歆父子提出、被《汉书·艺文志》所延用的一个说法，就是“诸子出于王官”。所谓“王官学”，就是所有的先秦思想和各家各派，原本的身份都是属于官学，都有贵族教育的背景。我们经常说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先河，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当时的文化教育都是官方背景的，孔子是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开始了“私学”的新历程。所以从源头上来讲，“官”和“民”实际在儒学一开始就包含有这两个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胡适写了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讲“诸子不出于王官”，对刘歆以来、以及当时章太炎的说法提出了批评。他强调诸子学术“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应该从思想的时代性和新思潮的意义来理解诸子的兴起，强调它的草根性，而不是完全跟所谓贵族的旧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在五四时代，因为要强调社会变革、提倡平民文学，所以围绕着“官”和“民”的问题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翻转。 分辨儒学的“官”与“民”的身份，其意义和价值何在？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从儒学的庙堂身份和经典传统来讲，它肯定跟历代的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形态，跟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基本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身份特征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延续、对中华文明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是一个主干性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形式，所以便与政治统治和文化权力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这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自然，因为儒学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的。当然除了“官”的身份之外，我们说儒学也不光是高居于庙堂之上，它也是深入于民间的，跟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不能完全按照体制的或庙堂的视角来理解，而应该看到它是深入民间、走入生活状态的，是和社会更广泛的层面结合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儒学和民间社会的关系，大概就是从这个意思来的。 民间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域，如果按照一般对民间的理解，大概除了官方形态以外的、在体制之外的，都可以归入到所谓民间的范围之内。但儒学发展和成长的过程，特别是它的知识形态和思想创造，往往又是和体制化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所谓自发的形式。譬如隋唐科举考试兴起之后，它相当于是一根指挥棒，成为按体制的意志来调节的特别方式，只有按照体制化儒学理解的路子走，才能获得相应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整个科举时代，一直到清朝末年，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是受这个体制引导的。当然在宋代理学兴起以后，尤其是书院这种方式，也体现出了很浓厚的民间色彩，但书院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有些跟科举制度和官方的背景比较密切，有些可能是游离于主流系统之外的，这个层次和边界的划分比较复杂。宋明以后，整个书院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中和科举体制的要求和民间的一些理解，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把“官”和“民”的意愿融合在一起。明代心学兴起之后，尤其是阳明后学的形态，其民间性的色彩非常浓厚，有些人物就很难说跟当时的儒学主流是一条阵线，可能包含了一种歧出的、自发的意识和力量，想重新给儒学增添活力。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学发展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很难按照一个模式来讲儒学。但从总的形态来讲，儒学的学理或士大夫的背景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它的经典系统，不管是汉代立五经博士还是隋唐后科举考试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整个对儒学的理解或儒学的传递是在一种秩序化的、威权化的结构里面来运行的。而到了现代社会，没有了这么一个体制环境，儒学在学界、在官府没有了，实际上在民间也没有了，变成了所谓的“游魂”。因为儒学跟整个现代的体制都脱钩了，原本在传统社会里面，儒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有相应的社会制度保障及其附着的形式，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进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的所有层面都处在了与社会现实脱钩的状态，既不是“王官学”，也没有了真正的民间性。 二、“儒学在民间”与现代性 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就是所谓的“儒学在民间”，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知识界对儒学已经相当隔膜，大都是反传统的想法，有些先生就说：在城市里面、在高校和知识界已经看不到儒学了，也就是一般公家身份的职业人身上已经找不到儒家的影子，但在广大的农村还能看到儒家的印迹，也就是儒学在乡下还有它深刻的影响，儒学在民间还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存在状态，按照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说法，就是一种“心灵的积习”或者是“珍藏在心中的影子”，它还在潜移默化地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所影响，尤其是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在一些老农的意识里面，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还能看到传统儒家的一些印迹，包括为人处事、日常生活中那些做人的道理，他们都还在亲身实践着。