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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是我国十六世纪（明中叶）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创作的《牡丹亭》、《南柯梦》、《邯郸梦》、《紫钗记》（即“临川四梦”），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为当时剧坛所推许，而且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汤显祖的戏剧作品所以能在当时社会上发生巨大影响，与他在作品主题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他在戏剧创作中的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两者，又都与汤显祖在当时社会思想斗争中所持的态度和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有关。因此，探讨一下汤显祖的哲学思想倾向，将有助于弄清他戏剧创作的指导思想，有助于正确评价其戏剧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 一 汤显祖并不是一位哲学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我们从他的戏剧作品和一些书信、杂著中，还是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论述，看出他的基本哲学思想倾向。 汤显祖的一位同时代人王思任在概括“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旨”时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1]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汤显祖的思想中包含着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和侠义思想的因素。王思任在这篇叙中还说道：“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因此，他对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着意表情之旨又加以点明说：“若士以为情不可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王思任的这个评论，可谓深知汤显祖者。 汤显祖本人在《牡丹亭题词》中也明确点破了这个主旨。他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又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王思任所说的“若士以为情不可论理”。 汤显祖在这里提出的关于“情”和“理”的关系问题，既是他戏剧作品中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和中心主旨，同时也是他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他对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说都由这个问题出发，而又都落脚到这个问题。 汤显祖的四个剧作都是以梦出戏的，那末梦又从何而来呢？他在说到他的《南柯梦》和《邯郸梦》两剧时曾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2]由此可见，“梦”只是戏的表现手法，而“情”才是戏的表达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都是在刻划一个“情”字，而不只限于《牡丹亭》一剧。至于“情”主于何，归结于何，则四剧各有不同的侧重，也可如王思任所分析的，表现为仙、佛、侠等。总之，如实地表现人之“情”，不能以“理之所必无”去抑制“情”，这就是汤显祖戏剧作品中自觉的指导思想和中心主旨。 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讲，汤显祖提出的这个“情”、“理”关系问题，正是宋以来理学家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宋明理学家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在“情”、“理”关系上，简要地说有以下观点：一、把“理”与“情”截然对立起来；二、把“理”说成是“纯善”的，而把“情”看成是恶，是人欲；三、要求以“理”制“情”，直至灭“情”，因而提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或“存天理，灭人欲”。这也就是说，“理”中所无的，就不允许存在，亦即汤显祖在上述题词中所说的“恒以理相格耳”。 与此相反，汤显祖在这个问题上却明确地提出了质疑：“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在这个质疑中，说明了汤显祖是肯定“情”的，肯定只要出自人的真实感情的东西，其存在就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在否定把“理”作为绝对的标准，否定以“理”制“情”、存“理”灭“情”，否定把“理”与“情”截然对立起来。如果我们结合《牡丹亭》的具体剧情来看，这一点就更为清楚了。 当时，人们为了弥合汤显祖思想中与封建礼教的冲突之处，曾百般为之曲说回护。如王思任在上述叙中说：“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指杜丽娘）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其实，汤显祖在《牡丹亭》中何曾注意于所谓“感应相与”、“从一而终”等“情之正”处？而是肆意放笔于自然而真实的“情之至”处。他在《牡丹亭》中所着意刻划的杜丽娘的春思梦遇，寻梦伤逝，魂荐枕席，无媒自合，婚走野店等杜、柳之间的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恰恰都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者，是宋明理学家所痛诋的万恶人欲。此种“真情”、“至情”都是宋明理学家所谓“理中所必无者”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分明在以“情”抗“理”。他的这些思想，是与上述宋明理学家的观点正相反对的。这说明汤显祖在哲学思想倾向上是反宋明理学的。 说到这里，在分析汤显祖主要哲学思想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汤显祖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概况，这样才能弄清他的哲学思想倾向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来源。 汤显祖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在它的内部开始缓慢地萌发出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明王朝政治腐败，内乱外患不断，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猛烈地冲击着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其间，明王朝虽然几经整治和挣扎，也已无法挽回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颓势。 