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儒学在世界的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篇《全球化条件下儒学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的论文，说：儒学是发源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儒学早就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从时间上来说，孔子跨越了两千多年，经过多次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儒学：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融和型儒学。从空间上说，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文化遗产。除了中国儒学，还有日本儒学，日本的孔子；韩国儒学，韩国的孔子；新加坡儒学，新加坡的孔子；……甚至也有法国的儒学，法国的孔子；西儒……这些儒学都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在当今，儒学要真正现代化，就必须真正世界化。
从2004年儒学的影响来看，儒学确确实实成为世界的共同文化。从儒学在2004年在港澳台和海外的新际遇完全可清楚地看出来。
2004年是孔子诞辰2555年的大节庆，在全球范围内，对儒学的关注出现了新的局面：联合国对儒学的重视，孔子学院在亚、非、欧、美各大洲的广泛建立，国际学术研讨活动的频繁举办，许多国家对普及儒学的新举措，越来越广泛开展的尊孔读经，学术论文的新观点，都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孔子热在升温。当然从另一方面，孔子和儒学也遭到海外一些人的更为猛烈的抨击，儒学误国、儒学祸国的论调都出现了，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也有新的力度。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哲学节在中国”
2004年11月18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发起的“哲学节在中国”活动在北京举行。自2002年以来，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同时举行哲学节，2004年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主办者在公众中作了“什么哲学概念最重要”、“谁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等调查，结果显示，最受关注的哲学问题是“真理的条件和定义”，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则是“真理”，而最伟大的哲学家排名第一位的是柏拉图，孔子紧跟其后排在第二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杜铭那克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公众对哲学的兴趣，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提高哲学素养。然而，从媒体反应看，大家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排名的结果上，
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哲学之于当代中国人精神建构的重要意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真正认识事物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这是哲学的基本要义，媒体普遍将复杂的哲学问题简化为单一的调查结果，正好与这种哲学精神相悖，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哲学认知上的贫乏。（《南方都市报》2004年11月26日报导）
2、联合国设“孔子奖”
2004年9月26日，在 “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宣布设立“孔子奖”。这项由济宁市申请设立的“孔子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最高级别国际奖项。主要奖励世界上在教育、文化、哲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总统、部长和专家。该奖项每年一届，每届突出一个主题，获奖者或主要代表在每年9月8日赴曲阜参加会议，并领取曲阜市市长颁发的《曲阜市荣誉市民证书》。（凤凰卫视2004年9月28日消息）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儒学国际会议发《贺信》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于10月8日至13日在北京联合
主办的“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
青岛泰之宣读了为大会召开发的《贺信》，感谢为这次会议的举办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弘扬儒学传统所做的努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通过教育、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交流与信息来建造和平。相信哲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思想概念上的重要反映。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如贫穷、不平等、管理、环境保护和人权问题的挑战，哲学同样是迎接这些挑战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工具。在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如果没有孔子就谈不上哲学。至今孔子的思想仍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并在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层面极具影响力。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认识到儒学传统在中国的重大意义，并致力于在理论和实践上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良传统。
为了这个目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哲学项目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工作：促进哲学研究；提供相关的奖学金；发展哲学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设立学术论坛以便从哲学的高度争论、反思各种世界性的问题。远景目标是建立一个“哲学网络体系”，以便联合学者、艺术家、作家、以及相关的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揭示哲学在生活中的重大意义。近期的活动之一就是于11月18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哲学日”，其讨论的重点是世界发展中的哲学问题。
今天，面对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挑战，不仅要将目光对准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而且还要对自己面对全球化的态度进行严密的哲学分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致力于与同行携手共进，以不断推进中国当代的哲学水平，视此次会议为我们这种心愿的一种重要标志。（“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件）
二、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
孔子学院2004年开办在亚洲、非洲、欧洲等地区。孔子已经在全世界得到认可。孔子学院不是开设孔子思想课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的品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
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交流处2004年12月2日发布的孔子学院项目指出：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 “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孔子学院是以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为基本任务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性机构，一般应具有法人资格。孔子学院应选择人员流动大、交通方便、商企集中、较为繁华的地段开设，以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的教学模式、课程产品等作为主要教学资源，并遵照统一的教学、考试、培训质量认证体系和标准开展教学和检测。主要是向社会人士提供专门技能的汉语培训以及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培训，属于非学历教育。教学重点是应用汉语。孔子学院也与大学合作在校内设立汉语中心，支持中文专业和公共汉语的学历教学；设立研究中心，支持关于中国问题的各项研究工作。孔子学院面向社会开展的相关教学、推广活动，汉语中心也可以有条件地进行。与大学合作在校内设立的汉语中心、研究中心或孔子学院可不必具有法人地位。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境外设立的汉语学校，希望通过非盈利的孔子学院，教授外国人汉语，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李慧玲：《孔子再次周游列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2,27,）
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和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滨等出席了仪式。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选择孔子作为汉语教学的品牌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据韩国《新明日报》 2004年11月22日综合电报导）
此前，中国和美国于11月17日签署了关于共同建设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这将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接下来，美、欧、亚、非各洲还有不少孔子学院将陆续挂牌。
