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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在简帛网站上发表《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一文，其中讲到“鲁穆公开始执政于公元前415年，《史记》说鲁穆公在位33年，应该执政到公元前383年。”因为该文主旨不是考证年代，并未就此展开讨论或加详注。 文章发表后，高正先生即寄网主一封短信，标题赫然醒目：“姜广辉教授首发文章中历史年代错了”，正文先引上述拙文，然后愤然兴师问罪： “请问根据何在？这属于凭空杜撰，妄改史书的常识性错误。这能作为坐标吗？谨请贵网将我的这封信公开上网，就此问题展开学术辨论！” 这封信在网上贴了许久，我并没有回应。不是我承认真把历史年代搞错了，而是我觉得不值得回应。因为我不知高正先生是在哪里学的历史，他还没有学会尊重别人，也不懂学问之道，况且这个问题早已为钱穆先生所解决，并为许多学者所认可，只是高正先生读书不到，未曾寓目而已。后来梁涛先生写了一篇《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与高正先生商榷》，基本上回答了高正先生的问题，我就更不必回应了。 最近“孔子2000网”发表梁涛先生《子思行年考》，随后高正先生发表《“鲁穆公元年”问题考辨》，旧话重提，又说：“这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是运用带有疑问的材料，进行主观任意的推求而得出的结论。”高正先生较前进步的是，他找来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读了，因此不再说“请问根据何在？这属于凭空杜撰”之类的话，而是说“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运用带有疑问的材料”，进而又说钱穆先生也弄错了，说我们“不应盲目沿袭昔日国学大师成名作中偶而失误的观点”，否则必然“牛头不对马嘴”云云。 我看了此文以后，觉得不应再沉默，因为我认为这不仅限于弄清一个历史问题，也关系我们应以什么态度和什么方法治学，高正本人有必要受一次“再教育”，否则听凭此类文风污染文坛和媒体，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坦率地讲，高正先生研究先秦史，虽然写有一部他谦称为“习作”的《诸子百家研究》，但并没有找到“感觉”，这“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顾炎武所说的自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即《左传》终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在此一百三十三年之前，因为有《左传》一书的记载，年代很确切，在此之后因为有《战国策》一类书籍，年代也有凭据。唯此中间一段历史年代多模糊不清。也就是说，这一段历史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并非如高正先生所说有“确切而早有定论的史实”），以致连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历史学家出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年代差讹，《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和《鲁周公世家》年代多不相符，其原因主要是文献来源不同，且极简略，无法做到去伪存真，因而两存其说。而生活在此一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如墨子、孟子、庄子等人的生卒年代也多不能确知，正因为这样，钱穆先生才有《先秦诸子系年》的系统考辨大著。 古书在传抄、流传过程中，年代数字很容易错讹脱漏，如三作二、六作八、七作十之类，如果相同或不同的文献版本关于年代的记载互异，你凭什么来辨别孰是孰非呢？历史学家有一个办法就是以一些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作为历史年代的支点，然后上推或下推，求得与各相关文献记载的契合，方可作为立论的依据。 《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在位二十七年；其后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后鲁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其后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其后鲁共公在位二十二年；其后鲁康公在位九年，其后鲁景公在位二十九年。其后鲁平公立，鲁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 对于鲁悼公至鲁平公几代鲁国国君，《史记》除了记载其在位年数外，关于他们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其原因即在于“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而在这一连串的年代数据中，孔子卒年与秦惠文王卒年是两个确切可靠的数据，可以作为历史年代的支点，说白了，这两个数据不能动，如有年代差讹，只能从中间的数据找原因。而“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的说法则不可靠，这也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南朝宋裴駰《史记集解》引徐广语曰： “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于秦惠王卒、楚怀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而反违《年表》，未详何故。