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20世纪初，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谋求变革，不得不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富足，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赚钱的中国人亟须精神信仰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 到了新世纪，伴随《百家讲坛》的推出，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更有甚者，呼吁要将儒家思想树立成“国教”，重走康有为的老路。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思想被人们广泛关注，它才会泥沙俱下。其实，早在百年前，就已有一部分人在做着维护传统的努力，但他们大部分人已成为了历史上的失语者而被忽略。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其实就是在接续前辈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学者对话的人，也是最早一批使用西方思想来对儒家思想进行解剖的人。  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代表作有《朱熹哲学研究》、《哲学与传统》、《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 现如今，陈来的几十本著作一版再版，《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有无之境》等书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拉近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在反复回望中，带着眷恋与爱，接受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抚慰，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力量与理性，为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进行历史的定位，以及意义的诠释。 陈来谈“国学热” 学者李泽厚曾如此评价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内,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有水平的。” 李泽厚虽然不同意陈来在《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一书里有关巫术与宗教起源的分析，但作为开启中国大陆一代思想学术风气的前辈，他能如此评价陈来的作品，足见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回顾陈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可见其研究带给学术界崭新的思考范式，也为当时的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带来契机。“文革”以前，儒家思想常常被当作糟粕而加以摒弃，宋明理学成为“唯心论”的典型代表，“存天理，灭人欲”则成为封建卫道士的象征。 但陈来却在那个时代突破了几十年来对儒家思想负面评价的藩篱，从文本入手，力求还原真实的儒家思想。从《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到《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再到《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陈来几乎打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利用西方的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力求让它们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恰如陈来在一篇报道中所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也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少年生活的磨炼，从“劳其筋骨”到“动心忍性” 1952年，陈来出生于北京，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青年陈来也经历了上山下乡。 1969年春天，陈来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抱着“屯垦戍边”的理想，和朋友奔赴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每天要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河水灌溉粮食作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少油无肉的饮食，让他们倍感艰辛。 不过陈来却没有因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砺失去求知的动力，他在业余时间拼命阅读能找到的文学和历史类书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等书，就是在那个时候系统阅读的，这一开阔的阅读方式，也训练了后来融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能力。  《古代宗教与伦理》 陈来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与伦理观念研究的代表作，他把中国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框架中比较考察，并且广泛地吸取了世界学术的研究成果。 1973年，因为表现出色，陈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那个年代，常常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连学习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进入地质系的陈来并没有放弃自己本身的兴趣和志向。因为课业不多，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兵团进行重体力劳动，陈来反而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思考，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世界通史》和《世界哲学史》等书籍。陈来后来回忆，在兵团和大学的两段岁月，让他的理解能力得到系统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为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铺垫。 1977年秋，“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宣布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考试，陈来主动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在初试的时候，陈来的专业课成绩非常高，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绩却不理想，不过，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让陈来进入复试。陈来果然不负众望，顺利进入哲学系就读，师从哲学史家张岱年。 从书斋到文化讨论，探源古代思想文化世界 陈来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异常刻苦，为了研究朱熹，他将图书馆里面相关的资料全部找来阅读，每天从早到晚进行资料的抄写，《四部备要》的《朱子文集》等都被他翻烂了。但这段深入原典细心求索的日子，让陈来掌握了哲学考证的功夫，也让他成为朱熹哲学研究的权威。 1982年，美国举办国际朱熹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研究朱熹的学者齐聚一堂。当时，日本理学大家山井涌提出，朱熹的“理生气也”不见于任何朱熹的著作之中，无法查考，在座的各国学者也无法解决。然而，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却被陈来解决了，他写出了专门文章。美国朱子学权威陈荣捷看到这篇文章十分欣喜，并将此文寄给了山井涌。 陈荣捷由此注意到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五年之后，当陈来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出版，已经86岁的陈荣捷欣然作序，并称陈来此书是“划时代之作”。  《朱子书信编年史考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还有一批民国时期的学者健在，陈来有机会亲身向他们请益求教。这里面，除了导师张岱年之外，冯友兰也对陈来的学术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1年，陈来毕业留校任教，后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陈来经常就朱熹思想的问题向冯友兰请教。冯友兰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与陈来谈。那时候，冯友兰正在潜心写晚年的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陈来便帮助他整理隋唐以后的部分。陈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冯友兰也全盘接受，他很欣赏陈来的才学。1985年，冯友兰让陈来做他的助手，他曾跟自己的女儿宗璞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可见其对陈来的欣赏。 陈来博士毕业后，除了朱熹哲学研究之外，思路也逐渐扩大，陈来一边写在后来被人看成是第一部为王阳明正名的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和追溯儒家起源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著作，一面进行文化讨论。  