瑞典建立了欧洲第一家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首任院长、斯德哥尔摩中文系主任罗多弼在致辞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北欧孔子学院的建立是瑞中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换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回顾了瑞典在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的历史。他说，瑞中交往历史渊源流长，中国的崛起更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学习中文。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孔子是世界历史上一名伟大的老师，今后的孔子学院将全力在北欧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新华网斯德哥尔摩2004年６月21日电，记者吴平）
美国芝加哥将建孔子学院，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2004年10月18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市市长戴利会谈，确定在芝加哥建立“孔子学院”（《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0日沈祖芸18日报道）。
旨在建成为汉语教学中心的一个孔子学院，可能不久之后将现身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之一、“汉语热”持续升温的泰国，推动这个东南亚国家中文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新社曼谷2004年07月20日电，记者罗钦文)
云南师范大学因对外汉语教学经验丰富，荣获国家孔子学院首批承办院校资格。近期将派员赴越南承建孔子学院。（《昆明日报》2004年12月13日报导）
中方正在与英国方面讨论联合在伦敦开办孔子学院，以提供汉语教学。据悉，联合磋商此事的机构分别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办事处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新社巴黎2004年9月17日电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与肯尼亚两国政府教育部门22日在内罗毕签署协议，决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合作建设非洲首家孔子学院，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交流。（新华网内罗毕6月22日电，记者刘莉、任海军）
中乌签署了两国合作建设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孔子学院协议。（新华网塔什干６月15日电，记者车玉明、陈俊峰）
比利时、法国、新西兰和德国也正酝酿成立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的成立在海外引起极大的反响，有评论说“中国在境外成立孔子学院，与这几个欧洲大国的文化机构相似。它的高明，在于中国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游学生来华，而是有意识地培养发挥哈佛大学学者约瑟夫·奈（Jospeh S Nye）所谓的‘软力量’。根据约瑟夫·奈，软力量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不是强制或报偿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它的魅力源自于该国的文化、政治理念、政策。中国的崛起，需要其他国家的深切理解。而除了经济，语言和文化在中国历代都是一股重要和难以限量的柔性力量”。（李慧玲：《孔子再次周游列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2,27,）
三、较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除了大陆2004年多次举办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杭州浙江社科院、北京国际儒联、人民大学）以外，世界范围的儒学会议非常多，马来西亚还在举办之后发表了颇一影响的吉隆坡宣言。
中新社香港2004年10月9日电 香港孔教学院所属各中小学师生2004年10月9日在香港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大会，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诞辰255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出席了祝圣典礼并向孔子圣像献花。大会会长汤恩佳博士在典礼上致辞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文化热潮，孔子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孔子既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纪念孔子，就是为了发扬和光大中华文化；纪念孔子，首先要从抓好基础教育做起。
台湾在2004年全年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3月14日—15日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二楼视听教室举办了“东亚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16日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2楼视听教室举办了“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东亚儒学的比较视野（17-20世纪）”学术研讨会。5月19日在台湾大学举办了“东亚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学术研讨会，5月24日-25日台湾大学在综合体育馆举办了“东亚客家文化圈中的儒学与教育：比较的视野”学术研讨会，5月26日在台湾大学综合体育馆举办了“边缘儒学与非汉儒学：台湾、内蒙古与东南亚的比较(17-20世纪)”学术研讨会，由台湾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与鹅湖杂志社主办的“儒学与康德”学术研讨会于9月24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国际会议厅举行。11月27日、28日台湾大学东亚文明中心主办中研院文哲所协办的“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国际研讨会在中研院文哲所二楼会议室举行。12月12日台湾大学举办了“真理与工夫：傅柯研究与当代儒学的碰撞”研讨会。
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联办、国际40余个孔子儒学团体机构协办、有二百余名学者参加的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7日至8月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国际儒学大会是由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发起，得到世界上多个孔子儒学研究会及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决定设永久秘书处于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负责大会一切的联络和组织事宜。国际儒学大会的宗旨和目标是：广深研究儒学，去芜存菁，创造转化，发扬光大。宏扬儒家学说，建设精神文明，再造社会伦理，促进日用常行。强化儒家学者的交流，以“仁”为中心学说，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
马来西亚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吉隆坡宣言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说：
作为东方文明主流的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历练和实践，在“人”的塑造及培育的工程上，特别是在自己与自己以外的关系上的认识和见解，不但经已累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且开示了许多真知灼见，成为基督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以外的另一支世界文明。经过多日的研讨，与会学者一致坚定地认为：
1. “忠恕之道”是促进世界和平、无我相谐的基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适合全人类的道德规范，是个人大小、强弱相处之道。
3. “己立立人，及达达人”是全世界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准则。
4. “天人合一”是人类与大自然维持和谐的最佳关系。
日本关西大学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于2004年9月16日、17日在关西大学千里山校区100周年纪念会馆联合举办“东亚世界与儒教国际学术研讨会”。
哥伦比亚大学2004年9月10日举办为期两天的“哥大与华族（Columbia's Chinese Connection）”研讨会，上百位学术界人士和华裔留学生出席了10日上午的开幕式以及随后的分组讨论。迪百瑞于1941年从哥伦比亚本科毕业，在校期间由于导师的引导而对汉学产生兴趣。后来由于二战的爆发而为军方工作过一段时间。战后又开始他的研究生学业，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哥伦比亚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著有多部关于明宋儒学的经典作品，是美国汉学领域的始创人物之一。迪百瑞谈到了当初哥伦比亚本科生部的必修课程中因为缺少关于亚洲文明的课，因此有导师建议他们几个往这方面发展。（据纽约美国《侨报》2004年09月11日讯）
四、推广儒学的新举措
澳门的举措是：一、编译印行《孔子语录》，从孔子《论语》中，澳门中国哲学会选择出切合当今实际情况的总数215条言论,划分为学习，道德，政治以及人生等四部份，并翻译为简明易懂的白话文，在政府和私营基金的赞助下（经多方反复申请才获批），印制成为《孔子语录》小册子（仅去年和今年两年就印制了3000余册），通过公开的仪式，大部分赠送给澳门的大中学生,其它部分送图书公司向公众出售,并成为十大畅销图书之一。二、举办“我读孔子”征文比赛。从2003年开始,在澳门的大中学生之中，举办“我读孔子”征文比赛。是项比赛得到各校校长，教师以及学生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有的学校教师还布置为作文题目，要求全体同学集体参加。在收到百多份参赛文章后，人文科学学会的同事又废寝忘食，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评审。最后分别选出一、二以及三等奖作品，在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仪式，向获奖同学颁发了奖金和奖品。不少学校的校长、主任，社会知名人士，以及众多学生都亲自出席了仪式。（邓思平《孔子在澳门——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由香港孔教学院编撰的“小学儒家德育课程”已经出版，并投入香港各小学使用，这套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为主导，同时融合了现代教育理念。各级课文包括白话文和文言文，注释详尽，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和领会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精髓，还可以锻炼和培养阅读和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汉语的能力。
