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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一般指的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进程。在世界近代史上，这个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西欧开始的，然后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除日本外，由于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略夺，直至本世纪40年代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先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逐步走上现代化的进程。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程，这也就是目前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至17、18世纪时，在其封建社会内部也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了，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地也将独立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然而，由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改变了亚洲这些国家的自然发展进程。在种种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个别国家，如日本，加快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成为亚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强国，并且加入了欧美殖民主义者的行列，一起来侵略和奴役亚洲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而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则由于沦为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经济、政治都被畸形地发展了；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道路。因而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刻加以历史反思的题目。关于东方文化与现代化，特别是与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值得深刻加以历史反思的题目之一。 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东方国家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开始时，东方国家主要是为欧美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所震动，以为欧美的强大只是科技上的先进、物质上的富裕，所以当时东方国家的一些进步政治家、思想家的着眼点， 集中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上，以求富国强兵，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中的“夷之长技”，即主要指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同时期日本思想家、政治家提出的“西洋艺术”，也是就西方科技而言的。 以后，人们认识到，欧美诸国科技之所以先进、物质之所以富裕，是由于他们进行了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科技、物质的快速发展。因此进而积极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鼓吹立宪、开议院，学习欧美政体，推行变法改制。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戍变法，都是在这种认识下发动起来的，然而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前者取得了成功，后者则失败了。 与此同时，人们对西方文化也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试图从总体文化方面来探求一下东西方国家间所存在的强弱差别的原因。由于当时的东方国家大多处于落后、贫弱的地位，而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先进、富强的现成榜样，因此，在人们的思想上很自然地会把先进、富强与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认为，要改变东方落后、贫弱状况，只有向西东学习，积极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而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东方文化，则视作是迈向现代化的严重障碍，给予激烈地批判和否定。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在现代化与西方化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划等号的，可以说，所有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的，无论在思想舆论导向上还是在社会改革实践中，“西化”都曾是东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股主要的潮流。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要求用以讲求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化来改革东方各国的落后现状，应当说是一大批先进的东方人的合理奋斗目标，是一股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潮流，而当时人们对东方文化所持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也主要是从其落伍于时代，与近代西方文化相比所显现出的强烈的时代差距等方面提出来的，那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时至今日，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论和民族虚无主义，在东方世界中还有相当的影响。不仅有一些人还在那里积极地鼓吹，而且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实际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这些已引起了东西方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思考。 其实，近代西方文化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经过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近代西方文化内在的偏颇和弊端（包括民主和科学各方面），日益暴露出来了。同时，本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东亚地区“四小龙”（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经济上奇迹般的腾飞，显示出了东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特色。其中那些与东方文化相关连的特色，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的广泛重视和研究。因此，在今天的历史环境下，很有必要对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合理地吸收西方文化，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等问题，加以深刻的历史反思。 历史的反思并不是要人们去纠缠于那些历史的陈年旧账，也不在于简单地去判清那些历史上的是是非非，而是要人们从中找寻出现在和未来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并根据现实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根据当前东亚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所提出的问题，在如何对待东方文化的问题上，我认为有许多方面是需要人们去认真进行探索和规划的。 在当今信息时代，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相互吸收和融合，已成必然趋势。而与此同时，文化多元化和寻求保存不同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特质的寻根意识，也在不断地增长。我们既不应因融合而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不应因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特质而拒绝交流、吸收和融合。对于这两种时代的趋势，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应当在认识上和行动上有一种自觉。如上所述，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造成了许多东方人在文化问题上的一种偏识，即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东方文化自惭形秽。因此，对于东方人来说，提高对于东方文化的自觉，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东方人的这种文化上的自觉，首先应当纠正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偏识。这种偏识主要是由于有些人只强调东西文化之间的古今区别而造成的。其实，东西方文化之间有许多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某些思想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异，反映了人类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多样性，是不能完全用古今差异来概括的。它是由不同区域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文化差异。这两者，同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它们相辅相成，互补互进，而不应当强分优劣高下，是一非一，存一去一。 本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中国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大争论，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当时有不少学者就明确指出，“‘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刘挈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1935年6月，引自《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1990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或者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说，简要地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1985年4月、引同前书）这种强调不论是对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本着“现在”的立场去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的思想，即使在今大也还是有启发的。又如，当时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已强烈地意识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主体自觉的重要性。有的学者讲，“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所以，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1935年1月，引同前书）有的学者则说，“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提出了在文化上应坚持“不忘自己”、“为的自己”和“不独化，不同化”的原则。“不独化”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可闭关自守的企求复古”；“不同化”是说，“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文化与民族，不可在与欧美文化接触之时，便为欧美文化所同化。”（同前引刘挈敖文）总之，在文化问题上，“自大心是不可有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却是绝对离了不可的。盲目的保守固然危险，随便乱化也是笑话。”（同前引张熙若文）这些论说，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一种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独立自强精神，它也是我们今天所应当坚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