但我想在今天这个问题可能又有变化了，因为这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农村之境况实际上跟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跟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时的观察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几十年前的中国还处在一个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有一些沿海的区域和都市可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多些，而稍微封闭一点的广大乡村地区可能还保留着传统的印迹，在一般农民的身上还有着浓厚的儒家色彩，在他们的道德意识和日常生活理念里面还有不少儒学的印迹。但这二、三十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随着都市化进程的急速展开，农村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整个结构都改变了。当时的一些乐观的说法可能今天需要重新去思考，就是对所谓“儒学在民间”的理解要有一些改变。现在再讲儒学和民间的关系恐怕就不是当时的那个意思了，我们已不可能把儒学复兴的希望只寄托在固守乡土的老农身上，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仅靠那一点点资源，这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所具的力量和意义都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重新给民间或民间社会做一个定准的话，应该在观念上做一些思考、有一些创新的理解。 当然我也非常赞赏，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学者深入到乡村去做儒家文化的普及工作，从事乡村儒学的建设，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现在的广大农村地区，也同样缺乏儒学的教育，这方面也处在一个传统缺失的状态，说农村比都市的儒学土壤要丰厚，或色彩要浓些，现在已不是这个情况了。乡村里的道德问题，跟传统日渐远离的状况已经非常厉害，再加上现在很多人都搬到城里居住，整个状况跟过去的情形已大不一样。所以，现在除了做乡村儒学建设，在农村大力恢复忘却了的儒学记忆之外，更为重要的“民间”的眼界，应该转向今天的都市生活，这个社会状态已经渐渐地成为我们今天的主流形式。至少对于像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这样的区域来讲，民间就不是一个乡村儒学的意思，你在这些地方讲乡村儒学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和价值了，所以现在要讲“新都市儒学”。就是说在现代都市的生态环境下，我们怎样去发挥民间的活力，它不是政府组织的，也不是一种体制化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居住的现实环境里，怎样来体现和发扬儒学的精神，这对于今天都市化的社会结构来讲，才是最为急迫的问题。所以，民间社会可能有过去的图景、有过去的理解，但在今天，“民间”的意味和内涵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化的。正像郭齐勇先生所说的：“现代儒学除了乡村儒学的重振，更为主要的则是城市儒学的建设。……我们所说的城市儒学的建设，是努力使中国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即儒家的仁义之道，透过家庭、学校、社区、企业、机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运用网络等技术手段，亦可以尝试通过冠婚丧祭之家礼等宗教性的仪式，在每个国民的心中扎根，促进公民道德的重建。”在中国历史上，所谓“官”与“民”或“公”与“私”的格局，在当下的这个“民间”，可能就是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别，它不是由体制的方式来组织和动员的振兴儒学的活动，而是由广大的市民、一般的老百姓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需求和想法，是从人们的内心所激发出来的一种对儒家思想的情感，现实需要儒学的滋养，或者在日常的生活中怎样去践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所以，这些活动的开展，就是当下的民间社会和儒学发生联系的具体意义之所在。 来自民间的热望所展现出来的方式，实际上是有它自身的活力的，甚至是有它的魅力的。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方式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如果运用得当，它可能对儒学的普及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因为所谓民间的儒学，或民间社会的接受形态，与正统的学理派、与义理层面的精英传递方式是有很大差别的，它的特点就是所谓“接地气”，即跟日常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应用型的儒学，讲“活学活用”，有非常强的切己感和现实关怀。也就是说，民间的传递方式有着很强的草根性，它可能不太讲特别理论化或系统化的东西，而是就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以一种实用的眼光来谈思想或义理，往往有很强的生命体验或生活体会的意味在里边，跟日常的经验有一个紧密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恰恰与体制化之后的儒学研究或者学理性的儒学传统是大不相同的，对于经典化之后的儒学系统来说，这方面可能是一个缺憾。尽管历代的儒学大师也有面向生活实践的一面，但总的来讲，像经学研究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面。