新加坡陈宏材为孩童从幼年开始灌输华族儒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好让他们终生受益，送给英语家庭孩子“孔子百宝盒”。他说：“儒家的‘儒’是单人旁加一个需字，即人之所需。既然2500年前已有这个需要，何况现在？” 他为孩童编写的“孔子百宝盒”课程分五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儿歌、唐诗、三字经。第二个单元是《弟子规》，这是千百年来华人做好学生的准则。第三个单元是《论语》。第四个单元是《治家格言》。第五个单元是《道德经》。除了经书，学生还学24孝的故事、绕口令、书法、绘画、演讲、戏剧等。每个单元长3个月共12课。 “孔子百宝盒”的经书，除了全部用汉语拼音注音，用浅白的华文解释，还有贴切的英文解释。（潘星华：《送给英语家庭孩子“孔子百宝盒”》，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06-10）
庆祝孔圣先师（孔子）诞辰在新加坡掀起热潮以来，不仅参与的学生越来越多，活动的形式也开始多元化，例如举行书法和书画展以及赠送书包给学生等。书法比赛分小学、中学及高中组，每组的赛题都是儒家伦理，如：“学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学则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等。（卢丽珊：《新加坡庆祝孔子诞辰掀热潮》，《联合早报》《文萃》(2004-10-11)）
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是核心价值观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妨碍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却能够让中国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正是这些重视教养、孝悌之道，最终要让人成为“君子”的价值观，使到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李光耀2004年4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中的主题演讲《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演讲）
马来西亚尊孔中学尊孔校训：勤、朴、勇、毅。勤乃四个真言之首，也是攀登成功的首要条件。俗语往往是对的，“勤能补拙”乃其例之一。以此来办某件事必定会磨练出日后有责任感，这样日后才能做大事、成大器。 朴的大意是指朴实。朴实的反义乃浮夸，而朴实的人每每是成功的。朴实，按部就班才能真正的捉住“成功”。 勇就是指勇敢果断，无论何人，若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为自己写下光辉璀灿的生命之页，没有勇气和果断的气度，在成功与失败之间举棋不定，我们肯定的说这人将会平凡的渡过一生。毅所谓毅力也。“毅”被列为四字之末必有其大意，一人有勤力向上，朴实，勇敢果断必须配上一般坚强的毅力，成功的本身，有赖与某人的毅力。就像校歌最后一句“勤、朴、勇、毅当力行”就是会带来成功的启示。
韩国为继承传统，传承儒教，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从教育入手已成为其成功的根本。韩国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儒教思想的熏陶。1960年以来，韩国为传承儒教，正式把儒教的道德伦理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韩国小学道德伦理教育的科目名为《正经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科目中，设有“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个人生活”中，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创造、深思”的教育。“社会生活”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在“国家生活”中，向学生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忠诚、爱民族 ———继承传统文化、爱人类。中学道德伦理教育科目中，分初中“道德”科目和高中“国民伦理”科目。初中道德科目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它以家庭内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起点，提倡学生之间相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敬老孝亲思想。在高中的“国民伦理”科目中，主要对学生进行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诚”与“敬”的修养以及“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教育。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过去是必修课，现改为选修课。科目中设有“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儒学部分)”、“实学思想”、“近代化与开化思想”等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自主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韩国把儒家伦理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儒家的性本善论，肯定了人存在的价值和道德意义。提醒人们不要为追求物质文明而忘掉人性的尊严。韩国最近有不少高官因涉嫌腐败而跳江自杀，自杀后社会还为其举行隆重葬礼。不少人觉得纳闷，问其原因，原来是犯罪嫌疑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人性，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自杀是对人性尊严的反思。二、儒家的“君子”与“推己及人”思想，明确地阐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利己主义丛生的现代社会里，两者均不可偏废。三、儒家的家庭伦理，如夫妻之间的相敬互爱，父子之间的仁慈孝顺，兄弟之间的友爱恭敬，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尽管现代家庭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同居共处，但和睦温暖的家庭仍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极为重要。
“文化立国”。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韩国认为，西方文明在鼎盛期过后，开始显露出一系列弊端，为探索和创建新文化，不仅要挖掘儒教等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1997年韩国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韩国仅在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的资金(约4.5亿美元)。韩国在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闯出了一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见长，在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在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韩国文化产业近几年喜获丰收。韩国电影异军突起，《共同警备区》、《我的野蛮女友》、《实尾岛》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也处处可以看到儒教伦理的影子。有趣的是，韩国把这些出口创汇的文化产业均称为“孝子产业”。儒教的“孝”在韩国已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徐宝康：《从小接受儒教思想的熏陶韩国人人爱孔子》，《环球时报》2004年6月29日）
俄罗斯出版《四书》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 为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俄罗斯出版中国儒教经典作品《四书》全集俄文版。俄罗斯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冈察洛夫说，这本《四书》全集是第一部全面阐述孔夫子思想及其在当今社会现实意义的俄文版著作。“此书的出版将帮助俄罗斯人民更好地了解这位中国伟大先哲的思想。”《四书》全集俄文版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了孔子思想与小康，邓小平理论与小康，以德治国与儒学，公民道德纲要与儒学的关系，突出了孔子思想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在提及编译出版的目的时，本书责任编辑、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嵇辽拉说：“这不是一本写给哲学家看的著作，而是写给俄罗斯老百姓看的书。”嵇辽拉对记者说，普京总统在不久前访问中国期间将这本俄文版《四书》全集作赠送给了胡锦涛主席。（新华网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曹定张言））
五、新观点的论文
2004年港澳台和海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主题：
（一）发扬忠恕之道，致力世界和平，在全球化中发挥积极作用。
成中英认为，就目前世界发展形势来看，面临着人类生活全球化的生机和危机。人类三大文化传统阐述全球伦理理论的可行性。一是欧洲传统，它由理性主义发展为欧洲共同体的理念；二是美国传统，它由实用主义发展为利益集团的理念；三是中国传统，它由儒家哲学发展为天人合一、 性理兼顾、知行并重的道义社会的理念。中国传统提供了一个强化和谐的社会图景，显然更能满足人类社会全球化的需要，也因之为人类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政治全球化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我从两个方面来简略阐述中国儒家文化作为全球化伦理的理性框架与方法论的支柱。
第一，中国儒家文化不径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而且是世界东西两元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当代西方文化以“非此即彼、彼此对立”为中心典范，中国文化似乎从来就以“彼此兼顾、对立互补”为中心典范。因之，中国文化(在政治与社会上以儒家为代表)代表了一个人类整体文化的和谐化理想，为世界多元文化所能分享，并提供了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生活理性的框架。这即是说中国儒家文化既可成为人类多元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也可成为其最小公倍数。因此，中国儒家文化将是一个十分可欲的未来世界文化，或至少是一个十分可欲的潜在的世界文化。中庸所谓 “天下日用而不知也。”因而，这就需要中国的学者与全球的文化人不断地阐明和发挥中国儒家文化的宝贵精华。
