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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字勿恤，号盘山。一九五三年十月生。籍贯江苏徐州，出生、成长于贵州贵阳。 青年时代，值“文革”之厄。政局飘忽，文教荡然，无缘深造。初中毕业后，入工厂做工人。四年后应征入伍，至云南楚雄为兵丁。服役三年半，退伍返家。此时“文革”结束，高考恢复。遂于一九七八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一九八八年，调至深圳行政学院供职。 蒋先生大学所习为法律之学，然不乐以此为业。其学泛滥百家，以儒为宗。坚持“学在民间，道在山林”之立场，与目下学制学风成方枘圆凿之势，格格难入。遂于二○○一年，坚请提前退休，栖身林下，修道讲学，守先待后。 早年好词章，后喜深湛之思，折节读书，究心古今中外有关宇宙人生历史文化等方面之学问。出入儒释道耶诸大教之间，上下求索学问之真谛。久之，乃安于儒教之学，以之为生命学问之依归。 儒学本吾国立国之教，百年来，逢时不祥，屡遭厄运。经“五四”、“文革”重创之后，几乎荡然无存。幸海内外尚有以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大儒为代表之新儒家学派，出而为中流之砥柱，守护、阐发此学。上世纪八十年代，蒋先生倾心新儒学，肆力阅读诸新儒学大师之著作，受其沾溉。亦曾谒访梁漱溟先生，受其勉励与鼓舞。一九八九年发表于台湾新儒家学派刊物《鹅湖》上之《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可谓蒋先生此一时期之代表性作品。此文指出：中国未来之出路在儒学之复兴。虽然儒学之本根植于祖国大陆，然鼎革之后，儒学传人乘桴海外；经唐、牟等大儒之努力，儒学在海外得以发扬光大。目下需以海外之新儒学“反哺”祖国大陆。文长亹亹数万言，言词剀切，痛快淋漓。可谓之为“文革”后儒学复兴之宣言，堪与四十年前牟、徐、张、唐等大儒所发表之《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辉映。 一九八九年后，基于现实刺激并本于个人认识，蒋先生渐不慊于新儒家，以为其学专言宋学而有忽于汉儒，未能窥孔教之全；其“新外王”复不得吾国礼乐政教之本，徒以西洋外来之民主法治为外王，于吾国之固有政治智慧未能善加绍述，有“变相西化”之嫌。乃究心经学，以汉之今文经学实为儒家政治智慧之渊薮。攻苦有年，成《公羊学引论》，于一九九五年公诸于世。断之曰： “吾儒之学，有心性儒学，有政治儒学。宋明儒学为心性儒学，公羊学为政治儒学。二学性质不同，治世方法各异。然二学均得孔子之一体，在儒学传统中自有其应有之地位与价值。惜千余年来，心性儒学偏胜，政治儒学受抑。时至今日，心性儒学宗传不断，讲论不息，大儒辈出，政治儒学则无人问津，学绝道丧，门庭冷落。职是之故，孔子道术既裂，儒学传统不全，如车之只轮、鸟之独翼，国人只知吾儒有心性儒学，而不知吾儒有政治儒学，无怪乎谈政治者只能拱手让于西学矣。”（《公羊学引论·自序》） 拈出“政治儒学”，是蒋先生之特识，不仅对自由主义西化派蔑弃传统之民族虚无主义是一声有力之棒喝，对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之新儒学所表现出之可能之偏颇，亦有矫正意义。“政治儒学”之提出无疑为儒学在当今世界之新发展、当今学界之新景观，亦蒋先生学术立场之贞定也。 《公羊学引论》问世之后，蒋先生即一直致力于“政治儒学”之发掘、阐释工作，并思考如何立足政治儒学以回应当今中国之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制度建构问题、中西文化问题以及儒学之未来发展问题。多年后，将所思结果汇为一书，此即二○○三年出版之《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也。此书将《公羊学引论》未尽之意，详予推阐。究极天人，折衷今古，衡论东西，力以王道政治为天下倡，极富创见，对当代思想界已产生重大影响。