在思想上，明王朝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元代的方针，仍定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以理学教民，以理学取士。然而，随着理学的被奉为绝对权威，发展到这个时期已日趋教条、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假道学家，他们借理学以谋取个人利禄，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也使理学在一些进步思想家和正直人们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加之由于理学崇尚务虚，鄙视务实，高谈天理性命，不谙世情事功等等，对于解释当时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尖锐矛盾，也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到明代中期，出现了一股怀疑程朱理学的思潮。 这里首先要谈一谈王阳明开创的心学。王阳明面对当时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及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少数民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开始对程朱理学是否还能有效地起到维系人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发生了某种怀疑。他企图对程朱理学在理论上、方法上作某些改造和补充，重新建立起一种有实效的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礼教的理论。他批评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分“知”与“行”为两截工夫。因而提出了“心即是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思想，强调探讨性理必须与事功结合起来，不能离事功而空谈性理。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从理论上讲，只不过是企图用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去补充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谬误也并不比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少。 但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程朱理学被定为王朝正统思想的情况下，要提出一些与程朱理学不同的看法，也还是要有一定勇气的。王阳明曾说过：“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指罗钦顺）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是“不得已”而与朱熹思想有所牴牾的，但他也还是坦白地承认了他与朱熹思想存在着不同点。他说牴牾的原因在于“道固如是”，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出于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需要。王阳明为了使他的理论为人们所接受，能在社会上起作用，提出了判断是非应以自己的“本心”、“良知”为准，而不应盲从某个绝对权威。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4]他的这些言论，从其“本心”来说，也并没有根本否定孔子和朱熹之意，但在客观上，却对当时奉为正统的理学绝对权威起着动摇作用，对于人们摆脱宋明理学的思想束缚，也起着某种促进解放的作用。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出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王阳明心学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其中有一个流派史称“泰州学派”。这个学派由王阳明的学生王艮开创，他们进一步将心学主观唯心主义推向极端。这一学派的思想，在哲学基本问题上，鼓吹赤裸裸的唯我论；在认识论方面，完全排斥外求于物，而宣扬所谓的“天然自有”；[5]在道德修养上，则认为不需要任何有意识的、人为的修养，而只要体认自己的“良知”就行了。我们知道，“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赋的，人人固有的，但一般人常为私欲所蔽，因此要经过一定的修养工夫，消除蔽障，然后才能恢复本心之“良知”。这就是“致良知”。然而泰州学派从王艮开始就认为，“良知”是任何时候也不会被障蔽的，因此，学者之于良知，亦只要认识此体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6]这样，就连王阳明提倡的已经十分简易的修养方法也给否定掉了。 泰州学派顺着这条思想走下去，在理论上会引出一些什么结论，在实践上又会产生一些什么社会效果？这是值得注意的，也与我们探讨汤显祖的哲学思想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汤显祖的老师、泰州学派的一位著名学者罗汝芳的自述，他青年时代曾读到程朱学派哲学家薛瑄的一段话：“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今当一切决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体。”觉得很有道理，决心照此去做。于是，他便到一座乡间寺庙中去，在几案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对之默坐，使心与水镜无二”。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后，非但没有达到心与水镜一样平静，反而得了“心火”之病。正巧这时泰州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王艮的学生颜钧在附近寺庙中讲学，他就前去请教。当罗汝芳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后，颜钧回答他说，你这种做法“是制欲，非体仁也”。罗汝芳当时不理解颜钧的意思，反问说：“克去已私，复还天理，非制欲安能体仁？”颜钧于是进一步启发他道：“子不观孟子之论四端乎？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如此体仁，何等直截！故子之患当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孟子讲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仁、义、礼、智的“四端”。这是人的天性，只要顺着这“四端”，任其自然发展，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仁、义、礼、智，就象火一点燃，就会一直燃烧下去；泉水一流出来，就会一直流下去一样。这样的“体仁”，是多么直截了当！可是你时时处处都在这“天性”的“生生”不息之中，却不自知。罗汝芳听了颜钧的这番议论后，当下“如大梦得醒”，第二天一早“即往纳拜称弟子”。[7]在这件事中，颜钧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制欲非体仁”。这个思想是上述王艮等人认为“良知”任何时候都不会受蔽障，因此恢复“良知”不用“致”，而只要认识其“体端”的思想，在理论上必然会引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