第二，讲求儒家文化及其孔子思想正是要讲求(不只是不必要放弃)合情合理的及合乎实际的理性科学方法与知识的发展，因为建立和谐统一的社群本身就是理性工具和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实现终极人生价值的手段。儒家思想过去所产生的问题是为了现实的权力而放弃了并无知于如何进行理性的知识的探求，以至造成中国近两百年来长期的落后与积弱的局面. 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价值选择的阶段，表面上似乎徘徊于传统思想与科技现代化之间。然而，深入的看，从传统中精华化了的儒学，作为经济伦理或者是科技伦理以及全面的生命和生活伦理，都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民主的发展完全没有冲突。相反的，它却原来就潜存于此两价值之中，无论在历史上或理论上都提供了发展科学与发展民主一些人性上的根据。但在西方，理性主义的形式限制了西方的科技与民主，使其无法去自我超越，自我转化，和自我完善，故而产生了科技与价值、知识和智慧、知识与价值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常常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与之相较，儒家文化的理性发展在不断发展理性而又不断超越理性。
儒家伦理学在21世纪将有一个新的面貌，不但将体现在其内涵的价值的多元的明确化与其含容和谐化整体化的精神，也将体现在其寻求整体平衡与和谐的判断与推理精神上面。 这也正是一个多变与创新的时代与全球化的世界所需求的。新的面貌不妨隘儒家原初的道德理念与伦理理想，而其所谓新也正是生命力的充沛与结构的健全化，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只有在这一个新的面貌与新的生命力与体质的发展下，儒家伦理才能成为全球伦理的核心部分以及形成构筑全球伦理的主要动力。
在人类21世纪的未来生活中，科技、经济、以及民主的发展将与儒家的宇宙观、价值观与伦理学互动、互通与互存，儒家的发展也将被证明为人类走向全面全球化与全球伦理化的一个根本动力，更将被证明为人类建立永久和平的不灭之基。这应是实现当代儒学发展中最关键的认识。（成中英：《21世纪儒学的发展：理解人性与重建伦理》，“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梁燕城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是从整体看宇宙万有，追求与自然和谐，所谓“保合太平”，也追求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所谓“协和万邦”。 其具体方案是以社会伦理(礼)及艺术精神(乐)，来达至“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乐以道和”。《礼记》云：“乐至则无怨，礼争则不争”。这是现实和谐之道。和的精神，是一个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网络相关的感通宇宙，人也是感通的人。天、地、人是一互动感通的系统。宇宙本体通人本体，而形成一“感而遂通”的互动和谐世界，是为太和。孔子问颜渊是否心安的问题，人在道德上的不安，是感通之流露，称之为“仁”。“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性质。孟子以“不忍人之心”，“恻懚之心”建立仁作为人性的本体，为普遍价值之基础。仁是感通他人感受的一种经验，只有如此，人才可以彼此了解，不同文明也可彼此对话，站在对方世界观去思考和欣赏其文化价值。而不因其差异而怀疑对方。因着仁心的肯定，人要尊重自己，尽人之性，是为忠，人也要推己及人，接受他人之不足，原谅人之错误，是为恕。忠可化解自己心中的怨恨，恕可宽恕他人的错误，如此才能除去愤怒的毒根。双方能以忠恕释出善意，才可能有化解冲突的机会。中国文化与西方最高精神资源的会合点，在了解基督教之核心篇，感通的上帝，可与中国感通的人性观，在感通本体中两大文化价值可会面。在伦理上“忠信”的心与“清心的人”，“仁恕的心”与爱敌人的精神，均可有沟通融合之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最高精神资源的会合点，为明白安拉之为“全世之主”可与中国的整体思维对话，而安拉的仁慈也可与中国仁慈的人性观对话和解。在伦理上，伊斯兰是指和平、谦恭、顺服之意，以别于骄傲，暴戾的蒙昧时代，可与中国的和谐、恭敬、谦逊之心沟通。以感通的心灵，整体和谐的宇宙思维，可以使人心灵超越于权力之迷执，化解心中的怨愤，建立互相了解的可能性。感通的伦理，可建立孔汉斯(Hans Kung)所提倡之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 )的基础，使不同文明由感通，以对话，达至谅解、和平。整体多元而和谐的宇宙观，可为多元世界建立和而不同的彼此接纳理念，达至 “仇必和而解”。全球冲突，是迷惑、忧虑、恐惧的年代，仅以论语一句总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梁燕城在2004年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演讲：《感通与和谐──从忠恕之道化解冲突》）
嵇辽拉认为，中国领导人善于弘扬民族精神传统，首先是先秦儒学思想（小康、以德治国、亲民等），将其服务于大众，并且取得了经济成就。中国的榜样，不可能不对俄罗斯－部分政治精英产生影响。并非偶然的是，第二阶段对社会与国家的管理、治理，儒学关于政府与大众关系的原则成为关注的焦点。有典型意义的是，受政治精英们影响，社会上引用孔子的语录成为时尚，但遗憾的是，引用的并不总恰当。最常见而又与孔子毫无关系的是：“想在黑屋子里抓住黑猫是很难的，尤其当黑屋子里没有黑猫的时候。”
同时，被最常引用的孔子思想“正名”经历了有趣的演变。如果前十年，反对派以此完全有根据地批评政府言行不一，那么现在开始了相反的过程。现政府想以实际行动来恢复民心，也利用“正名”学说的权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名”－前途光明。在社会保障领域，像“正名”一样，孔孟之道进入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是“政府与人民的互信”（《论语》，十二章，七节）与“稳定”（《论语》，十三章，十三节）原则。这些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我想，孟子“仁爱”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民为贵”），还包括“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十三章，二十三节），这些都会作为多党制和折衷原则的基础，在21世纪的政治文化中将找到用武之地。
对于21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理解《四书》核心思想－人的自我完善。（俄罗斯嵇辽拉：《儒学与当代的中国和俄罗斯政治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李光耀主张，中国的文化将继续发展、演化，并且成功地适应工业化与全球化。中国能够保护，也必须维护的是让中国社会得以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的核心价值观，使中国文明在这个千年里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与权利。这并不妨碍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进行的改变，但却或许需要作修改，因为女性已经和男性平等，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则君王被代表人民的部长所取代了。
但是基本价值观必须保留：对有责任抚育子女的重视，以教导他们孝道，忠于家庭和朋友，节俭朴实，好学、勤奋，希望成为有学养的人，长大成为君子。这些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并且救它免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被湮没的命运。
要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获取成功，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士农工商”的次序必须调整。这曾是成功的农业社会优劣轻重依次的排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让脑筋最好的人负责掌管一个庞大的农业文明社会。但是要往前走，中国的农民将只能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农民占了劳动人口的3％，欧洲2至5％，而中国却是46％。驱动经济的是新的知识、新的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新发现、由企业家引进市场的新发明。因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者仍然是推动经济进展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只有在把脑筋用在吸收和发掘新知识、从事研究与发展、管理和行销、银行和金融，以及其他无数需要掌握的新事物方面，而不是用在钻研四书五经、古典著作和诗歌上，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那些聪明的读书人，也应该成为发明家、开创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为市场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以丰富天下人的生活。
中国必须决定社会要有多强的竞争力。如果要更平均地分薄奖励，则经济的竞争力会被减弱。这当中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民族特色，而又能维持成功者和不太成功者、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点。
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一方面必须维护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轻“商”的观念有必要作出调整，而聪明的读书人也应当成为发明者、开发者、企业家，把新的产品带入市场，改变人们的生活。 儒家思想中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是核心价值观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妨碍中国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却能够让中国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正是这些重视教养、孝悌之道，最终要让人成为“君子”的价值观，使到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断。（李光耀：《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4月22日）
周颖南说：儒家“和而不同”“天下和平”思想，可以化解冲突，维护和平，促进融合与交流“龙生九子，种种不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儒家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与自然要协调和谐。人应顺应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提倡儒家“忠恕”思想，辅之以“自强不息”精神，构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分担的环球新秩序。