1986年夏，陈来博士毕业后，成为冯友兰（左）的助手。 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来源 在陈来看来，儒家思想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拓展，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要成为现代儒者，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必须要有文化和道德的关怀。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陈来开始参与文化儒学的讨论，1989年发表《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希望对批判传统文化的源流时期进行梳理，以求开出符合时代的新命题。 “五四”时期，不仅产生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同时，也有一批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人所注意。陈来认为，应该注意这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曾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来后来说：“‘五四’对儒家的批判是基于近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80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儒学碰到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全方面的挑战，是儒学近代以来造成困境的根源。所以，只有全面回应这些挑战，儒学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谋求新的发展。所以，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古代宗教与伦理》的姊妹篇。作为一部“春秋思想史”，全书通过对前孔子时代的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具体研究，阐明了春秋时代的文化与西周文化在精神气质上的连续性。 很多人批评陈来是保守主义，但陈来并不拒斥现代化。在陈来看来，儒学应该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里面的一维，儒家思想应该在生活伦理方面体现它的功用。现代社会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迷失，而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安宁，通过提高现代化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及人文环境，才可以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陈来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下也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要从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适合时代的理论。冯友兰曾经写作“贞元六书”，其目的是运用儒家思想提出符合时代的人文精神。陈来接续了冯友兰的讲法，提出重塑中国传统经典的权威，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自信。 面对现实，陈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这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国文化本来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才可能恢复中国文化的生机。 陈来的愿望是在一个新的文明结构中，不但有政治、经济、科学等制度化建构，应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正是这一强烈愿望，使陈来总是“方在创造之中”。 对话陈来 新京报：你现在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怎么看待“国学”这个词的流行？它与我们之前讲的哲学又有什么关系？ 陈来：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早在上世纪20年代，章太炎、邓实、吴宓就讲国学，国学的本意是中国古典学术体系，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叫国学，只有学术性的部分才叫国学，是针对西方的西学所提出来的。今天，由于语言约定俗成的关系，人们将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也不能说错。 关于与哲学关系的问题。国学就文献载体而言，还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其主体。民国时期，章太炎为了将国学与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对接，将子部视作哲学，史部视作历史学，集部视作文学。现在来看，子部要比哲学大很多，哲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新京报：冯友兰曾提出对国学“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差异，你觉得今人该如何继承古人的哲学？ 陈来：“照着讲”就是说，古人是什么思想，就讲什么思想，规定作业的方式和性质，不能胡乱解释。“接着讲”是指，从思想方式上弄清楚古人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然后把这些资料当作基础，进行符合时代的阐发和发展。这几十年，我们比较鼓励“照着讲”，不太鼓励“接着讲”。 现在的学术思想界，哲学史做得很好，大家有目共睹。但如何才能在古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今天的思想呢？我觉得从国家到社会，对这一点的鼓励都不足，对思想创新的认识同样不足。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今天讲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要有传承，还必须要有发展，多鼓励独立思考。 从孔子在当代中国的重新登场开始,以面对世界文化而提出新的哲学观念“多元普遍性”为结束,对儒家思想和儒学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新京报：很多人一谈到儒家，心中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既然儒家思想那么有用，中国为何会在近代以来持续衰落？这不恰好说明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该由儒家负责，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是不对的。中国近代的衰落，部分应归结为清代的治理体系。而且衰落是相对的，其实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乾时期还是很强大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新的科学革命，后来发展出大工业生产，这的确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而来，它的崛起过程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看到中国，要综合地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待。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形式继续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新的世界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跨越这些挑战，建立新的文化理念。 新京报：随着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学热”方兴未艾，其中不乏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吹捧，读经运动、汉服运动、跪拜孔子越来越流行，甚至有某种极端化的倾向，你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陈来：传统文化复兴应该是全方位的，读经运动、汉服运动只是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不应该一概抹杀。有些人，特别是女生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在古典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这都是挺好的。读经运动也是如此，现在的人不了解传统经典，让小孩子补上经典课程，能够对儿童性格和道德观的养成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都属于国学传播和普及教育。 当然，现在的普及工作也饱受诟病，泥沙俱下。有的人能有理念、有规划，一步步进行文化复兴工作；但有的人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急急忙忙进行这些工作，不会有好的效果。这些国学普及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学习过西方文化，没有出过国，他们的关注范围往往局限于传统文化，无法通过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性的认识。 我想，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吧，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一部分人对西方了解不够，只能期待他们慢慢多了解，不能要求过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