皇甫谧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终庚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很遗憾高正先生读其文而不懂其意。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一是说，还有另一传本的《史记》所记鲁悼公在位是“三十年”，而不是“三十七年”，两种说法以“三十年”说法较合理，因为它能与后来的秦惠文王卒年（公元前311年）和楚怀王死年契合，而秦惠文王卒年是一重要的历史年代的支点。二是说鲁悼公以后诸公在位年数“尽与刘歆《历谱》合”，刘歆作有《三统历》和《三统历谱》，精于历法和世谱，《三统历谱》是一重要的检证标准，所以《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记鲁悼公之后诸公在位年数相当可信，可是这一说法与《史记·六国年表》相乖违，这里已隐然影射《史记·六国年表》值得怀疑，因为此有据，彼无据。三是说，关于鲁悼公在位年数尚有另一说法，录以备考：即晋皇甫谧云鲁悼公在位四十年，其元年是辛未年（公元前470年），终年是庚戌年（公元前431年）。可以说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无论是今本《史记》的《鲁周公世家》或《六国年表》关于鲁悼公在位年数是存在重大疑点的。然而相比较而言，《史记·鲁周公世家》比较可靠，因为其资料来源是鲁国史，是鲁人记鲁事，《史记·六国年表》的资料来源就不甚可靠，是某一国人言诸国史。 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其中第四十七节《鲁穆公元乃周威烈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已明确讲：《史记·鲁周公世家》可信，《史记·六国年表》不可依。他的考辨实际上是接着《史记集解》进行的，经过他的推算，按照徐广说的“鲁悼公即位三十年”下推，与后来的秦惠文王卒年（公元前311年）这一历史年代支点尚差一年，若鲁悼公在位三十一年才相密合。因此他怀疑《史记集解》所言另一传本的《史记》“悼公三十年”脱一个“一”字，应作“三十一年”，即定鲁悼公元年为甲戌年（公元前467年），三十一年终，为甲辰年（公元前437年）；鲁元公元年为乙巳年（公元前436年），二十一年终，为乙丑年（公元前416年）；次年丙寅年（公元前415 年）为鲁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一年。他所确定的鲁穆公元年，比按《史记·六国年表》所推算的公元前407年移前八年，比按《史记·鲁周公世家》所推算的公元前409年移前六年。而以公元前415年往下推，正好与秦惠文王卒年（公元前311年）相密合。 此外，钱穆先生又举出一些旁证，证明这种推算是合理的。子思是孔子之孙，孔鲤之子，孔鲤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活了五十岁，亦即卒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即在孔子之前四年去世，即使子思是遗腹子，也不能晚于公元前482年出生，假定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距孔子卒年已七十五年，《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六十二而卒，那就不可能做鲁穆公的老师了，即使“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子思做鲁穆公的老师时，至少（！）已七十五岁，那不是过于老迈吗？钱穆先生又考证，陈庄子卒年在齐宣公四十五年（公元前411年），当时曾赴告鲁穆公，假如鲁穆公元年如《史记·六国年表》所说在齐宣公四十九年（公元前407年），或如《史记·鲁周公世家》所说在齐宣公四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那鲁穆公尚未即位呢！ 将鲁穆公元年定在公元前415年，这是自南朝学者裴駰至现代学者钱穆一千五百以来的一个考证成果，应该视为定论。可是高正先生其始无所知，即知之后仍不能虚心吸收，却仍然坚持最不可信的《史记·六国年表》的旧说法，认为是“确切而早有定论的史实”，反说别人犯了“凭空杜撰，妄改史书的常识性错误”，确实，高正先生正停留在《史记·六国年表》的“常识”上，但历史研究要求学者不能仅停留在“常识”上，尤其不能停留在错误的“常识”上。现在专家教授之滥，正在于停留在一些错误的所谓“常识”上，而犹以为这是“确切而早有定论的史实”，以为全部学问皆在于此，这不是学术界的悲哀吗？在学问上，无知并不就是缺点，因为无论多大的学者皆有所知，有所不知。缺点在于没有虚心学习、平和讨论的态度。这是我向高正先生所诚恳指出的。 其实，关于这一历史年代的考订，是我在写《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之前就已进行过的，历史学论文要求我们“无一字无来历”，但经过多方考订而写出来之后只是一两句话而已，若将所有考订过的问题一一写出，那文章不知要有多长。其实在内行人看来，这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最基本的工夫，尚属于“小儿科”。我们不认为这就是学问，我们有更重要得多的问题要思考和讨论，高正先生曾要求“就此问题展开学术辨论！”我两年多并没有回应，也未打算回应。现在高正先生再次挑战，我不得已而辨之，这正像孟子所曾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