对发达国家而言，必须意识到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要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必须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改进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获得合理的财富，过上富裕的生活。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帮自己，因为“立人”才能使自己“立”，“达人”才能使自己“达”。同时宽厚地对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厚德”，才能“载物”，才会发展进步。否则，落后国家民不聊生，灾疫、动乱、战争不断，造成环境破坏、污染，不仅损害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也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甚至人类整体的生存。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该认识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天道”是永远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因此真正的“君子”就应该不停地自我发奋图强，不能完全指靠外来的援助，或单纯抱怨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必须自尊、自立、自强。下决心革除自身的种种弊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球化、知识化浪潮，要求有一种与其发展相适应的系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为个人与群体提供行为指导，道德滋养和精神慰藉。具有悠久传统的儒家文化，应该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参照系。（新加坡周颖南：《儒学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钟颂文章指出：2004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张力重新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和弘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指导中国外交的思维理念和具体实践，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外交”，能否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开拓新局？（钟颂：《传统文化输血中国新外交》，美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2月27日）在“外交论坛”专栏）
李寿林文章强调应该超越“全球化”，塑造中国的国民精神。
西方世界以其高度之科技发展、强势的经济实力等等，挟“现代化”或曰“全球化”之“意识形态”，以强力冲击社会价值不断产生巨大变化、有优良文化传统的我中国，针对其可能之之负面作用：
１、注重精神文明教育。
教育乃立国之本，中国不能因“全球化”而化为美国之经济文化附庸、使民族与国家的疆界为之松动或破坏也。必也精神文明随物质文明、经济发展以俱进，中国人的尊严始可更好的建立，中国人始可更受尊敬的立于世也。国民精神文明教育，可不讲究哉！“文质彬彬”，应是现代中国人应该达成的高尚品质。我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当然，西方亦有重法守纪等等人文之美，皆当引以教我国民以致之也。
２、培养忠恕仁爱精神。
中国人贵“和”贵“合”。因为“合”，所以中国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五十六民族可以和睦共处，并以平等对待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中国人酷爱和平，讲求“修文德以来之”，或“厚往薄来”，这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产，是有助于世界之和平的。
３、讲求民族主义，维护民族尊严。
盖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值此交通信息之便天涯若比邻，则中国更当善保与其它不同国家民族不同的特质，以免逐步被西方“同化”也，民族主义可不讲求哉？
４、珍视“天人合一”，重视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中国农业文化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能因都市化工业化亦即现代化而丧失，反而应该更加珍惜与发扬也。
５、加紧实务建设，发扬奋斗创造精神。
百年来西方美日等国对其科技或工业之发明，或执以为机密，或“专利”保护，刻意垄断。则我中国以民族之优秀，更应自强不息、迎头赶上，此民族生存与发展必要之道也，譬如ＤＮＡ遗传基因工程、纳米技术、计算机数字科技与夫太空发展等等，皆当有以突破并领先世界。
文化是一民族精神与创造力的总和，中国文化是否伟大，决定中国人是否伟大；中国人是否伟大，亦决定中国文化是否伟大。现代化、全球化非万灵丹，亦非毒蛇猛兽，但看我中国人如何善为对应而已。总是对西方不可“买椟还珠”，对自己不可“拋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宜珍惜优良传统，亦当好好教育国民，塑造有以立于“全球化世界高贵自尊的国民精神文明也。（台湾李寿林：《全球化下的中国国民精神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大石齐平认为，新儒学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
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
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
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
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大石齐平：《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凤凰周刊》2004年12月25日第36期）
（二）对儒学进行综合创新，服务当代社会。
杜维明文章说：儒家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非常丰富的人文资源。例如《大学》里呈现的步步扩展、层层深入的一种修身哲学，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能够开发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宇宙。同时它又层层深入，深入到个人的身体、心灵之中。这一个思想体系不仅在中国，后来在东亚、再后来在世界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些人文精神对于世界文明建设来说，都是宝贵的人文资源，所以我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
有两个基本原则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与人类文明对话的基础：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个恕道，恕道不仅是儒家伦理，也是犹太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不同，但是也可以配合。也和伊斯兰教的价值有密切的关系。另一个是仁道或人道，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读经过程中，有几个基本原则要注意：一是要自愿。如果他喜欢，那么他就会愿意读，一定不能强迫。二是要有启发教育，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让他们了解“经”中的韵味和基本理念，这需要慢慢来。但不能什么都不管，只是念。如果读经变成一种习惯、熟悉的技能，只让孩子背，没有任何其他资源带进去，那就很糟糕。如果孩子背经典和背RAB(国外的一种流行音乐风格)是一样的话，那就会用RAB中的庸俗替代了经典的蕴涵。（杜维明《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龚鹏程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家在社会生活种全面复活起来，而非仅一二人慎独于荒齐老屋之间，自尽其心自其知性而自谓能上达于天也。
具体来说对现代社会，若想重建礼乐文化，让儒学具体作用于生活世界，就需要在反现代性的世俗化及形式化方面着力。反世俗化，有两个方式，一是重新注意到非世俗的神圣世界，由其中再度寻回生命归依的价值性感受，重新体验宗教、道德等的实质力量，并以之通达于美感世界。二是针对世俗化本身再做一番厘清。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其实并未能真正符应于社会生活的原理，要让社会世俗生活恢复生机，即必须恢复礼乐揖让之风，使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显现出人文之美来。
因此，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家在社会生活种全面复活起来，而非仅一二人慎独于荒齐老屋之间，自尽其心自其知性而自谓能上达于天也。
具体来说对现代社会，若想重建礼乐文化，让儒学具体作用于生活世界，就需要在反现代性的世俗化及形式化方面着力。反世俗化，有两个方式，一是重新注意到非世俗的神圣世界，由其中再度寻回生命归依的价值性感受，重新体验宗教、道德等的实质力量，并以之通达于美感世界。二是针对世俗化本身再做一番厘清。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其实并未能真正符应于社会生活的原理，要让社会世俗生活恢复生机，即必须恢复礼乐揖让之风，使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显现出人文之美来。（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生活儒学的重建：东亚儒学发展的新途径》，儒学联合论坛 (2004年12月26日)
欧崇敬提出，孔子的儒学架构虽然不妨碍科学发展，却难以自发地产出科学技术或科学理论；并且儒学一旦与法家的管理技术思想结合就可能出现过度强调伦理层面、权力意志屈从的性格，这是孔子“文明哲学”里最大的缺陷。儒学中的确缺乏对天文、物理、化学、医药、人体、器物的研究，这些研究后来在稷下黄老道家发展后，皆被消融在道家的体系。这一点充分地说明“鲁学”的内涵由于太多的“礼学”内容，形成过度的人文化内涵，以致于鲁学的第一位伟大哲学家孔子所成就的儒学架构是一个仅止于“社会存有学、哲学人类学、伦理学、人格学”等面向的文化社会哲学范畴。并且具有一种巩固既有的周君主权力意志倾向的哲学，是乃亦使得儒学可以变形为荀子之后的李斯与韩非，亦或是变形为“礼教吃人”的现象；甚至形成宋元明清的新儒学运用乃以排斥佛老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形成兼融并畜的宏伟新哲学气象。