该书认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相埒，同为孔子所创，有其源远流长之传统，其中凝结着儒家特有之政治智慧；民主法治乃西方文化土壤中生出之制度，并非人类普世之“共法”，今日欲再造中国政治制度，必须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原，充分吸收政治儒学之智慧。而书中关于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础”之论述，其在理论上之开创意义尤令世人耳目一新。蒋先生提出：王道政治乃至任何合法之政治秩序必须同时具备三重合法性基础，即超越之基础、文化之基础及民意之基础： “（王道政治之外王理想）以‘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以‘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以‘大一统的尊王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无论古今中外，凡政治秩序欲合法，必同时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础，即必同时具有民意（世俗）、超越（神圣）、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基础，缺一必不能合法。”（《政治儒学》，页210。） 蒋先生所揭橥之王道政治，或许有学者畏其陈义太高，难以落实，然欲使现实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酿就人类之大患，吾人不可不悬此以为政治祈向之鹄的也。 蒋先生以“政治儒学”名世，然心性儒学亦其素好，造诣湛深，撰有《心学散论》若干篇行世。东瀛冈田武彦先生是当代世界儒学界之大儒，其学尚体认，重切己受用，与明儒中之江右学派相近，走“超越的逆觉体证”之路，以“归寂证体”为宗。蒋先生与冈田先生有道交，深受其影响。若牟宗三先生之以阳明学为底里之“道德的形而上学”，蒋先生则不之甚喜。蒋先生惯于以传统心性儒学之直指心体、直抒胸意之言说方式论学谈道，以为繁富新巧之思辨分析、九曲十折之义理演绎易致学问流为概念之知解解析系统，无当于身心。因此曾谓牟先生之学为“歧出之王学”。此说于牟先生之学恐未必平恕，然于此亦可觇蒋先生心性之学之传统特质及其易简之风也。 蒋先生于发明大道之同时，亦不惜力于儒学之普及教化工作。曾倾两年之力，编就《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诵本内容皆采自儒典中之醇之又醇者，有其一以贯之者行乎其间，非杂然无统、斑驳不纯者之可得比而拟之者也。洋洋十二册，播布社会，厥功且不赀矣！ 长久以来，痛感今世之学校无力胜宏道之任，未可培植学行兼备之儒士，乃发大愿，仍前儒旧贯，创办民间书院。苦心孤诣，颠踬奔走竭蹶筹谋近十年，所创阳明精舍卒告其成。地处黔中龙场，明代大儒阳明子成道之地也。书院屋舍挺然翼然，兼有山水之胜，清肃雅洁，俨乎儒教道场。此数十年来吾国人所未之或闻之鸿举也！ 先生为人精健昂奋，发强刚毅。以礼约身，不越儒者矩矱。满腔仁心，时而出之。悲愿宏志，塞乎天地。与人接，和乐恭安。接引后学，循循善诱，即之如沐春风。闲居之际，间亦一弄箫管。一曲既罢，林樾寂寂。 赞曰：粤自“五四”以来，天下滔滔，吾儒之学凋零日甚。幸梁熊唐牟诸大儒出乎其间，守死善道，讲论不辍，使吾儒大道得延续不绝于一线。今春秋代谢，诸老师大儒皆归道山，仪型藐焉无复可资仰瞻，每令学者心生山川寂寥之慨。值此绝续之际，蒋先生特力拔起，卓然挺出，兢兢体道弘道，数十年不稍弛懈，其悲愿之大，骨力之坚，用功之勤，体道之深与夫陈义之高远宏富，环顾今世，指不屡屈也。噫，能不令人扼腕欣慨！ （二OO四年七月十三日草就于阳明精舍会讲之际，同年十月九日改定。米湾谨识于京南郊外之淡甘书屋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