而在今天，像大学的教授或博士们研究儒学，按照他们的理路来讲，这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 民间儒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按照学理来理解的儒学分际，它有时候是一种比较混杂的状态，可能是儒、释、道不分的。像民间儒学的很多实践活动，或者民间的儒学讲法，往往就有这个特征，到底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还是儒家的，有时候分不太清楚。而这恰恰也可能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优秀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很强的排他性，不是说我是讲儒家的，就绝对不能粘染佛教和道教，有时候是把这些资源都拿来活学活用，把它混在一起，只要跟我的生命实践活动可以结合起来，不管是佛家、还是道家、还是儒家，反正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个恰恰可能体现了中国文化没有排他性的特点，它有很强的统合力、或者包容性，可以容纳其他的一些不同思想体系的东西，这可以说是儒、释、道各家所共有的很重要的特征。因为跟西方文明相比、跟基督教传统相比，中国文化恰恰在这点上有它很强的优势，排他性较小。这个特点在民间社会尤其显著，民间儒学的身上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果说所谓民间性对中国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它是儒学在社会底层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 三、寻找新的“公共空间” 我们今天讲重构儒学，实际上是在重新培植一种土壤，因为传统的民间社会、农业社会或“乡土中国”，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图景了，它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历史回响和记忆。随着中国纳入所谓“世界体系”，在现代化的急速奔跑当中，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变化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已经彻底改变，跟历史上的或古典形态的儒学所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所以不管是提倡儒学也好、弘扬儒学也好，都不是要回到过去的那种乡土中国的儒学状态中去，那不是我们未来儒学复兴的目标。我们今天需要的实际上是重新培植儒学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田和心灵里面的种子，也就是要找回我们已经失落了的、作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那些根本价值。这个话说起来好像很抽象、很玄虚，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体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们与他人的交流，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方式，我们做人的态度，这实际上是每个中国人都在不断思考的一些东西。过去的一些价值或对于我们的一些引导，可能跟儒学的很多价值是有相当距离的，甚至是冲突性的，比如说斗争哲学。经过一段痛苦的历程和一种深刻的反思之后，我们今天来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试图从儒学里面寻找生命的价值源泉，这实际上就是在重新培植心灵的土壤。原来我们的心田可能是已经处在了比较荒芜的状态，我们现在要使它丰厚化，使它能够把这种精神的力量怎么样培育和发挥出来，所谓复兴儒学就是这个意思。 就民间社会而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一些东西都已经逐渐瓦解，甚至是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工业化的步履和现代化的加快，我们原有的对儒学的一些记忆，包括建构在农业文化形态上的好多东西，现在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已经相距甚远。在现代中国或当下的社会，除了“现代化”对儒学的解构之外，还有一种过去对儒学长久的政治批判，这给几代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创伤，使得我们对传统往往是陌生化的，甚至是带有了某种敌意，将其视为是一个包袱，视为是前进道路上的一种障碍，这种心理或观念在我们几代人的思想意识里面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现在讲民间社会，就面临着怎样从那种对儒学错误的、或者陌生的、或者不理解的状态之中走出来，重新找回我们的价值根源，重新找到我们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对儒家传统或古典文明形态都会造成一种瓦解或某种毁坏，比如在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在历史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可能都面临着传统和现代的纠结。中国也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过去说走向现代化就要抛弃传统，就是在按照这个告别意识和二分逻辑来对待儒家资源的。但经过这几十年后，我们认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对待传统价值是一种幼稚的方式，因为一个文明的历史长河不可能把它切断，它总是在一种非常多样化的情景之下慢慢的流淌，所以不管你意识到了还是没有意识到，它实际上对这个文明一代一代的人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现在我们聪明了，都意识到我们的文明传统不是包袱，而是丰厚的资源，是我们精神的养料，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我们目前的这些想法，跟几十年前对儒家、对传统的理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除了现代化对传统的冲击和解构之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填补过去留下的一些空白，因为几代人对儒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很疏远了。