这都不得不说是“鲁学文化”与“孔子文明哲学”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缺陷所致。因为一个文明的内涵必然包含多元，有任何部分的缺乏都会使一个文明中断、瓦解。孔子“文明哲学”中固然高举了人文意识与自觉意识、忧患意识理性精神等，而此亦皆是知识分子必需具备的条件；但除此之外、科学精神、纯粹存有学内涵，以及各种属于身体、万物、器物的认知方法及技术却十分缺乏。同时，在儒学的价值体系下甚且会将这些技术与知识贬低或弃而不顾，这是何以新儒学与统治阶层紧密结合后，中国科技文明终远远落后于西方，也是何以在两汉到明代之间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皆不能在中国社会或朝廷中形成研究传统和主流的原因。不仅是学说与理论之获得重视，更重要的象征则是儒门的立说者广布天下各国，在传播范围及传播战略上，儒者成功地站上了历史舞台。这当然得得力于孔子文明哲学的架构与六艺的具备教学内容，才使得数千弟子、门人能广布天下有据可论，有本可述，也才能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理论需求市场中有机会与道、墨、法家人士一较长短。孔子身后三个最主要的学派：一为与子游、曾子、子思、孟子、相关的思孟学派，另外尚有子贡到齐所开的易学系统，以及荀况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哲学的纯正鲁学思想。这三系在两汉以后又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力。（台湾欧崇敬发表《孔子的文明哲学与“仁学”的创造转化》，“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郑又容指出：新世纪的演变，尖端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的思维和欲望无止境的追求，而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以致时世的浇季不安，杀人利器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政教神权相互征伐不休，灾难不断。我们要先从格物、致知、修身做起，人人格物致知，人人纲常伦理明白，脚踏实地去做。尤其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或为政者，总得行尧舜的道理，要有修身治国的法则。外面修好自己的品貌身体，内面除尽自己心上的私欲，外有仁德圣聪，内有爱民如子的心肠，常与世界立功，总不怀利己的一点私心，替上天行道，教化世界愚人，治国安邦，罚恶扶善，使灾难远离，世道平安，国家人民自然富强康乐。
孔子对弟子曾参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是宇宙之真理，是不变的法则。道是本、是体、是孔孟心法的传承。教是末、是用，教是教化的意思。本、末、体、用我们要认清楚，才不会走入旁门左道。现在儒家应世，四书五经，尤其大学，要叫大家正心、诚意、修身，若是把他流于一种教化，也只能移风易俗。所以孔孟天道是平收万教，而不是流于教化。当人心是偏心执妄，只是为了追求权势名利和财富，那也会流于邪教旁门左道。我们每一个人以儒家孔孟大道的宗旨，夫妻相敬如宾，在家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我们提倡五常之德：仁、义、礼、智、信。要有仁慈的心，要正义凛然，也要有礼仪，善用妙智能去洞悉是非真伪，效法古圣先贤不仅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实现礼运大同章世界大同之理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的经济建设虽然突发猛进，但精神文明建设尚一直很失落。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促进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并发扬孔子的大道思想，必须推行以纲常伦理为本的教育，灌输爱国家、爱民族、爱同胞的传统美德。将孔子的大道精神、四书五经列为学校的教材，由小学、中学、而大学，把学生培育成中华民族优秀品德新的一代，本固枝荣，作为国家精神文明的栋梁。并与国家之政治、经济、科学等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并祈待在全国各地，广设儒学讲堂，传述孔子的学说，使国人认识孔子，尊崇至圣先师的伟大。（美国崇德儒学会郑又容：《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邓立光强调，近年来内地经常出现各种伪劣以至有毒食品，从奶粉、鱼翅、粉丝、虾米、凤爪、馒头，到鼓油、盐、味精等等，生产地点从现代化的大型厂房至偏远穷乡的小作坊，范围遍布全国。不法分子只要有利可图，不论蝇利抑或暴利，皆无所不用其极。宋明理学作为中国道德哲学的重镇，这方面尤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要培养人的灵性，提升巩固人的德性，最主要的途径是教育。以此而言，读书为学，其意义就不止于增加知识，提高学历以增强竞争力，而是有重建人文精神的意义，使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生命的重大使命。如果教育只成为争取个人生活资料的手段，便失去培养人文精神的功能。就提升道德水平而言，应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儒学作为立身立德的课程，让学子对古训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觉间变化气质。大学水平的课程则应专设儒家哲学课以讲授宋明哲学，令学子了解道德不止于循规蹈矩，更有内在自主的良知在起作用。教材方面，朱注《四书》自是最理想的，其中又以《论语》为必读之书。《论语》处处言修身，学子真能受用，即成为他们生活的指引。让我们的百性多接触自己的文化古典，才能真正起到复兴传统文化的效用，以及导正社会歪风的效果。（邓立光：《宋明理学的时代意义》，“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陈杰思区别了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主张应倡导人文礼教。人文礼教创立之根据：（一）人类生存的共同境域是礼教产生的基础。“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二）人的社会属性是礼产生的根据。为了将社会建设成有序的健全的社会，就必须制定礼教，“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三）人类生活的不同境遇是礼之分疏与变化的根据。要根据境遇的变化，进行变通。“礼从宜，使从俗。（四）人的需要通过礼而得以实现。将人的主体的各种需要，通过礼正确地导引出来：“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理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五）礼的内在精神是仁爱、正义、和谐、节制、善美、忠孝、睿智、虚静、自然、诚信十大义理。这十大义理必须具存于人，才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人文礼教的基本原则是：（一）一致化原则；（二）权威性原则；（三）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四）外化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五）经与权的统一；（六）操纵与自由的统一；（七）普遍性；（八）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九）指导性；（十）自然、真实、简约的原则；（十一）区别原则。
人文礼教的功能是：（一）礼教为生命主体的生命精神的展现提供了正确的途径。（二）礼教有助于培养主体的生命精神。（三）礼教发挥禁止作用，克制人的不良行为，矫治心灵生命。（四）礼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陈杰思：《人文礼教与封建礼教》，“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李慧利提出，儒学“天人一体”的概念实际上强调了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它并不制止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行为。因为毕竟自然并不代表一种静止和永恒不变的秩序。与此同时“天人一体”的思想还可以培养和扶持社会朝工业化、发展技术和增长经济的方面转化。这样看来，一种有机的世界观并不见得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万灵药。
在中国社会里，男人也垄断了文化的构成。近来将自然与女性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反映了男人在中国社会里的霸权地位。儒学促成了有团结力量的政权形式的形成，而父权家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该政权形式的基石。要维系该父权社会结构，一套详尽的性别角色体系是必不可少的。著名的《礼记》对妇女的从属地位作了很清楚的规定：“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由男性统治的线性的社会结构也似乎与人们对超越的追求有关。为了更好地理解儒学与当今生态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排斥女性经历会给儒家认为的宇宙与社会秩序间存在对应关系的理论造成什么影响，我们有必要去研究。因此，虽然近来自然被女性化也许并不是导致当今生态毁灭的主要因素，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体系在引导我们重新调整生态方面的文化剥削行为一定会有所启示。我们要想努力探究当今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并破解其神秘性，就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性别意象的成功移植与性别的生理差别和男性文化霸权主义是分不开的。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与生活环境的关系。儒学“天人一体”观念的研究表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传统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行为仍然是认可的。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跨文化间存在的普遍现象，但生态女权主义者还是分析了种种压迫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为理解性别观念对某种世界观和文化机制的构建不无启示。
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要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人类的道德反省也很重要。要解决价值的冲突不能靠个人的努力，而应靠集体的努力来批判地考察现存的社会规范，同时探索在我们的社会里建立新的道德规范的可能性。（台湾李慧利：《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三）对大陆儒学进行评述。
杜维明评论说：儒家受到重大摧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跟其它的文明不同——没有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以我个人来看，在文明传统中受到极大批判的，只有儒家。五四运动的时候，学术精英对儒学是全面批判的，但我认为批评得不够深入，因为当时的学者把儒学看得简单了。当时鲁迅所讲的国民性都跟儒学的阴暗面有关系，现在这些国民性有的变好了，有的还变本加厉；如男权、等级、小农意识，我承认通过文化的作用，这种积习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作用。但是，从近现代第一代研究儒学的人康有为开始，儒学经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西化过程，如对于个人尊严、平等、自由、人权和法制，都经过了痛苦的消化接受过程。我发现现在中国三大思潮的互动，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再就是新儒家，这三者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强势的是自由主义，向西方学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专制主义，儒家就是封建遗毒，所以它对儒家教义进行解构，对社会主义的专制进行抗衡；天安门事件以后，90年代以来的情况比较复杂，不管你是哪一家哪一派，发掘传统资源已经成为共识。
