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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儒家伦理，在中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而这种争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中国在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绝大多数社会改革家和进步思想家的头脑里，都把儒家伦理看作是阻碍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政治理念、文化观念上的主要障碍。因此，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对传统伦理观念，主要是儒家伦理观念，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的社会性的批判运动。 中国近代史一般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起点，然而如果从思想文化上的觉醒来分界，则当从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变法维新运动的掀起作为起点。从那时开始，西方民主、自由，立宪、共和等思想观念、政治理念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深入检讨与严厉批判。在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中，对传统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批判得最激烈的是谭嗣同。他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罗网”，而他所谓的“罗网”就是传统伦理观念的核心——“三纲五常”。 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把批判传统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作为根本的任务。新文化运动的正面口号是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而其反面的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在当时那些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头脑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它的伦理观念，是与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新文化绝不相容的，不彻底打倒“孔家店”，就不可能建设起“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所以，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维新运动的领袖们相比要尖锐得多，深刻得多。新文化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无不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的大批判。鲁迅通过小说的笔法，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描绘成一部“吃人的历史”，把传统儒家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以历史论文形式痛斥宗法制度与儒家伦理的吴虞，亦被胡适赞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们的批判，在社会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对传统文化、儒家伦理批判主要是在理论层面，其影响也主要在知识阶层的话，那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又把这种批判发展为广大民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湖南农民运动，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农民运动把对传统文化和伦理的理论批判变成了行动的批判。毛泽东把传统伦理概括为套在广大民众头上的“四大绳索”，即“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农民运动则把它们彻底打翻在地。他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实践批判，广大民众才有可能获得精神上、肉体上的真正解放。 从变法维新运动以来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的批判，应当说都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没有这种冲击，中国社会的向近现代转化可能要困难得多。然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从变法维新运动，尤其是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的批判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的倾向，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的否定式思维方式，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不能从正面来议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伦理的问题。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些学者曾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提出了历史、文化、道德的继承问题，结果是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而且成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导火线。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在“大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狠批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下，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再一次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与否定。尤其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更把“批孔”、“批儒”运动推向到了家家户户，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变成了最现实的政治斗争问题。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对传统文化、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作出客观、公允和正面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以后，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得到了纠正。不少知识界人士对于近百年来我们民族在对待传统文化上的偏激情绪和偏面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检讨。因此，对于传统文化、伦理，包括儒家伦理在内，大多数人开始能用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去进行分析研究。而且认为，继承与发扬其中的优秀部分，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是极其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当然，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传统文化、伦理抱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仍然把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伦理，看作封建意识和封建道德，而予以根本的否定。不过，尽管如此，我个人仍认为，现阶段是中国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问题最为正常的时期。 经过这么长时期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和清算，那么儒家伦理在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究竟还有多大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是有不同认识和估计的。 一些人认为，儒家传统伦理根深蒂固，尽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激烈批判，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深层的人际关系中，以及比较闭塞、落后的农村。因此，他们认为，清除儒家传统伦理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原则的观念和规范，仍然是当前思想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些人则认为，儒家传统伦理在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可言，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少人脑子里还有“孝悌”“忠信”等伦理观念？而由于以往的过分否定儒家传统伦理，以至于在一般人的头脑中，特别是青年中，连最起码的家庭、社会伦常观念都不清楚。更有一些人在模糊不清的“自由”、“平等”等观念的驱使下，甚至连如何克尽正常社会分工下个人职业职责的伦理观念都没有。因此，当前很有必要强调一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认真地吸取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和需要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伦序。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估计，主要是由于两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应当说都是中国现社会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当前的问题是“破”和“立”那个更迫切，哪个应当放在第一位。以往，人们受“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把“破”看得比“立”更重要，乃至以为“破”了旧的，新的自然就会“立”起来。因此，长期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是“破”多“立”少，“破”强“立”弱，甚至有些方面是有“破”无“立”，其结果则是造成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其实，“破”和“立”是既有联系而又不能互相代替的。“破旧”只是为“立新”创造了条件，而并不能替代“立新”。“新”如果“立”不起来，或长期不“立”起来的话，除了会造成上面所说的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茫、空白和无所适从之外，已“破”的“旧”还可能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就这一意义上来说，“立”比“破”更显重要，而且通过“立”，人们将全面地检讨前此的“破”，因而也能减少继续再“破”时的盲目性和偏面性。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要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认真地研究和吸取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那些合理的内容，建立起符合时代精神所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我相信，通过建立和倡导这些新的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伦序，对于继续清除那些残留的、不合时代需要的旧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将会更有力和有效。 二 在现代中国谈论儒家伦理，一是不能忽视儒家伦理曾长期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其中确实包含着许多为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服务的规范和不再适合时代潮流的内容，前者如“三纲”等，后者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二是不能无视近百年来对传统伦理严厉批判的事实，因为这一历史的批判是有其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是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三是在当今世界文化日益趋向多元综合的整体环境下，必需打破儒家思想文化和伦理一统或独尊的传统思维模式。因此，在现代中国提复兴儒学或儒家伦理，乃至于笼统地提复兴传统文化都是不适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