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当代检视  儒学在中国发展了几千年，从孔子到现代经过了五个阶段：先秦、两汉、宋明、近代和现代。每个阶段代表的意义都不完全一样。 我们大致可以指出，在先秦，儒学形成一个整体系统，具有发展潜力，是基础化的胚胎时期。基于先秦儒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汉代儒学可以用董仲舒的政治儒学为代表。至于政治儒学的概念却需再探讨。通过隋唐经典化的过程，宋明儒学逾越了经典的架构，发展出心性宇宙哲学。宋明儒学的发展既是内向的又是外向的，内向的成为心性儒学，外向的成为宇宙哲学，以张载为代表可以看到儒学的易学根源。 近代，从明朝王阳明开始，儒学逐渐内在化成为一套心学，心学也有各种门派，从良知学到现成良知学，实际上形成了早期的生活儒学。明末清初的社会转型危机则导向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危机回应哲学，促成潜在的儒学改造运动。也就是基于明代亡国剧变，三大家对儒学进行了新反思，对宇宙哲学思考与政治制度思考都有许多突破的地方；但是相对于时代的危机考验，儒学并没有做出系统的创新与德智慧上的更新来扭转乾坤，可说在开创新未来上比较模糊。这就要求，一方面要超越儒学，批评、检讨儒学的过去，另一方面要创新儒学。到清代，基于易学和《春秋》等经学，学者们对儒学做了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但是对新时代的开发，由于不能掌握新时代的精神，恐怕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所以整个清代，虽然有戴震可以作为儒学再发展的一个代表，不过戴震也没有发挥他的作用，他的《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并没有产生广大的改造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儒学因循旧制，没有独立的新面貌。 到了近现代，儒学有其特殊性。首先，儒学必须面对现代性。实际上，“五四”以来儒学成为批评的对象。熊十力提出新儒学，作为新儒家，他一方面企图恢复早期儒学的经学传统，一方面他提出回到儒学的本原基础即易学的传统，第三方面他对人的心灵结构有一个认识。从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新儒学开创了一条新路，但是事实上关于易学的发展，新儒学并没有继承下去，而且经学的致用也没有包含在新儒学里面。在此之前，康有为提出政治改制即公羊改制的理想，这在新儒学里面也没有体现。不重视新易学以及宇宙哲学是现代前新儒学的弱项，在熊十力的新唯识哲学的引导下，不做易学的根本探讨。佛学化呈现在第二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身上。 牟宗三提出宋明理学“以意著性”（刘宗周之语）的认识，即性显为意，把儒学带到一种所谓追求无执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现代儒学还需要大量的空间进行发展。因为，从历史客观来看，如何在开发古典儒学（原始儒学）、并在此古典儒学的基础上来开发宋明儒学，来认识儒学的新体验、并创建新哲学体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从这点上，当代新儒家（以牟宗三为代表）强调了心性结构而陷入佛学范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大陆儒学这方面，从近三十年的发展来看，想跳出心性儒学的架构，想把儒学用于政事与社会改造，形成现在所谓的政治儒学，也叫大陆新儒家。近十年来，大陆新儒家、台湾新儒家之间产生了争辩。 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陆新儒家的形成发展、与台港新儒家之间的相互区分以及何以产生区分与争论，这是一个大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现代儒学是否必须以政治儒学为主还是以心性儒学为主，这是不是一个道德的或政治上的选项？这里要首先澄清的是，当代新儒家的三代里面，第二代的牟宗三学派强调心性建立和回归“智的直觉”，把掌握“物自体”作为最高境界并非唯一的或当代新儒家的标志或标准。我坦率地说，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唐君毅的文化意识与历史发展的立场以及徐复观的主张发展民主意识的建言，更不能忽视方东美在中西文明与哲学的比较的阐说中彰显中国哲学真诚与创发的形象及影响。 在改革的风气下，大陆学者提出政治儒学是可以理解的 ，但政治儒学是不是必须排除心性儒学呢？毕竟心性儒学是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陆儒学和台港儒学，事实上，不应该看成个人、党派或门户之争，而应看作学术系统发展内涵的认识。把当代新儒家只看成港台的第三代，而没有看到大陆儒学的发展，也是非常偏颇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或许属于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但重视儒学的宇宙创发精神，重视儒学的整体的哲学思想的系统建立，这是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一个的新发展。在今天时空一体的状态下，不能纠结于台港和大陆之争上面。否则变成门户之争，不利于儒学的发展。 这涉及到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历史问题。现代儒学还在酝酿中，我们须从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课题来了解这一点。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课题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现代性，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回溯儒学发展的历史，相比于先秦儒学，西汉儒学以象数为主的宇宙论和政治哲学并没有彰显儒学深层次的宇宙根源。宋明儒学（二程、朱子）强调人的内在心性结构，强调理气二元的发展，强调人的价值方向不应排除儒学深化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建立人的生命伦理和环境生命伦理的关系。在这点上，王夫之有很多发挥。但不能把儒学看成只是良知的发用，而不是理性的建构而用来改善人生。儒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它的缺陷。所以，第五阶段的儒学即现代儒学必须好好掌握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好好掌握儒学存在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好好地提出解决方案；同时，必须好好掌握现代性，儒学才能做出一种全面的整体的积极的具有创意的回应。 而且，我们应该记住，西方在发展过程当中，进行着一种文化自觉的理性的整合，有所谓的工具理性把理性工具化，达到创建制度的可能性。不能忘记的是，理性制度、理性工具背后有人的主体的动力，认识到人的存在在于追求实现满足人的德性与价值，这是生命伦理，是自主、自发、自立的需要。这是一种生命力，有创造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作用。即使在欧美，现代性背后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来自于中国的儒学。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在17、18世纪西方耶稣教会到中国来传教，它的目的是宣扬超越的上帝，而面对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对中国推崇的道德主体有所回应，但这个回应却反向地影响了西方。西方人把道德主体转化成理智的自我，实现了工具理性的重建。由此，西方启蒙内容包括追求积极的平等、自由，追求个人的福利，追求博爱开放的社会，追求正义，甚至追求实现个人自然欲念的经济价值。 但这里面有西方的一种特殊性，在道德主体里有工具理性从而能够进行制度建构，而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就产生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经济来实现个人自由，维护社会秩序，这是理性的运用。这就用“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来代替“有形的手”（政府），积极发展经济来实现主体人的自由。当然这里面问题很多。比如主体的自由与平等和群体的自由与平等的冲突矛盾，面对利用个人自由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导向了革命重建的需要，导向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回顾这些存在上的、意识上的、认知上的动力形成的现代性，恰恰是彰明了儒学内涵的价值。也就是说，中国的儒学，它的创发性没有发挥出来，目前反而要借助西方回归人的自觉的主体，从物质欲望中解放出来，实现一个理性制度建构的愿望，因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有全球性的理想，而为后后现代性奠定一个动力基础。这实在是一个吊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