但现在国内意识形态的情况却让我感到失望，因为声音比较大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者的阵地完全不同，只在各自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相互交流和交锋的平台；而真正的辩论讨论，结果肯定是双赢的。一个自由主义和一个新左翼对谈，新左翼突出正义，自由主义突出自由，这两个当然是大问题。儒学在将来会成为两大阵营的资源。这其中，媒体要扮演一个重要的作用，要创造一个平台，让两者在平台上平心静气的交谈，慢慢地就能谈出问题来了。虽然在论点上，争锋激烈，但在下面都是很好的朋友，要在中国建立起这样一种风气；现在却没有，网上充满了谩骂。（杜维明：《当代中国儒学宗教新走向》的文章，香港《凤凰周刊》2004年第26期总159期）
冼岩文章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代表，儒学欲成为中国当代的主流话语，有其优势和可能。作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将文明延续数千年至今的国度，传统文化是中国的一大骄傲。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与人们的国家认同、历史认同、自我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它深深浸刻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血液骨髓之中。这样一种天然血脉相承的东西，易于在观念层面上被普通人接受；时至今日，在体制内正统意识形态日渐萎缩虚脱的背景下，相对于西方意识形态，执政者也显然更愿意看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不仅如此，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已经超越国界，延伸到整个全球华人圈和东亚儒家文化圈。由于中国在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太厚重，因此至少在全球华人圈，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自我身份认同仍然息息相关。主张“亚洲价值观”的李光耀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曾对他疑忌重重，因为范认为“你们中国人无论出来多久，骨子里总还是中国人”。
中国可以依据传统文化搭设一个平台，以之整合全球华人，在全球化时代，展开全球性的文化竞争，建设一个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及全球华人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而且这也可以成为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即中国文化拓广了世界文明的进路，丰富了未来的可能性。儒学虽然具有这种深广的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它在中国社会仍然居于边缘、沦为弱势，这是历史变迁的结果。儒学的复兴，受到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梗阻。
由于儒学是一整套高度自洽的内敛体系，它自然也受到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警觉和排斥。由于传承久远的儒学迄今还未衍生出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话语体系，因此它也不大可能仅仅在实用技术层面对正统意识形态有所帮助，所以此二者现在表现为某种不相容，这是儒学不能得到官方正面支持的主因。而特立独行的儒家话语，确实有可能使中国蒙受这种指责，这是官方话语不愿意让儒家靠拢的第二个原因。（冼岩：《儒学欲成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优势和难点》，《凤凰周刊》2004年33期总166期）
刘若南指出，从取消祭孔，到政府主导下的民间祭祀，再到官方公祭，这中间的转变耐人寻味。官方公祭乃至出面推广儒学，可能有问题。但公祭本身标志着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态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儒家文化被积极纳入政统解读。2004年9月，语言学家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和文学家王蒙五人发起签署《甲申文化宣言》，他们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下浮出水面，意义在于，它或许有助于实现观念市场上的均衡。学者当然要研究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研究希腊民主制度，英国普通法，美国司法审查，但他们似乎也应当研究周易、老子，研究周的制度和中国古典判例法，研究古代的社会自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改变对于传统的心态。不需要人人都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尤其是那种原教旨主义的精神，更是非常不可取的。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再度兴起，或者可以向我们演示另一种可能性：建设民主宪政制度的努力，并不妨碍我们同情、尊重和复兴传统。（刘若南：《大陆儒学复兴运动》，《凤凰周刊》2004年34期总167期）
陈荣照强调，儒家推崇和倡导的政治文明形态、儒学所涉及的有关政治文明方面的思想理论大致包括：一、民主、民本思想；二、行仁政，重视民生，倡富民思想；三、道重于君，限制君权思想；四、德法结合，自律与他律并举。通过以上对儒学与政治文明关系之探讨，可知儒家推崇和倡导的政治文明形态、儒学所涉及的与政治文明相关的思想理论主要有民主、民本思想；行仁政，重视民生，富民思想；道重于君，限制君权思想；以及德法结合，自律与他律并举的思想等，这些政治文明的思想资源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加坡陈荣照：《儒家政治文明理念的透视》，“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四）对儒学进行新诠释。
孔德成的献辞，主张孔子所说的“仁”，乃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中庸》也说：“仁者人也。”(唐钞本《论语》“仁”“人”尝互用。)道是路、是理，仁道就是日常生活中人人所应遵循的道理。因此孔子说：“苟志于仁，无恶也”(《里仁》篇)。也就是说具备仁德的人，始可称之为人。《孟子》与《中庸》所说，甚能契合孔子之意。因此而“老安少怀”(《公冶长》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篇)，以达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民胞物与的境地。（在2004年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孔德成的献词《孔子关于个人品德修养与伦理道德的学说》）
郑彝元重视中国有一个顺天应人的道统。这个道统集中体现了华夏文明三才一贯的宇宙观、群己善恶的人性论与执两用中的价值观。这道统三个层次是华夏文明生命力的不竭泉源、累代传承不替的根本原因。孔子用“止于至善”的中庸至德赅括了道统的三个层次，并用政刑德礼兼行的政治思想封道统作了具体诠释。（泰国华侨崇圣大学郑彝元：《中国特色与道统复归——论孔子政刑与德礼兼行的政治思想》，“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艾皓德分析和评论儒家的情商，认为《礼记》对情的态度和现代情商思想很接近，有正面和反面态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先秦儒家的著作中都存在着。比如说，《性自命出》一方面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甚至“礼作于情”，另一方面又说圣人需要“理其情”，君子也需要“美其情”。
1400多年之后，朱熹说“情有善恶，性则全善”，但宋明理学的趋势与先秦诸子不同。在哲学的范围当中，情的地位越来越薄弱了。王阳明虽然十分重视人的内心活动，可是他仍然对“任情恣意之害”、对“恣情纵欲”和“任情任意”都表示忧虑。情在文艺评论的地位一向很重要。《礼记·乐记》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孔子诗论》说“乐亡离情”，《大序》说“请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说“诗缘情”。（挪威奥斯陆大学艾皓德发表《儒家的情商》，“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安乐哲主张中国哲学是过程哲学，中国从生生不息的《易经》开始，就是一种过程哲学。我们看这样一段话来证明这个判断。我们看《论语》：“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这个表示什么呢？如果看《论语》，弟子们每次问孔子“仁”是什么意思？孔子每次回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对象不一样，教人要注意他们的个体区别，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仁”是孔子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虽然在孔子以前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概念，可是如果问孔子的中心概念的话，那就是“仁”。在《荀子·子道》篇里有一段非常妙的一段话，当第一个学生子路进来时，孔子考他，仁的含义是什么？子路的回答是“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说答对了百分之六十。第二个学生子贡进来的时候，孔子又问他这个问题，子贡回答“仁者爱人”。孔子说，好，对了百分之八十。第三个学生颜回进来，孔子再问到这个问题时，颜回的回答是“仁者自爱”，孔子说百分之百正确。为什么呢？因为“使人爱己”是单向的，“爱人”也是单向的，可是“自爱”是一串的，是爱你跟别人的关系，爱你跟你夫人的关系，爱你跟你的学生、你的朋友等等的关系，所以，这个“自爱”是爱你的关系，而不是爱一个个别性的自我。