特别是在四九年以后，大陆对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的继承弘扬实际上是中断了，儒学的土壤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批判中都把它给铲除掉了，所以我们这几代人是处在心灵荒芜的状态，跟儒家的价值，包括它的基本经典都非常的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人提倡读经，包括国学热的兴起，都跟这个特定的情景和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所谓的民间社会，还是处在一个逐渐培植的过程当中，它一方面有自发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今天的时代潮流，大家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要把传统的活力挖掘出来，使儒学生长的土壤丰厚起来，这跟过去对待传统的态度、对儒家的错误理解和“告别”的情绪是很不一样的。对儒学价值的重新认识和挖掘，就是在培植一种民间性，激起一种新的时代风气和产生新的意义。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固体性的“民间”，好像几所老房子或几颗老树立在那里，“民间”实际上是一个活的图景，是一个活动的形态，也是一个逐渐呈现的东西，即在社会思潮的不同作用之下，可能开始出现的这么一种景象。 从儒学的现实情景来思考，所谓民间性的理解又可以和时下的一些学术概念来做一个联想和比较。比如“市民社会”，跟今天所讲的民间社会在语用上就非常接近，有时候在翻译的时候，可能法学、政治学或者研究黑格尔哲学，用市民社会比较多。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像哈贝马斯这些人讲公共领域、公共空间问题，今天比较多的就用了“公民社会”这个说法，但传统上或我们老百姓俗用的还是民间社会。实际上，这几个概念在内涵上是有交叉的，我们所讲的“民间”多少有一点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不光是回到传统的所谓乡土中国的民间性上，也包含了在现代的中国文化状态里面，怎么样来构筑这种新的空间，即公共空间、公民社会的问题。这种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它实际上是在一种文化运动中相磨相荡、一点一点来呈现的过程，逐渐在形成和扩大它的影响，儒家思想今天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话题。都市化的情景，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特定的东西，它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农业生态逐渐向工业化文明形态过渡之后，人口大量迁徙，脱离了原来宗族居住的环境之后，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和一种新的结构形式，这种都市化状态要不要儒学，或者说还有没有儒学可以生存的空间，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讲儒学，就是要在所谓新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的意义之下，来找它的生长点或结合部。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现成的内容，不是说老祖宗已经把这个问题都交代清楚了，而是要靠我们新时代的中国人在新的环境下怎么样去做一种新的创造。儒学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有不断发展的可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每一代中国人可能都面临着如何转化它的问题。 四、传统的复活 民间性所植根的土壤形成了无形的力量，成为后续发展的导引或者吸附力，常常使后人着迷，欲罢不能，这可能就是文化的魅力，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传统”。传统有时候好像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记忆的绵延，可能是在几代人之间，从祖辈有这个生活的感受，后来有意识地承接下来的东西，慢慢就构成了一个传统。儒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几千年下来，到今天我们还在讲儒家的思想，就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儒学对生活的浸润，体现在每一个细微的环节上，你的每个观念或行为可能都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印记，有时候可能是学理上的、比较清晰的一种灌输，有时候则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行为细节上的不经意间的顺应，这大概就是儒家在整个中华文明里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所在。它对于这个文明形态来讲是一个强大的支撑，就是一说中国文化，一说中国人，肯定马上就会想到儒家。 传统是非常奇妙的文化现象，又是很复杂的历史观念。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过一本书，提出了两个概念，即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后来这套理论对整个文化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像80年代海峡两岸学术界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时，经常会引述到所谓大、小传统的说法，亦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或“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区别。像是主流的“官学”或者学理化、体制化的那种系统，学者们在一种比较规范的研究方式下所形成的内容，可能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的大传统，它是一个社会不断地正面弘扬和传递的东西。譬如一般讲到儒家，肯定就是孔子、孟子、荀子构成先秦的这个阶段，然后到两汉的经学，一直到隋唐，宋明时代即是理学，到今天一说儒学，肯定就是新儒家，即熊十力、牟宗三这些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传统。它在文化记忆里面始终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形态，这个就是大传统。