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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字子玄，生于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死于公元312年（晋永嘉六年），是西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之一。 郭象的主要著作《庄子注》，相传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而成的。此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已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的《论语义疏》中。对于郭象的哲学思想，历来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他与裴頠的“崇有”论一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有的则认为，他的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本文想谈谈个人对郭象哲学思想的一些看法，以求正于大家。 一、“独化”说的神秘主义本质 “独化”一词是郭象创造出来用以解释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一个基本哲学概念。所以，“独化”说是郭象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郭象“独化”说的提出，是有其先前理论斗争上的背景的。 在郭象之前，玄学唯心主义者，如何晏、王弼等都提倡“贵无”，以“无”为天地万有的“本”、“体”。如何晏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之为事，由无以成”（《道论》，见《列子·天瑞篇》注）。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四十章注）。又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老子》一章注）。“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老子》十一章注），等等。这些都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统摄于“无”这个根本，离开“无”就没有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这种“贵无”的唯心主义理论在社会上传播，造成了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流弊。西晋时裴頠就指出，那种崇尚虚无的风气，使人们“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晋书·裴頠传》）。因此，他专著《崇有论》以释“贵无”之蔽。他指出，“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认为，从理论上讲，“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同上）。经过裴頠的批判，暴露了“贵无”论在理论上的荒谬和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流弊。 郭象的“独化”说从表面上看是接过了裴頠关于“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等观点的。因此，他也反对何晏、王弼等“贵无”论者把“无”说成是统摄万有生成、变化的共同“本”、“体”的理论。但是，他把“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绝对化、神秘化，使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领域，因而他的“独化”说在理论上又与裴頠的“崇有”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郭象对于“无”的看法，与裴頠也是不同的。裴頠对“无”的看法是：“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晋书·裴頠传》）。他认为，“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同上）。这就是说，在裴頠看来，所谓“无”，是“有”的亏损或消失。郭象是如何来解释“无”的呢？他说：“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在宥注》）。又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知北游注》）。这是说，“无”不是相对于“有”而言的，“无”既不是生成万物的“本”、“体”，也不是“有”的亏损或消失。“无”仅仅是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没有任何原因或根据，而是“自生”的。所以，郭象概括他对于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庄子注》序）。这也是他“独化”说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这方面来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他曾明确地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齐物论注》）。因此，他十分强调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自然而然”。他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同上）。“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又说：“（天）不运而自行也，（地）不处而自止也，（日月）不争所而自代谢也。皆自尔。”（《天运注》）。这些观点，应当说是郭象“独化”说中包含的合理因素。但是，郭象的“独化”说中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那就是，他认为天地万物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突然发生的。这也就是他常说的，“突然而自得”（《天地注》），“欻然自尔”（《庚桑楚注》），“忽然而自尔”（《知北游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等等。就这方面来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郭象所谓“突然而自得”、“忽然自尔”等，也是为了强调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没有任何原因和根据的。他认为，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如他在解释《庄子》“必出乎无有”一语时说：“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有耳”（《庚桑楚注》）。对于这种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思想，郭象有一简明的概括，即所谓：“独生而无所资借”（《知北游注》），或者说：“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齐物论注》）。在这个问题上，郭象有一个十分错误的逻辑推理。他认为，如果事事物物都要寻求其原因或根据，这样寻求起来就没有个边际了，因此，只有断然肯定一切事物都是“无待”、“无所资借”的，才能使“独化”的道理明白透彻。这就是他说的：“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率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齐物论注》）。列宁曾经说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五七页）。郭象的“独化”说正是从反对宗教神学的“造物主”、反对天地万物依赖于“造物主”而生成、变化这一点上往前多走了一步，从而得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原因或根据的错误结论。 唯物主义认为，就整个宇宙来说，它的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也就是说，物质世界存在的根据就在它自身之中，不应当到它之外去寻找什么根据。但是，就物质世界中的每一具体事物来讲，则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需要依赖其它事物，没有任何原因、条件而独自存在的个体。郭象所谓的“独生而无所资借”，并不是指整个宇宙存在而言的。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一个样的独立个体，只有个性，而不存在共性。即使如他说的“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逍遥游注》），也只不过是指万物个体数量上的总合，而非指万物整体共性而言的。因此，他讲的“独生而无所资借”，完全是指每一个体事物的生存、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和任何原因的。郭象的这种思想就和裴頠“崇有”论中的观点有了根本的不同。裴頠否定“无”能生“有”，但却强调“有”必须有所“须（待）”、有所“资”，即必须有所依赖、有其根据才能生存。这就是他说的：“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当然，裴頠说的这种依赖或根据是：“济有者皆有也”，即万物互相依赖、互为条件，或者说互为因果，而并不是到万物之外去找什么原因或根据。所以，裴頠的思想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郭象则不然，他把所谓“物各自生”推向绝对化，根本否定万物的个体生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根据，根本否定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郭象是走得非常远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仅不需要外部的条件，甚至也没有内部的原因。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可见，郭象所谓的“有”，只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无根无源，互不关联。不仅如此，这样的“有”，就连它自身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所以说，郭象的“独化”说，在论证天地万物生成和变化的问题上，虽然抛弃了“造物主”，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坑。 郭象的“独化”说为什么会从否定“造物主”而陷入天地万物毫无原因的突然自生的神秘主义呢？除了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错误逻辑推理外，还有其理论上的根源。郭象虽然反对王弼“以无为本”的理论，即反对把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归结为由一个共同的根源“无”所决定。但他在论证每一事物个体的生成、变化是“无待”、“无故”的时候，不仅把“无”绝对化，使每个个体都成为没有任何原因、条件的孤立存在，而且进一步把“无”抽象化，把“无”归结为每个个体的“真性”。郭象认为，每个事物都有它的“迹”和它的“所以迹”。“迹”是指事物的“形”、“象”，“所以迹”是指事物的“真性”。从事物的这两方面来说，郭象认为事物的“迹”是其“所以迹”的表现。他在注《庄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一语时说：“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则六经也”（《天运注》）。意思是说，“六经”只是先王之“迹”，这种“迹”是先王的“真性”，即“所以迹”的表现。具体来说：如“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尧虽在宥天下，其迹则治也”（《在宥注》）等等。郭象又认为，“迹”是表现出来的的东西，有形有象，可言可说，也就是已生之“有”。这种已生之“有”是要受到时间、空间的局限的，所以是“不足恃”的。如他说：“诗礼者，先王之陈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为奸，则迹不足恃也”（《外物注》）。又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胠箧注》）！？既然“迹不足恃”，则当求之于“所以迹”。郭象认为，“所以迹者，无迹也”（《应帝王注》）。这是说，“所以迹”是无形无象、不可言说的，因而也是无法认识的。他说：“浑沌玄同，孰识之哉？所识者，常识其迹耳”（《天地注》）。然而，这个“无迹”的“所以迹”却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局限，可以“乘群变，履万世”（《应帝王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