我个人认为，如果谈到关系，谈中国哲学我们离不开家，也离不开孝。在中国的世界观中，关系都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比如，在一个教室里，有师父，有师兄、师弟、师姐、师妹，都是以天地为基础的原始家庭的关系。在《论语》或者《道德经》里，很多关系也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有时候虽然是宇宙论型的，可是本质上还是家庭关系。所以，让我们再看《论语》的第二句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这个道是一个在生活中的、有趣的东西。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庄子说：“道，行之而成。”（《齐物论》）这个道不是已经创造好的东西，而是我们要参与的一个过程。我们得行走，道给我们一个方向，给我们材料，可是我们要自己创造我们的将来，所以这个道是有创造性的。而特别是“务本”，那个“本”，是家庭，“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如果要做人的话，是从家庭开始的。再看一段，“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如果不经过礼，那就只是谈和，和是和谐，不是简单的没有受训练的统一，这个是“和而不同”的“同”。“同”的这种和谐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经历、过程，比如家庭的熏陶，从而成为一种和谐。《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从《中庸》的角度看，“一加一等于二”是一个错误，所以，这个宇宙仿佛是一个永远也没有办法了解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要排斥本体论，新的哲学就是那么简单。新的二元论哲学要开始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如果说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理论的话，那就太骄傲了。我只是这样把它说出来，只是我的说法而已。所以，那个“诚”字在一方面是创造你自己，而“道，自道也”（《中庸》），那个道是我们自己要参与的一个过程。“诚者，物之终始。”我们一个人的经验是结果型的，是圆满型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讲，最后有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的经验不是结果型的话，我们的生活太平淡，没有意义。可是如果我们平常一直有一个始，有一个终，那个终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始，所以《中庸》的意思按照我的了解是，“诚者，物之终始。”“物”，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经验，或者经验的一种圆满形态。没有创造就没有经验。“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我们不只是要创造我们自己而已，我们也在创造宇宙。（美国安乐哲《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3辑（2004年11月1日出版）
凯文·德拉图尔和西蒙娜·德拉图尔希望阐明儒学的许多方面直接运用到当今世界的途径，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对于阐释儒学与现代的关联来说术语学更新的必要性。作者考察了儒学具有为现代意识研究或意识学提供最初线索的可能性。他们也探讨了儒学在人类继续更新演进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他们将儒学观念的一些方面同意识学中相关的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值得强调的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作为两个领域中的重要共同点之一，在其广泛意义上见于《中庸》。《中庸》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提出了诸如其开篇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所显示的“顺应宇宙之流（性）”等高级形上学观念，以及如何实现这些观念的说明。由此，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儒学和意识学之间可以互惠的途径。（巴西凯文·德拉图尔和西蒙娜·德拉图尔：《儒学和意识学》，“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六、否定儒学的代表作与不和谐音符
2004年也出现了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文章。Dionys通过读《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北京三联书店)，提出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自1587年之后，朱翊钧除1589年短暂出行过一次，此后30余年居然未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Dionys：《儒教误国：读〈万历十五年〉》 2004-07-15）
杨光宗文章说：儒家思想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还重要吗？中国一度是古代世界的技术领先者、航海设备以及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者等。此后，这一切似乎都陷于停顿，欧洲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成为这个一度十分自豪的民族的征服者。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工业革命？这是语言学家迈克尔·哈力代在最近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哈力代教授的研究，中国南宋时期的物质条件可与西欧工业革命时的条件相媲美。那么，为什么中国转而衰败了？答案在于：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鼓吹“礼”，对等级权威的推崇遂成为中国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儒家经典成为中央王朝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把社会的精华吸收到故纸堆中反复分析考据。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精英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创造性的思想枯竭了，中国从里到外开始溃烂。致命的是，儒家教义禁止冒险性的活动，历朝历代每个儿童必须铭记一句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种情况至今存在。容易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体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顺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风险、害怕变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都被抛弃了，继而产出了一代又一代束缚在课桌上、只读圣贤书的体弱之人。
中国变成了一个求平安、怕出事的国家，从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西面，古都西安，意思是“西方安定”。强调王朝域内和平产生了两大驯化的象征性过程：烹调和赌博。中国的烹调几乎征服了全世界；而另一个中国人所热衷的是赌博，麻将是最佳的象征，这是一种把人留在家中的独出心裁的方式。中国人不会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去南极探险，而是从与此类冒险的心理等同物中来寻求刺激，肾上腺素的释放并无差异，冒险于是就升华为对身体不危险的赌博了。
中国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国家，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则演化成一种“阳”文化，把冲突和竞争变为推动人类进步的肥沃的土壤。
中国人喜爱龟是因为它很少活动和长寿，但像化学家布赖恩特·科南特这样的西方人看法则截然相反，“看着龟！它只有在脖子伸出来时才前进。”中国人的理想是和平地生活，最后体面地辞世，长寿或者在安乐椅上享受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基本追求。中国的艺术在各种形式上都强调和谐与平衡，这些是个人修养所必需，但缺乏社会功效。在中国整个古代史上，除了羽毛球之外，中国人对于体育的发明无所贡献。（《凤凰周刊》 2004年第28期（总161期）发表特约撰稿员杨光宗的文章《儒家之祸》，杨光宗为香港英语教师和“香港英语促进协会”创始会员）
除了批判文章，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如台湾“总统府”2004年9月27日举行中枢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典礼， “府方”发给记者的“总统”行程及官方网站上的“总统府”活动，都写成“孟子”诞辰。年年举办纪念孔子活动的“总统府”，竟然“孔孟不分”，这个乌龙让人啼笑皆非。据《中时晚报》报道，“总统府”官方网站上周五发出的“总统”、“副总统”活动行程中，都注明上午10时参加中枢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孟子诞辰暨宣誓典礼，直到昨天早上网站才改回“孔子”，但发给记者的行程通知已无法更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09-28台北讯）
还有一位对儒学普及不够闹出一些笑话。新加坡小朋友把“孔府”（Confucius Mansion）说成是“Confucius Government”,把孔府理解成孔家的政府。历史老师向学生们介绍孔子的生平事迹。他说：“孔子，名丘，字仲尼。他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老师正要继续讲下去，一名学生突然举手问道：“老师，孔子春秋时期是鲁国人，那冬天和夏天他是哪一国人呀？”（公孙笑：《孔子与孩子》，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12-19)
而大陆的一些不规范做法则受到台湾同胞的批评。龚鹏程批评大陆2004年的祭孔仪式，指其祭礼不正供，祭场混乱，太监服都登场，猪屁股正对孔子像，是个大笑话。龚鹏程应邀参与大陆的祭孔，从上月26日晚的孔子文化节开幕式开始一路与会。他感叹“寂寞孔孟”，晚会上“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只见费翔、凌峰唱歌，还有宋江拳、阿里郎歌曲演出，佐以烟花火炮等。龚鹏程说，就以当天祭孔典礼本身而言，一点也不庄重。祭器、祭乐都不用，他站在大成殿里面往外看，吓了一大跳，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放颠倒了），原本三牲是要供给神吃，这下神只能吃猪屁股。参与祭典者的穿着也很奇妙。乐生身着清代官服，礼生更乱，着戏装跳怪舞。司仪穿着一套太监服来祭孔，且穿着文官一品的白鹤补服，形成太监祭孔的趣闻。打鼓的乐手戴顶花翎，礼生乐生的衣服也是五色杂陈。祭孔开始，礼生吹笛吹笙一会儿，接下来是麦克风咿咿呀呀乱叫，一批妇女跳上台，台上飘着彩带，另一批穿戏装的妇女又跳上去。龚鹏程形容这简直是舞台剧，令他感到丧气、愤怒。龚鹏程认为大陆不晓得如何尊孔，还要在曲阜附近兴筑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下孔子又变成招揽商人及吸引外资的可怜掮客。（据《中时电子报》报道）
1982年，为庆祝孔子诞辰2533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致祭孔子大典筹委会主任的信中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1970年获得诺贝尔物埋学奖的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国际先驱导报》(International Herald Leader)，2003年1月17日（第32期）第3版发表了胡祖尧的文章《诺贝尔奖得主推崇孔子？：悬案十五年终揭晓》）我们真诚地希望未来世界能够多一些对儒学的开发和利用，少一些对儒学的谩骂和不和谐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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