那么小传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广大的民间社会的形态，可能没有很强的学理性，甚至是杂乱无章的，若隐若现，一会跟儒学有关系，一会又跟儒学没有关系了，但它始终是一种涌动的、有活力的东西。有时候它只是表现在心中或者在行动上，不一定有系统的语言表达，更谈不上文字的书写，可能就是一些观念的记忆或暗中在支配你对生活的态度的那些东西，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小传统。这个小传统与书写的大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靠典籍的传递，而往往靠生活的记忆，靠日常行为的一些潜移默化影响的力量，所以这个跟所谓的士大夫文化或所谓的精英文化在形态上就有很大的区别。 这两个传统在儒家里面都有，儒家有它很强的主流形态的陈述和传衍历史，每个阶段都有典范人物，有不断传承的经典叙述形式，它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架构。但儒家除了这个外，之所以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扮演了那么重要的角色，两千多年后我们还在这里讲儒家，就是因为它有很丰厚的民间社会的土壤，在小传统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和力量，以至于它深深地扎根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它的有意识的亲近和接纳的程度不一样，比如在隋唐时期佛教兴盛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比较多的接触到佛教。到了五四以后，随着“批儒反孔”风潮的兴盛，一般人可能也跟它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说，通过一些特殊的观念传递方式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百姓的日常行为中，儒学还是有强大的力量的。包括像文革时“批儒反孔”那么厉害的风潮，很多人的处事方法以及对做人道理的把握，实际上还是受到儒家的影响。包括今天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有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可能不少人对儒家有陌生感或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依然还有儒家观念的记忆，在做事情的时候，或在处理一些问题的分寸上，好像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跳了出来。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体会，这大概就是小传统在起作用，它有时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像气息一样，在不经意间就在传递和蔓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功能和作用，这大概就是小传统。后来有学者说，这个东西应该才是大传统，因为一个文明、一个文化形态能够保持长久，能够发挥巨大的能量，如果没有了这个东西，那典籍写得再精妙都没有意义，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它才是大传统。而士大夫的那种精神性文化形态才是一个小传统，因为那是比较狭窄的，是象牙塔里面的东西。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里，对这两个概念有很有意思的论辩。由此我们说，“民间”的意味在未来儒学发展或复兴的过程中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我们现在只是把经典的东西恢复一些记忆，让学生读一些经典，或者推广读经运动，只是做一些书本上的活动，这大概对大传统记忆的恢复会起到一些作用，让大家对经典文化有一些亲近感。但我们怎样把这些东西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状态有所结合，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形态，这大概才是最为重要的，也就是刚才讲的小传统的问题。而这个东西是现在最为缺乏的，是今天我们讨论所谓“民间”的最重要的意义之所在。 从小传统的散乱无章和缺乏有序性而言，民间社会或民间自发的热情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民间的想法和行动可能是从各种资源里面迸发出来的，它的出发点和目标都不一样，这里面难免会有一种盲目的色彩，凭着一腔热情，有时候发展方向或对儒学本质的把握就会出现偏离，这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如此。所以传统上儒学大师都要辟佛老，对民间混杂的现象有一种理性批判的精神，要去做鉴别工作。实际上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就不断地面临着怎样恰当地对待和处理民间性的问题，一方面民间对儒学的发展和繁荣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随顺着民间的想法和意愿走，今天依然还是面临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民间很有活力，对传统的复兴有兴趣，对国学普及有热忱，对儒家思想的实践有一种渴望，但另一方面往往又处在一个自发的状态，缺乏很好的引导或系统的训练，这里面难免就会产生一些泥沙俱下的情况。现实中有些不好的苗头，甚至跟儒学没有什么关联，八竿子打不着，甚至可能是反儒学的那种观念或倾向，也都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过市，这对儒学就不是一种弘扬，而是成为一种伤害。所以从这个层面，我想对学者而言，他们对儒学的知识掌握得比较系统，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有一种清醒的、理性的眼光，不能完全对民间的东西没有鉴别性，完全随顺着潮流走。他们应该扮演批判者的角色，要发挥这种文化功能，因为历史上的儒者就是这样的，对民间的东西不是一味地凑热闹，而是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价值尺度，有一些标杆。如果说民间现象跟儒学的东西正好是悖谬的，或者是相反的，那就应该出来指正其不足，甚至对它有一种批判，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对民间儒学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应该秉持一个比较客观的、有分际的态度，而不是说只要是打着儒学旗号就都是好的，那就失去了儒学所追求的“正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